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硝烟甫一散尽的1948年，英国军事理论权威、历史学家李德·哈特就在其名著《山的那一边》中写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断语：“这场大战中的德国将领们是他们这个职业—任何地方的这个职业—最精致的产品……”姑且不论这里掺杂了多少个人偏好、道出或隐藏了多少是非真相，昔日对手的一位军事大家的赞誉之词，确曾让多少败军之将在昔日尊荣被剥扯得体无完肤时、在咀嚼失败这杯苦酒的痛苦反思中，能够略微抬起他们曾经高昂的骄傲头颅，甚或生出涕零的感激之心。虽不能说所有德军将领都是军旅职业的精致产物，但后人关注的视角似乎也不应总集中在那几位耳熟能详的大家身上—传记作品早如汗牛充栋的隆美尔，被称为德军最优秀的大脑的曼施坦因，当然还有那位驰骋四方、性烈如火的古德里安。而这恰恰似乎就是多数军事历史爱好者有机会详加了解的几乎所有“最精致的产品”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曼陀菲尔传记，就是一位战史研究爱好者试图稍加改变前述格局的一次尝试。
曼陀菲尔纵然不如前述三位将领那么广为人知，但也绝非无名之辈—在中外出版的数百种关于阿登之战的著作中，必然会看到著者们或繁或简地提及德军主将、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曼陀菲尔。曼陀菲尔固然是在阿登之战中牢牢树立了自己名将的声望，但其参与或主持过的重大战役远不止于此，事实上，他是二战后半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曼陀菲尔1897年出生于普鲁士名门望族，曾祖中有一位堪称铁血宰相俾斯麦竞争对手的军事家兼政治家曼陀菲尔元帅。1908年，11岁的曼陀菲尔进入预备军官学校成为少年军校生，三年后进入著名的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经过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和军事教育后，1916年初以骑兵少尉军衔投身一战，随第6步兵师转战西线和东线战场。一战后他随自由军团参加了柏林平乱、剿灭慕尼黑等地革命运动的镇压作战，稍后又被遴选进入战后的10万国防军，成为4000人军官团中的一员。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漫长岁月里，他长期供职于骑兵，直至1934年末调入初创中的装甲部队。作为古德里安第2装甲师的一名连长，曼陀菲尔与这位装甲兵之父建立了长期的深厚关系，他的能力、口才和教学才华使古德里安将其派往装甲兵学校训练基层军官，他也在教官和校长职务上一干就是7年。
曼陀菲尔错过了1939至1941年初的所有战事，包括德军最经典的闪电战胜利法国战役。他的名将生涯事实上起步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的苏德战争，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从第7装甲师的一名中校营长火箭般窜升为德军最年轻的集团军司令官。曼陀菲尔在第7装甲师任营长和团长期间，曾在作战中一路冲锋陷阵、过关夺桥，多次充任大纵深围歼战的装甲箭头，累立战功，特别是在德军扑向莫斯科的的“台风”作战中，10月初率战斗群合拢维亚济马包围圈、11月底突袭亚赫罗马伏尔加运河大桥的作战，是其军旅生涯的第一个高潮，他也被誉为“任何情况下都可托付重任的战场指挥官。”经历了1942年初的尔热夫激战后，当年11月曼陀菲尔到北非突尼斯桥头堡出任师级指挥官。在突尼斯的几个月中，他的“曼陀菲尔师”以始终不过5000人的兵力既曾让英军第1集团军狼狈不堪，也让初涉战场的巴顿和布莱德雷的美军第2军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43年夏的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德国战车的命运出现了难以挽回的逆转，就在这个时刻，曼陀菲尔出任第7装甲师师长，率部转战第聂伯河两岸，在基辅突出部反击战中的日托米尔、布鲁希洛夫、拉多梅什利和梅列尼等一系列作战中立下了显赫战功，赢得了希特勒的关注和青睐。1944年初他改任精锐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师长，率部撤往罗马尼亚北部后，在5月初的特尔古—弗鲁莫斯战役中重创了科涅夫方面军，致使这位苏军名帅在战后回忆录中只字未提罗马尼亚北部的经历。1944年8月间他还率GD师参加了维尔卡维什基斯反击战、立陶宛境内的“双头”作战。可以说，在有曼陀菲尔参加的战役中，他的部队基本都是参战德军各部中表现最出众的。本书相当详细地总结和描绘了曼陀菲尔1943年8月至1944年8月底间投入的所有战事、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战役。
