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底随着西方的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和生活方式等一起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视野，并进而逐渐影响到其他众多学科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主要理论核心的后现代学说在中国大陆4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这个时期，后现代学说进入中国，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这个连名字甚至都有那么一点费解的学说，产生了某种新鲜感与好奇感。人们在这个阶段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想与观念进行介绍。学者们发表了多篇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介绍性论文。1985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到中国进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系列演讲，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学术热情也逐渐升温。一些后现代主义著作，如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语言》《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等，陆续被译成中文。然而，总体而言，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认真理论反思的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对后现代主义思想进行认真研究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少。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21世纪初结束。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和传播达到高潮。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批后现代主义经典著作（如《后现代状况》《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文学行动》《快感、文化与政治》《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精神》《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等）被翻译成中文。可以说，就经典和重点文献的翻译而言，国外后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重要研究著作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几乎全部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与此同时，大批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第二，出版了一批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其中一些论文和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比如，《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中心与边缘》《德里达——解构之维》，等等。第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逐渐渗透和体现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后现代主义教育、后现代主义建筑观念等，交织在一起，发挥着多方面和复杂的影响。
　　21世纪初至今可以被看成中国学术界后现代主义思想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话语方式，持续向大众的生活世界渗透；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跨学科与跨领域研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学术界努力把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当代消费主义、女性主义、当代身份认同、生态与环境问题等结合起来讨论，使得上述论题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与此同时，学术界立足于较充分的学术研究，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严肃、认真的学术反思和批评。这项反思和批评的工作由于涉及中外哲学史论题，涉及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冲突，涉及对现代科学技术作用的全面思考，涉及对幸福感的理解等而在当前显得更加复杂和曲折。
　　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进程和现状要求我们在新的学术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学说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编写《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论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论题》由9篇文章构成。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尽管各位作者持不同的学术立场，使用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不同的关注点，但是，作为严肃的学者，他们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作为一种严肃的学术思潮，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的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一起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并进而逐渐影响到其他众多学科领域和人们的生活世界。
　　《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论题》的作者大多是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他们从学术角度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内涵、基本理论特征、思想逻辑和发展方向，展现了后现代思想家的教育哲学观念，也涉及了具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思想风格和话语方式。

　　王成兵，哲学博士，现任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Frontiersof Philosophy in China（《中国哲学前沿》）英文杂志副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自2013年起，担任国际价值探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Value Inquiry）（ISVI）副会长。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十余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主要研究领域是实用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当代身份认同理论。
　　
　　李绍猛，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美国田纳西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有John Rawls' Theory of Institutionalism：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Toward Liberal Democracy《平等：历史的动力》等学术专著，以及“罗尔斯、民主与公议民主”“意识机的哲学基础质疑”“Cooperation，Competition，and Democracy”等学术论文。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政治哲学、现代西方哲学。
　　
　　陈磊，数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中国哲学前沿》）英文杂志编辑。曾在美国匹茨堡大学哲学系访学一年。主要从事数理逻辑及其应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近年来在SCI检索刊物、《世界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十余项，出版译著和教材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课题各一项。主要研究领域是数理逻辑、逻辑哲学等。

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师承关系及差异
后现代精神
后现代的方向
利奥塔，教育和后现代状况中的资本主义问题
非实在论：后现代对实在的攻击
维多利亚时代的 当代人
现代主义的显现
约翰·杜威留给21世纪的遗产
约翰·杜威的后现代思想及其超越
后记

