《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本典籍，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孔子虽然不是《论语》的编者，但是《论语》中记载的基本上是孔子的言辞，只有一小部分内容记载的是他的几位弟子的言辞。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鲁国是圣人周公的封地，周公为周朝制礼作乐，因此鲁国较好地保存了周代的文物和典籍制度。尽管王室播迁、诸侯力政，但鲁国的礼乐文化绵延不绝。孔子小时候玩游戏，喜欢模仿祭礼仪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正是因为传统礼乐文化的延续，在秦汉之际，刘邦举兵围鲁时，鲁国儒生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汉朝建立，刘邦令制定朝仪，叔孙通与鲁地儒生共襄盛事。
孔子是商人的后裔。商朝灭亡后，周王朝以商王朝为圣人成汤之后，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商故地。经历了“三监之乱”后，改封武庚伯父微子启于宋地。因此说孔子是“圣人之后”，血统高贵。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七世祖正考父担任过宋国君主戴公、武公、宣公的上卿，做官非常谦恭，《国语》记载他校订过《诗经》的《商颂》。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主管军事的大司马，因得罪华父督被杀，孔家从此家道中落。到了孔子曾祖父孔防叔的时候，不得不迁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只是普通的士人，做过陬邑的长官，以勇力著称。叔梁纥跟妻子施氏生了九个女儿，他很想要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娶妾生下儿子孟皮，却天生跛脚，只好又娶了颜徵在，生下了孔子。
孔子的长相与众不同，生来“圩顶”，即头顶上中间低、四面高；又是“张面”，即大脸盘，但个子很高，有九尺六寸高，号称“长人”。
孔子生而贫贱，三岁时丧父，家境贫寒，随母亲迁居到鲁国的都城曲阜，住在靠近宫城的阙门，就是著名的“阙里”。孔子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畜牧的乘田，因此他曾感慨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十五岁时发奋学习，虽然学无常师，但好学不厌。三十岁的时候，孔子已小有名声，开始收徒讲学，是第一位私人授学的教师，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促成了平民士人的兴起。
孔子的仕途也屡遭挫折。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岁出来做官，被任命为中都宰，即中都的行政长官，取得了治绩，引起了各地的效仿，很快被擢升为主管工程建筑的司空，又被提拔为主管司法刑狱的大司寇。在与齐国的夹谷之会上，孔子维护了鲁国的正当利益。为了增强君主的权威，他试图削弱鲁国三公的实力，终失败。齐国担心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走向富强，于是给鲁国国君和掌权的季孙氏送去了美女和宝马，使他们怠于政事。孔子深为失望，带着颜渊、子路等弟子周游列国，辗转六个国家，奔波了十四年，受尽了苦难和嘲笑，遭到匡人的拘执、桓魋的追杀，甚至在陈、蔡之间一度断粮。孔子回到鲁国后，感到仕途无望，于是投身于文献整理、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
孔子是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主要保存在《论语》当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颜渊》记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仁”本指人与人相互亲爱，进一步发展为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仁”也是士大夫自身修养的道德要求（《论语·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和做官处事的原则要求（《论语·阳货》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仁”的实现途径是“忠恕”，“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也很重视“礼”，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认为“礼”是实现“仁”的手段。“仁”侧重对人内在品质的提升，“礼”侧重人对外在规范的遵行。“礼”本来是西周的典章制度，又是君子立身行事的仪节规范，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个人欲望。“中庸”是孔子奉行的“至德”。孔子主张中正平和，反对“过”与“不及”。但中庸不是折中主义、骑墙主义，不是教人圆滑世故，而是要求人的德行符合礼的规范，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强调了中庸之德所坚持的原则。