1944年9月初，曼陀菲尔从师长被直接撮升为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来到西线的洛林地区与巴顿的第3集团军交手。本书专设一章讲述曼陀菲尔在这段往往为史家忽略或语焉不详的战事中的角色。在纳粹帝国的最后一赌—1944年12月的阿登反击战中，曼陀菲尔依然是德军将领中取得最大进展、给英美盟军制造最大麻烦的一位，他也因此战在德军内部和英美盟军那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在第三帝国行将崩溃的前夜，曼陀菲尔作为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曾与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两位苏军名帅大战奥得河防线的北段，直至最后率领基本完整的集团军向蒙哥马利元帅投降。对曼陀菲尔在二战行将谢幕前的最后一战中的角色，本书也有相当翔实的介绍。
曼陀菲尔的战后经历更是与众不同，离开战俘营和重获自由后，他从1948年起即是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的非正式军事顾问，一直为德国重整军备和重建国防殚精竭虑，为争取老兵权益、释放战俘奔走呼号，也为建立欧洲的反苏策略和防御体系出谋划策。1953至1957年，曼陀菲尔出任国会议员，在西德的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及新德军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8月，他因战时曾下令枪毙一名有临阵畏缩之嫌的士兵，而被西德地方法院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但在前总统等显要的帮助下很快获释。曼陀菲尔被称为是“军旅生涯无可挑剔、平民生活卓尔不凡”的融入民主社会的模范，但自1960年代初起，他远离了所有政治活动，除了与昔日的对手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克拉克、蒙哥马利等频繁交往外，还积极参加包括老兵聚会在内的各种活动，同时著述甚丰。1978年9月，曼陀菲尔在度假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隆美尔战时是一名公认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战后却被冷战期间身居高位的部属们出于种种需要塑造成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领袖和德国民族英雄；曼施坦因1949年被作为战犯判处18年徒刑，虽因健康原因早早获释，但他在战争中忠实执行希特勒邪恶政策的举动显然令其卓越的军事生涯蒙尘；古德里安并未被控为战犯，但战后似乎成为最被英美等西方国家嫌恶的前德军将领，而且在1953年即早早离开人世。曼陀菲尔战后的命运与这几位前辈截然不同，他既未被尊奉成隆美尔那样的“民族英雄”，也未被指控为战犯和纳粹分子，而是以“干干净净”的国防军军人象征的身份投入了政坛，还在昔日对手那里赢得了无与伦比的良好声誉和尊敬。二战中的德国国防军当然不是什么干净得毫无暴行与罪行的军队（有这样的军队和战争吗？），他们也作为帮凶犯下了各种各样的战争罪行，但与恶名昭著的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行刑队、集中营看守部队等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事实上，联邦德国立国之初，德国人曾在相当长时间里痛苦地反思军队的战争责任、乃至全体国民的集体罪责，将领们对希特勒的崛起和发动的战争应负何种责任也一直是争执不休的话题。1956年，西德国防部长布兰克（Theodor Blank）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绝不能把军人和战士视为魔鬼，并把他们从社会中割裂开来……德国战士勇敢、忠实、服从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被罪恶的国家领导人利用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段话虽不注定就是盖棺定论，但这个立场显然为战后组建新德军直接扫清了道德障碍，也为德国人在直面历史时既痛苦思过又放下包袱廓清了道路。