　　《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论题》：
　　中世纪最好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吸收了古代宗教的宇宙论智慧。例如圣·弗兰西斯、希尔德加德、麦克泰德以及朱利安等人的学说都表达对创造的敬畏。12-13世纪，供奉基督教女神玛利天后的天主教建筑突然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在西欧各地耸立起来，并且，她的崇奉者们常常把教堂建在高于地面或泉水的基石之上，而这种形式在此之前一直是用来祭祀大地母亲的。
　　随后，黑死病在欧洲流行起来，有1/3的人口为此丧了命，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欧洲才逐渐恢复了元气。
　　从16世纪开始，我们受到了关于确定性的虚假承诺（即要求获得绝对知识、数学的严格合理性及机械论思想）的诱惑，完全陶醉在现代科学的神奇魅力之中，认为现代科学几乎可以代替一切已经消亡的东西。然而，正如E.舒马赫所说的，我们最终获得的只是操作性的知识而不是智慧的知识，经典的科学思维方式从未在对事物本身，尤其是在对微妙现实事物本身的理解方面产生过兴趣，并且，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应对“合成性”倾向和还原主义的现代思维习惯负责。
　　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肆意掠夺式的工业革命的出现，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现代战争带来的恐怖，都是造成“现代状态”的重要原因。我们失去了在一个完整的世界中所有的安全感和在宇宙中的自我方位感，然而，我们从前现代的启蒙运动中获得了维护人类尊严和权利的观念。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不受核灾难威胁的未来，并且正在失去生物圈的生态支持系统。由于对现代合理性的执迷不悟，我们正在做着将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非常荒谬的蠢事。
　　我们能如何消除对现代意识的焦虑和引起这些焦虑的恼人的现实状况呢？
　　后现代的拯救努力的第一阶段——这也许是一个很长的阶段——的重心应当放在两个方面，即恢复意义和在社区中规定人们的权利。在任何社区中，教会都可以在这两个方面起带头作用，只有它能勇敢地迎接挑战，恢复人在宇宙中的根基和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
　　当然，如果后现代宗教不蜕去家长制这层外皮，它就不可能作为真理的源泉而赢得人们的信赖。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是：妇女将平等地参加宗教仪式（作为牧师、教士和僧侣）；祈祷所用的语言将不受任何限制；对神将不再作是男性或女性的理解，或者，如果人们乐意的话，也可以认为神既是男性也是女性。神学的核心应是以创造为中心的精神，它认识到自然界是神的最本质的显现，因而把它当作神加以尊崇。目前，在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当中，对这种精神的兴趣正在增长。人们开始对希伯来经文中神圣的以创造为中心的意义进行准确的译解，并关注基督教中以创造为中心的智慧以及以创造为中心的圣徒们的著作。最重要的是，正如神学家托马斯·伯里所指出的，人们认识到“神并没有创造傀儡”。这就是说，开放的宇宙作为动态现象在活动，而我们这些从大爆炸中诞生的、作为地球生态环境之成分的人类，则是——用伯里的话来说——宇宙的自反函数。我们是开放过程的一部分，同恒星、微风、岩石、土壤、行星以及动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东西并不是任我们这些外来的管理者们为了获得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随意掳掠的没有价值的“资源”。由于受当代诞生的后现代生物学、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影响，西方宗教观现在终于获得了初民们精神中的宇宙论智慧。让我们为这种宇宙论智慧的回归欢呼吧！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自己是谁，那么，对于我们在现代技术统治的庞大结构中的自我丧失感和无力感，我们能做什么呢？新出现的绿色运动对后现代的政治主张作了世界范围的表达。这一运动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我们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向着前方！”它的中心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广泛参与的方式增进人们对这些“政治主张”的认识。在比利时、德国等一些国家，绿色组织已经赢得议席。绿色政治已经生根，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加强群众性运动，重视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通常是一种雇员所有制形式），并非常强调生态区域主义——一场通过提高人们对区域的生态、文化、经济特点的认识来培养他们“活得惬意”的感觉的运动。
　　社会学家们指出，私人生活领域“脱离了公共机构”，使处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间机构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绿色运动支持社区对政府、商务、食品分配、教育、宗教、城市和地区规划、娱乐活动以及家庭生活的参与，以此来抵制这种不良倾向。近年来，城镇会议成了选民们表达他们自己意愿的场所。在那里，城镇居民们宣告他们赞成国家冻结发展核武器，赞成把自己的城镇变为无核区，赞成市政府放弃从南非经济中获取利益的做法。政客们正越来越注意这种由公民在社区层次上制定政策的做法，因为他们害怕失去选票。所有与此类似的群众性运动都是在政治上实现向后现代转变的一部分。
　　在那些绿色运动已经成立了政党并赢得了席位的国家中——甚至在那些绿色运动虽未获得成功，却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的国家中——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们也开始承认，“绿色运动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它们包括盲目的无视生态因素的经济政策、核力量的现状、军备竞赛的趋势、对第三世界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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