《论语》尽管主要是语录体的短章，但文学性也颇有可称。如语言的形象与鲜活，“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语言精练简洁，人物形象如在目前。《论语》还擅长通过简单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人物的形象，表现人物的性格，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如《论语·先进》篇的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人侍坐，是《论语》中具文学性的篇章。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是“诗教”，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而且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好手段。比如文学对道德的作用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通过学《诗》掌握礼的各种原则，完善自己的道德。文学对政治的作用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掌握《诗经》有利于政治与外交的开展。文学批评的标准是“思无邪”（《论语·为政》）。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汉代时《论语》地位很高，一度被汉文帝列于学官，与《孝经》同是学子的入门读本。东汉末年《论语》甚至与《易》《诗》《书》《礼》《春秋》“五经”一起被刻在洛阳太学的石碑上。魏晋以后，《论语》被列入学官，有专职博士传授。南宋朱熹将《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列入“四书”，与“五经”共同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教材。
目前通行的是《鲁论语》二十篇。汉代另有《齐论语》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问王》《知道》两篇；鲁恭王在孔壁发现的《古论语》，将《尧曰》的《子张》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两个《子张篇》，共二十一篇，惜乎未能流传。《论语》的注释本，一般以三国何晏、宋代朱熹和清代刘宝楠的著作为重要，但何晏的《论语集解》带有玄学色彩，朱熹《论语集注》受到理学影响，刘宝楠《论语正义》发扬了考据学家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保留了时代学术的印迹。《论语》的注本极多，朱熹的《四书章句》简明扼要，影响极大，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遍引前代说法和清人研究成果，忠实准确。今人通俗本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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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人入胜的设问，环环相扣的章节设置，明快晓畅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论述，讲述古典名著的方方面面，将新研究成果以毫不艰深的方式与大家分享。这不仅展现出古人的智慧，也展现出历史文化的有趣，让人对其心生亲近。——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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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中国重要的典籍之一，历来的研究和解读汗牛充栋，本书在继承已往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分为“人物篇”“文本篇”“流传篇”三个部分。“人物篇”着重介绍孔子家族的由来和孔子的生平经历、学术创获和教育成就等。“文本篇”重在分析《论语》所体现的孔子重要思想，并揭示《论语》的成书过程。“流传篇”重点关注孔子及其学派在后世的命运变迁和《论语》在不同时代的面貌呈现。本书既能融汇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又能别开生面地有所创造，兼具通俗性和学术性，是一本与众不同的《论语》精读本。

徐昌盛，男，1982年生，江苏盐城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文献研究。著有《绝代奇书：<淮南子>精解》《道德经译读》《孟子译读》等作品。

人物篇
1.商人后裔：孔子家族的来源/003
2.生来奇异：孔子的出生与长相/007
3.出身卑贱：没落之家的平民生活/013
4.俎豆礼容：追寻周公的礼乐文明/017
5.转益多师：孔子好学与儒家创立/021
6.四科十哲：翘颖如林的孔门弟子/025
7.『有教无类』：历史上第一个教育家/043
8.『君子不器』：曲折仕途的短暂辉煌/049
9.『丧家之犬』：周游列国的艰辛生活/056
10.『述而不作』：孔子的五经整理/063
文本篇
1.仁为核心：为人处事的根本原则/077
2.礼是规范：治政做人的基本遵循/083
3.中庸至德：儒家学派的高道德/087
4.经典生成：『语』体演进与《论语》成书/091
5.体制开创：语录体与说理文演进/097
6.文如其人：《论语》中的孔子呈现/104
7.文质彬彬：儒家文艺理论的鼻祖/109
流传篇
1.『儒分为八』：孔子逝后的儒家分裂/115
2.私淑孔子：亚圣孟子的发扬光大/119
3.重见天日：海昏侯墓《齐论语》探密/122
4.三家归一：《鲁论语》一统地位的形成/125
5.《论语集解》：何晏开创的集解注书/130
6.《论语义疏》：皇侃创立的义疏典范/135