曼陀菲尔作为战时德军的一员名将，他的人生轨迹以及后人对他的评价自然无法脱离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代。自1943年2月首次受到希特勒召见后，到1945年4月前曼陀菲尔曾是受召见次数最多的前线将领之一，希特勒和纳粹高层对他可谓信任有加，尤其是考虑到1941年冬季之后希特勒对国防军将领深深的不信任、厌恶甚至是轻蔑，即便用“备受宠信”一词来描述曼陀菲尔的际遇恐怕也不为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曼陀菲尔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或狂热的纳粹分子，他能在相对年轻时谋取军旅生涯的高位，主要还是拜他自己的勇敢、才能和战功所赐。整个二战中，曼陀菲尔基本上一直都在忠实地履行军人职责，虽然他曾拒绝执行希特勒下达的“敢死队命令”、“政委命令”和“焦土政策”，也曾挑战邪魔希姆莱的党卫队，更在1945年4月末的最后时刻里抗拒最高副统帅凯特尔的命令，但总体来说，曼陀菲尔是一个简单率真之人，与绝大多数军官类似，他也存在着知识视野狭窄、傲慢自大、不了解政治、不关心军事技战术以外的世界等重大缺陷，而正是这些缺陷使本应秉承军事荣誉和传统的德军军官们心甘情愿地供希特勒驱遣，成为德国战车上一根根可悲的辐条。
战后西德武装力量总监施派德尔（Hans Speidel）将军曾对美军四星上将、战时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说过：“太多的德国军官一口咬定他们‘仅仅是战士’，而且他们对政治知之甚少，或者一窍不通；他们并不觉得除了执行下达的军事命令外还应承担什么责任。”这一评论当然也适用于曼陀菲尔。其实，二战德军将领的视野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缺乏政治头脑和是非判断力，也是普鲁士—德国军事教育自腓特烈大帝之后百余年演变的结果。18世纪中叶和后半程，腓特烈大帝为普鲁士王国建立了令欧洲诸强敬畏的声誉，那时选择军官最主要的标准是血统和出身—容克贵族、军官世家、高级公务员之子就是他最喜爱、最信赖的军官来源。19世纪之初，当普鲁士军队在耶拿（Jena）惨败于拿破仑之后，伟大的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着手终结了容克贵族阶层在军官团的垄断地位,“成就和知识水准”也成为选择未来军事领袖的重要标准。不过，即便在改革的黄金时代，普鲁士军官团也一直存在着强调“智力和知识水准”、偏重“性格与精神力量”这两派的斗争。沙恩霍斯特的继承人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去世后，改革成果曾几乎荒废，直到另一位划时代的军事大家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担任了普鲁士参谋总长，唯才取人、强调知识水准才成为稳居上风的军官选拔标准，军官团成员必须具备严格的教育水准，参谋本部军官团成员的选拔更是严格，许多军官都是智力兴趣宽广、富有教养和审美情趣的人，不少人通晓历史（并不局限于狭窄的纯军事历史），对于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也有着广博的见识。但是，到19世纪末俾斯麦时代终结时，普鲁士—德国军官团中强调“性格与精神力量”的一派占据了上风，支配军官团200年的贵族传统价值观念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那些出身虽然普通但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的将领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用历史学家梅加尔基（Geoffrey P. Megargee）的总结来说，德国人理解的“性格力量”包括坚韧耐久、当机立断、头脑冷静、拼命工作、严守军纪、服从命令、忠诚守信等一系列品质。这些品质当然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很重要，也是指挥官们在战场上应对局势、控制部队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德军的军官职业教育在“性格”与“知识”之间失衡了—越来越重视军的性格和体格的强悍、精神与意志力的作用，越来越偏重与纯粹军事武力直接相关的技战术领域，军官们的智力兴趣和知识视野大大缩小，军官团很少有人对政治感兴趣，或有愿望了解治国之道，几乎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高效地使用武力，至于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国民心理等等，均不是未来的军事领袖们需要考虑的。到了1920年代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主军时期，打造一支非政治化的小型精英军队、为未来大扩军做好准备是他唯一的目标，军人们被严禁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即便选举和被选举权都被褫夺。诸如曼陀菲尔这样的下级军官也只有将所有精力放在强身健体、钻研军事技战术和军事历史等狭窄的专业领域。考虑到这样的历史演进和背景，就不难理解1933年初的骑兵连长曼陀菲尔为什么会向纳粹的万字旗敬礼，二战中的绝大多数德军将领为什么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命令、心甘情愿地接受任何驱遣。也难怪李德·哈特那段著名的断语中还有一句：“如果他们能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力，他们还能更出色。但是，如果他们变成了哲人，那么他们也将不再成为战士。”
曼陀菲尔战后曾对刺杀希特勒的抵抗运动团体大加挞伐，斥责其成员都是“胆小鬼和卖国贼”，还曾屡次建议阿登纳在组建新军时只能任用那些“恪守誓言者”，“决不能任用那些出于怯懦或个人野心而在背后向领袖捅刀子的所谓抵抗战士。”可以说，曼陀菲尔对自己早年的老战友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校等抵抗分子仇视至深。看过朱维毅所著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一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版，第216至227页）的读者，想必可从他所采访的二战德军老兵们垂暮之年发出的言论，体会出德国人对密谋团体的认识经历了多么漫长曲折的艰难过程。或许，战后的曼陀菲尔已认识到纳粹政权实为犯罪集团的邪恶性，体会到他曾全身心投入的战争将德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但他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军人荣誉感和信守誓言的承诺使他无法释怀，也无法原谅前同僚中的反叛分子。
作者怀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大量史料为基础，以30余万字、几百幅图片的篇幅力求相对客观公允、翔实全面地介绍曼陀菲尔的一生。曼陀菲尔是一员名将，也是世界范围内他那个职业、尤其是装甲机动战方面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李德·哈特曾赞誉他是“杰出的装甲兵领袖”、“机动与突袭艺术的大师”，著有《最长的一天》、《最后一役》和《遥远的桥》等名著的作家瑞恩（Cornelius Ryan）也曾说他“可能是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之后德军最伟大的装甲战术家”，至于曼陀菲尔的战时上级和昔日对手对他的好评更是不绝于耳。为这样一位声誉卓著而且也非纳粹分子的将领立传，的确容易滑入一种膜拜的轨道。读完本书的读者掩卷之余定会发现，作者竭力避免描写德国著名军事人物时常见的“膜拜”、“猎奇”或“一批到底”的写作方式，而是试图在言出有据的前提下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前德军高级将领。