7.《论语集注》：朱熹编撰的权威注本/139
8.《论语正义》：传统研究的集大成/143
9.超凡入圣：孔子地位的日益提升/146

参考书目 /151
后记 /153

这套丛书是面对国学或文史爱好者的读物，对于初备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的读者来说，尤其值得一览。何出此言？因为这是一套超出了读者期待的书。
与古代经典有关的知识读物，多数是平庸的流俗之作。当你走进一家书店，或是浏览购物网站，挑选古代经典读物时，诗文选本、古籍白话译本数不胜数。
诗文选本古代就有，具代表性的自然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隋唐之后，它成为古人学习诗文写作的基础书籍之一。后来，它还形成了“《文选》学”这样的专门学问。直到今天，《文选》研究仍是唐以前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唐代的《中兴间气集》《河岳英灵集》等，是时人编选的唐诗读本，并一直流传到今天。明清以来，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书籍制作的技术门槛和成本越来越低，以儿童启蒙或科举应试为目的的诗文选本开始大量出现。为我们熟知的就是《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20世纪50年代之后，为适应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一些学问大家都曾编选过诗文选本，如余冠英的《诗经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这些书选目精当，注释简明，且断语清通，可以说是新时代的经典选本。近二十年以来，电子技术的进步使得制作一本书越来越容易，各种临时拼凑的诗文选本大量出现。虽然编选注释者多是专业学者，甚至不乏名家，但是编选诗文不属于专业的学术研究，因此学者们投入的精力十分有限。此类书籍即便每年都有新产品面世，但其质量堪忧。
古籍的白话译本在今天看来已是奇葩。它们也是适应新中国文化普及工作而逐渐出现的读物。对于只具备初步文字阅读能力的读者来说，这些译本是他们了解古籍内容的便捷途径。因此直到今天，这类图书仍然被大量印刷。但是，当代人大多受过古文阅读的训练，借助注释，绝大多数的古籍是可以读通的。古文自有其独特的韵味，我们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体会汉语的韵律与美感，甚至可以怀想古人的辞气、心态、日常生活乃至时代风习。但古文一经白话翻译，那些文字中的美感和灵性便荡然无存了。这就如同把新鲜的水果制成维生素片，那些天然的果香是加工过程中先失掉的东西。即使优秀的白话译者，也不能传递原始文字的美与韵。我们阅读这类书籍，就好像吃他人咀嚼过的食物，美食的滋味和入口的快感，恐怕只存在于译者的齿间。当然，翻译不能略过任何细节，因此，若我们将白话翻译当作阅读古文的辅助材料，把它们当作更加详细的注释来使用的话，这类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读书当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诗文选和译注一类的书，是文句和内容层面的通俗化，只提供了基本的阅读对象，却极少涉及古代文献的成书、流传与思想史背景等问题，这对于那些富于探索兴趣的读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样的书见得多了，很容易让人降低阅读的期待，因为不用翻开，就已经知道里面有什么了。
那么，如何来满足读者的探索兴趣呢？我想，凡是具有此种兴趣的人，都会被学术问题吸引。但专业的学术研究与通俗的阅读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余嘉锡的《古书通例》等著作，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弥漫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洞见与魅力，让他们反复玩赏，三月不知肉味。但这些著作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显得过于艰深了。学术研究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但专业的书写方式成了一般读者了解学术问题的障碍，因此，在一般层面的阅读世界里，缺少的正是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有趣学术问题的书。
“中华经典通识”系列丛书独辟蹊径，将学术研究中的那些有趣问题，以通俗化的语言讲述出来，成为一套让我们知其所以然的书。
在这一套书里，经典的成书、文本、思想与流传成了主要内容，这些也是专业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非常专业的青年学者，她（他）们经历了良好学术训练，对前沿问题有敏锐的嗅觉。当她（他）们想把那些有趣而精深的问题，用清通的语言写出来时，我们真该庆幸，同时也当感谢她（他）们。因为这样一来，学术就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狂欢了，而是可以惠及众人，让许多抱有文化情怀的读者所熟知，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和探索学术研究中的那些有趣话题。
可以说，这是一套充满了朝气的书，是书中的少年，有着毫不妥协的傲骨。同时这套书又是一座桥梁，沟通了学术与通识，知识与趣味，让有关中华经典的诸多问题，以清新的面目示人，通俗而不平庸，且图文并茂，便于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