这本著作能够得以完成，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夫人和孩子。对于我多年保持着研习战争史和军事人物的热衷，夫人一直给予大度的理解和宽容，当我一度心无旁骛、专注于分析资料和伏案撰写时，夫人更是毫无怨言地纵容我沉溺于自己的爱好，默默地独自承担起照料幼子的责任。我也想感谢我的两个儿子，他们失去了不少爸爸陪着玩耍的时间和机会，但也时常以“捣乱”的方式让爸爸离开案头，能享受一会儿轻松的时刻。
这本著作能以今天的面貌问世，我衷心感谢在军事著作翻译出版方面颇有建树的小小冰人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和热情举荐，我结识著名出版人、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的时间可能会大大推后，本书也就难以在今天以这种方式问世。罗应中先生是军事著作出版的行家里手，他不仅待人中恳，而且头脑灵活、创意十足，慨然允诺出版本书之余，还在最后的定稿阶段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在本书面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里特向罗应中先生及其编辑出版团队、出版社的相关人士所付出的努力致以谢意。
最后，本书所有的错误和疏漏由作者本人负责。

第一章 引子
第二章 成长的轨迹：早年岁月
第三章 无奈的看客：投身装甲部队
第四章 冰火的洗礼：莫斯科郊外的叹息
第五章 伤心的大漠：突尼斯格勒
第六章 钢铁的怒吼：重返东线
第七章 耀眼的战星：“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师长
第八章 名将的较量：洛林战役
第九章 帝国的深秋：阿登反击战
第十章 套紧的绞索：奥得河畔
第十一章 躁动的灵魂：战后岁月
第十二章 矮小的巨人：大结局
注释与参考书目

1957年3月初的一天早晨，莱茵河畔的西德首都波恩虽已有几丝春天的气息，料峭春寒还是将这个精致的小城笼罩在寒气和薄雾之中。离莱茵河不远的格雷斯大道15号是西德国会的所在地，在这幢并不算恢弘的大楼里，一位短小精悍、目光炯炯的长者正站在一间办公室宽大明亮的落地窗前，紧蹙着眉头，出神地遥望着河畔依然迷离的雾气，还有那有气无力地照射着河面的阳光。
这位派头十足、衣着考究的长者手里攥着一封信，信封上的邮戳日期为1957年3月2日，发信人是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 地区高等法院的检察总长 (Oberstaatsanwalt bei dem Landgericht)，收件人则写着：
“国会议员退役将军哈索·冯·曼陀菲尔”
他就是二战德军的装甲兵将军，曾先后任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师长、第5和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官，并获得第24枚镶钻骑士最高战功勋章的曼陀菲尔 (Hasso Eccard von Manteuffel)。刚过完60岁生日的他正进入四年国会议员任期的最后一年，一直活跃于外交和国防事务的他是西德政坛上一位引入注目的人物，是什么事情让这位一贯活力十足的政治家如此愁眉不展？
正是手中的这封信让曼陀菲尔的内心汹涌澎湃而难以平静。在这封笔调枯涩的公文中，那位检察总长写道：“在立案调查前陆军元帅舍尔纳期间，来自卡塞尔 (Kassel) 的一位执业医生在1957年1月2日举行的听证会上声称，1944年1月，在乌克兰的瑟柏托夫卡 (Shepetovka)，时任第7装甲师师长的你下令枪决了一名士兵。军法官指控这名士兵面对敌军胆怯退缩，因之判处其两年徒刑，但随后被作为最高长官的你推翻，而且你不等新的决定下达就下令执行了枪决。第7装甲师的随军牧师在行刑后不久将此事告诉了这位医生……根据国会1953年3月20日通过的相关法案，我现在给你机会就这一指控在1957年3月31日前作出评论和解释。”
曼陀菲尔当然不会忘记发生于1944年1月12日的这桩旧事。当时，一名19岁的士兵在夜间值勤期间，眼睁睁地看着苏军侦察兵将他的班长和另一战友掳走，却因惊惧、怯懦或其他原因，既没有施以援手，也未开枪示警，甚至事后没有立即上报。第7装甲师军法官以临阵退缩为名判处这名士兵2年徒刑。但曼陀菲尔认为这种举动影响太坏，既有悖于他在所部极力培养战友间感情的政策，又危及防线安全和防区内一所军医院千余伤病员的安危，故而坚持要求严惩不贷，于是两天后对这个年轻人执行了枪决。自1908年从军以来，曼陀菲尔在30余年军旅生涯中历经大小战事无数，指挥过千军万马，从来都有能征善战、体恤部属的声誉。二战结束十几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初的举措，他并不认为有何不妥：那个士兵临阵退缩的事实清楚，第7装甲师的防线当时也面临着崩盘的危险，不忍痛杀一儆百则不足以稳定局势和军心，而且还有不少官兵对军法官的轻判交头接耳，纷纷奚落这等同于“回国休假”式的“奖赏”。希特勒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元首7号令”也授权前线指挥官可以采取极端制裁措施，更何况事后他立即向上级做了书面汇报并得到首肯。为什么这个时候把十几年前毫无问题的旧账翻出来？
带着疑问的曼陀菲尔脑海中不禁浮现出1945年5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审判前国防军将领的事件。纽伦堡大审判前后，德国国民和老兵大多认为“那是胜利者在审判和羞辱战败者”，随着大规模去纳粹化国民再教育运动的全面开展和深入，国民与舆论对邪恶的纳粹政权以及两百年来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进行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在1949年5月联邦德国立国之前，大中城市仍在废墟上进行重建，国人也普遍地在生存和温饱中挣扎，尽管他们痛恨纳粹政权将德国拖入了深渊，也相信军事将领应为输掉的战争负责，但国民对这些将领的态度大致可以用“愤怒但沉默的敌视”来形容，所以这一阶段对将领的审判并未引起普遍关注。即便如此，曼陀菲尔依然清楚地记得两起案例，一起是1947年5月凯塞林 (Albert Konrad Kesselring) 元帅在威尼斯被英国驻意大利占领军判处死刑，另一起则是1949年8月曼施坦因 (Erich von Manstein) 元帅在汉堡被英国占领军判处18年徒刑。这两起审判都引起了德国老兵组织、前将领以及英美舆论的强烈反弹。更令曼陀菲尔难以忘怀的是，1948年时，他的战时老长官、装甲兵将军巴尔克 (Hermann Balck) 被斯图加特地方法院以谋杀罪判处3年徒刑。曼陀菲尔与巴尔克的战时关系相当密切，后者曾数次任其顶头上司。当他1943年夏至1944年初任第7装甲师师长时，巴尔克正是其上级第48装甲军军长，1944年秋曼陀菲尔在西线任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时，所部正隶属于巴尔克主持的G集团军群。法院指控巴尔克的罪行就发生在1944年11月，当时他的G集团军群所部正在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与美军抗衡，激战正酣、急需炮兵支援之际，他却发现手下的炮兵主任躲在他处烂醉如泥、站立不稳，更搞不清楚炮兵的方位和状况。恼羞成怒的巴尔克立即下令枪毙了这名军官。斯图加特地方法院以“未经军法审判随意枪毙军官”的罪名判处巴尔克入狱3年，不过他在监狱里呆了18个月就重获自由了。当时曼陀菲尔还为此事大感不平，未曾想现在他自己也面临着类似指控。
“简直可笑！我当年的举措一点问题都没有，”曼陀菲尔不禁自言自语，“而且这种指控根本不可能落到英美和法军那些将领头上，荒唐，实在荒唐！一定要说服他们取消指控。”这时他又想起了1953年1月受审的原第133要塞师 (1945年1月中改称“克里特”要塞师) 师长本撒克 (Hans-Georg Benthack) 少将，这位少将最后被裁决无罪释放。1949年立国到50年代初的几年里，西德政治的重心和主体事件是重整军备、恢复国防、收回主权和加入北约。与恶名昭著的党卫队、集中营看守部队、盖世太保和纳粹官员团体相比，那时的国防军简直就像一个谜团，无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无不声称国防军是干干净净的、未曾犯下任何战争罪行的“忠义之师”。一些知名将领撰写的回忆录和发表的言论，以及声势日大的老兵团体的不懈努力，甚至为国防军官兵营造了“普通士兵的英雄形象”。此外，还有大批战俘被拘押在苏联和英美战俘营中，老兵团体、若干政客和战俘家属均强烈要求释放他们。这些活动营造了国防军官兵也是“战争受害者”的悲情氛围，因此西德国内的总体舆论一度是有利于、甚至同情前军人的。也正是在这种氛围和政治气候下，曼陀菲尔得以在1953年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开始活跃于外交和国防领域，尤其在重整军备和组建新国防军方面更是领军人物。
不过，原国防军第82军中将军长托尔斯多夫(Theodor Tolsdorff) 1952年12月被逮捕收监一案，还是引起了曼陀菲尔的忧虑。不到36岁即任军长的托尔斯多夫是普鲁士—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将，也是紧随曼陀菲尔之后获得第25枚镶钻骑士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托尔斯多夫被巴伐利亚州特劳恩施泰因(Traunstein) 地区法院逮捕的理由是，他在二战最后几天于艾森岑特 (Eisenarzt) 下令枪决了一位名为霍尔茨海 (Franz Xaver Holzhey) 的上尉。托尔斯多夫承认的确曾下令处死了那名上尉，但称后者当时身着百姓服饰，因而被作为逃兵处置。司法机构认为托尔斯多夫所言与证人的证词出入较大，而且还发现他与另外两起事件有牵连：其一是他曾在1945年3月下令将巴伐利亚兰茨胡特 (Landshut) 的一座大桥“不必要地”炸毁 (实际情况是当时在撤退过程中未炸毁桥梁的其他将领都被逮捕或枪毙了)，其二则是他于1945年4月在杜塞尔多夫下令执行了另一起枪决。1953年4月，托尔斯多夫因健康原因暂时获释。他在战争期间曾14次负伤，尤其是在东线头部所受的重伤一生都在困扰着他，但检方却认为他在使诈，他们的证据表明托尔斯多夫“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精力非常充沛，显然身体状况极佳”。托尔斯多夫当时在多家医院辗转治疗也是实情，可见检方试图将其扳倒和绳之以法的决心还是很大的。托尔斯多夫一案一直拖到1954年6月21日才开庭审理，当时新闻媒体怀着浓厚的兴趣，以很大篇幅报道了他从1939年时的上尉连长到晋级为中将军长的窜升过程，以及他获得最高战功勋章并先后14次受伤的事实。此外，为之出庭作证的凯塞林和原第1集团军司令官弗尔奇 (Hermann Foertsch) 将军也引起了媒体的兴趣。曼陀菲尔从报章杂志的广泛报道中了解到该案的情况，注意到有媒体专门就战时前线的压力、流血和挥汗如雨，与法庭外油绿的草坪所代表的宁静祥和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对比，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许多媒体认为民事法庭并不适合裁决十几年前军事指挥官的战场决策。托尔斯多夫在法庭上首先描述的就是在二战最后数日里其第82军的战场态势，声称有必要维持战场纪律和强化官兵的抵抗意志，否则无法保证成千上万的官兵和平民从东南欧及捷克斯洛伐克逃至阿尔卑斯山区。在描述枪决霍尔茨海的情形时，托尔斯多夫说这位时年60岁的上尉 (一战老兵) 当时身着百姓服饰，来到他的指挥部时声称艾森岑特镇镇长要求他在附近的野战医院前树起白旗和两块牌子，以此希望美军不致轰炸医院。托尔斯多夫在法庭上称不记得上尉当时是否举着红十字会的白旗，但记得有命令指出任何手举白旗者可被就地正法。法官质问他为什么不先弄清楚为何霍尔茨海身着百姓衣饰 (后者当时正在休假)，托尔斯多夫则称宣布枪决令时霍尔茨海一言不发，显然 “内心有愧且认罪”。托尔斯多夫还表示自己当时的压力非常大，“每天要抽60到70枝香烟，还喝很多的咖啡”，因而没有细想自己的命令是否合法。弗尔奇和托尔斯多夫的参谋长先后出庭作证，他们对托尔斯多夫的个人品行给予了绝对肯定。6月22日，当凯塞林出庭作证时他借助一幅大地图向法庭解释了战争结束前阿尔卑斯山区的整体态势，高大挺拔的托尔斯多夫一直笔直地站立在老元帅身边。凯塞林最后总结道：“托尔斯多夫在那种情况下下令枪决不仅被允许，而且必要。”最后出庭的是关键性证人—艾森岑特镇时任镇长埃京格尔 (Franz Egginger)，这位镇长断然否认自己曾让老上尉到野战医院前升起红十字会的白旗，还说托尔斯多夫当时破口大骂 “这里还在打仗，你们这群胆小的猪猡！”更声称自己直到今日还为托尔斯多夫的粗暴无礼感到愤怒。托尔斯多夫在第3天的庭审辩论结束时坦承为上尉之死感到难过，但坚持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然而，陪审团最终还是判处他3年半徒刑，裁定他未经军法审判擅自处决军官，且未给当事人解释的机会。这一判决引起了当时正致力于重整军备的一些前军官的愤慨，他们认为如此对待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必将引发大的争议，进而影响新军的组建和征兵工作。当时还有谣传说国防部长正考虑将托尔斯多夫这位年轻的将军招入新军。1956年6月，西德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特劳恩施泰因地方法院的裁决，责成其重新审理。到底最终会判决托尔斯多夫有罪无罪，包括曼陀菲尔在内的不少人都在拭目以待。
1954年后，西德国民开始直面一度被漂白的国防军，司法机构也锲而不舍地追究战争最后阶段里将领们以维持战场纪律为名而草率实施的行刑。除了国内的民情舆论、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外，恐怕这也和德国人甩掉历史包袱、彻底检讨战争罪行与恶果的决心等不无关系。
1955年1月，有着“魔鬼将军”之称的舍尔纳被苏联释放回到了西德，苏方在多次劝说其加入东德人民军出任高阶将领未果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将之遣送回国来干扰和破坏西德重整军备的进程。舍尔纳曾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排名第6，且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他的归来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新闻媒体和舆论像一锅煮沸的水一样鼓噪不已，多数媒体都将舍尔纳描绘为“残暴狭隘、死忠纳粹的一头怪兽”。1955年2月舍尔纳就受到西德内政部的调查指控，其罪行主要包括：1945年5月6日在德累斯顿草率处决或绞死了士兵；战争期间数次践踏军事法，仅以口头命令即把军官解职或降职；布拉格战役期间未宣布该城为不设防城市，致使成千上万人白白丧命，而他本人却在最后时刻换上便装扔下部队逃跑。接到作证要求的军官对这些指控反应不一：有些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动其他老兵，千方百计地将自己所代表的军人团体与舍尔纳划清界限；还有些将领则认为，审判舍尔纳其实就是把军官团作为被告再次集体羞辱一番。慕尼黑的地方检察官与西德联邦内政部分头进行了长时间的证据收集，但期间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虽有不少人控诉舍尔纳犯有多起屠杀罪、非法行刑罪以及干预军事司法公正罪，但证据确凿的实在寥寥无几。检方也确认了舍尔纳在最后时刻遗弃部队、搭乘飞机自行逃走的事实，但由于无法板上钉钉地证实大量自相矛盾的细节，因而并不准备在审判时指控舍尔纳犯有遗弃部队的罪名。舍尔纳一案自1955年2月立案以来进展相当缓慢，到曼陀菲尔接到指控信的1957年3月时，仍迟迟不能开庭审理。
曼陀菲尔与舍尔纳并无深交，战时轨迹也没有太多交集，他也相信自己对待属下虽然严格，但从来不失公正，从未像舍尔纳那样动辄即以绞刑方式草率处决官兵，自己的声誉与舍尔纳那种“普通士兵之凶神恶煞”的恶名有着天壤之别。不过他赞同的观点是，不管是舍尔纳、他自己或是别的什么人受到审判，将领们无疑都被不公正地要求为希特勒的崛起和发动的战争负责。曼陀菲尔参政后更是煞费苦心地为界定新德军“可以言说的过去”而奔走呼号，他清醒地估计到这个过程将有更加苦涩的倾轧。他曾公开宣称自己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抵抗运动群体毫无干系，称他不仅为这个事实感到自豪，同时也以自己将战士的职责履行到最后一刻为荣。在讨论应由什么样的人来领导西德和新军队时，曼陀菲尔曾清楚地向时任总理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 表明态度—在他看来，重新武装起来的新德军必须由那些久经考验的军人领导，而且只能使用那些 “恪守誓言者”，决不能任用那些“出于怯懦或个人野心而在背后向领袖捅刀子的所谓抵抗战士, 因为这些背信者无法赢得体面的德国人的尊重”。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我们需要真诚率直、诚实可靠、坚定且富有远见的人，他们拥有勇敢无畏的品质和领导能力，他们过去信守誓言，将来也会这么做。”
“尽管我自信清白，但如果真被他们作为被告弄上法庭，作为议员的我必定颜面大失，必须得做些准备工作，说服他们放弃莫名其妙的指控。”想到这里，曼陀菲尔收住了思绪，快步走到办公室外间，客气地请女秘书向国防部查询1943年至1944年希特勒最高统帅部下发的相关命令，尤其是查找他当年援引的元首7号令的副本。同时，他觉得应该给大律师拉特恩泽尔 (Hans Laternser) 博士写封信，向他通报法院的相关指控，请他担任辩护律师，同时着手准备辩护材料。这位大律师精通英美法系，因在纽伦堡审判中为多位德国战犯辩护而名声大噪，后又领衔律师团队为凯塞林和曼施坦因辩护，深得前将领们的信任与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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