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实践，主要论证了大国崛起规律及其思想资源、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趋势、中国崛起的和平主义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文化，以及世界历史、中国道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可启发读者立足中国理论关注中国与世界，重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基本问题研究。

曹泳鑫，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主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办刊工作，任常务副主编。

第一章  近现代世界大国崛起的基本规律与中国梦

一、 世界大国崛起的规律性要素

    （一） 主权独立与统一市场

    （二） 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

    （三） 世界重心转移与战略机遇

    （四） 国际危机与制度创新

二、 历史规律性与理性要素

    （一） 思想资源： 英、美、日的不同遵循

    （二） 当今世界的舆论氛围

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性与中国梦

    （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梦的内在支撑，具有强大优势

    （三） 走向富强的思想遵循

    第二章  近现代西方大国方略的思想脉络

一、 国家成长的基本特征

    （一） 追求从实力到权力的逻辑

    （二） 近现代国家衍变的三阶段及相应思想资源

二、 欧洲早期国家理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渊源

    （一） 宗教—世俗合体国家及关于战争的宗教逻辑

    （二） 宗教共同体、殖民扩张与战争逻辑的衍变

    （三） 国家、法与理性政治

    （四） 国家利益与个人意志

    （五） 孕育现代国家体系的物质基础和观念革新

    （六） 秩序和财富

三、 现代主权国家及其关系的思想基础

    （一） 主权在民与现代性问题

    （二） 竞争与进步： 西方现代思想的分野和理论流派

四、 20世纪西方世界的危机和西方思想的裂变

    （一） 世界战争、世界革命与西方思想的世界影响

    （二） 全球化、现代化的西方注解及理论批判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战略的经典理论

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及其体系构成

    （一） 认识和定位中外思想史上的马克思主义

    （二） 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历时性划分

    （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两大部分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战略思想和理论

    （一） 在思想史上的基本定位

    （二） 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

    （三） 关于国际行为体——国家的产生及其性质

    （四） 关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与国际冲突

    （五） 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六） 关于战争的基本观点

    （七） 合作： 人类社会的本性和二重性

    （八） 和平： 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国际原则

三、 列宁的国家战略思想和理论

    （一） 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两种世界的时代格局

    （二） 关于资本主义扩张与民族解放发展的总趋势

    （三） 关于战争与革命

    （四） 关于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理论

    （五） 关于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及其相互关系

    第四章  古老大中国及其思想文化的近代式微

一、 等级秩序、和平规范及其思想文化

    （一） 朝贡关系及等级和谐观念

    （二） 分立国之间的和平规范

    （三） 中国古代和平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

    （四） 在世界文明比较中认知传统中国及其文化

二、 近代中国的衰落和思想危机

    （一） 国家体系的历史性变动

    （二） 传统中华秩序的历史命运

    （三） 全球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

    （四） 近现代国家体系的思想基础

    （五） 世界殖民体系与晚清外交思想的危机

    （六） 制约中国传统国家思想变革的政治文化背景

    第五章  现代化梦与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变革

一、 思想的变革与抉择

    （一）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肇始

    （二） 民族主义与孙中山的国际理想

二、 民国“西化”的失落与扭曲的主权思想

    （一） 不同思潮及其命运

    （二） 民国封建极权的民族主义

三、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国际思想的形成

    （一） 国际政治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二）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国际思想的历程

    第六章  新中国新主权国家的生存发展方略

一、 新主权国家的目标追求与新中国战略思想

    （一） 主权统一与国家安全

    （二） 国家富强（现代化）的目标

    （三） 变革国际秩序的理想

二、 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创新

    （一） 分析国际关系的矛盾观

    （二） 对国际关系中非物质力量（软实力）的判断

    第七章  改革开放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一、 继承、调整和发展

二、 思想和认识的转变

    （一） 从强调政治斗争到强调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

    （二） 在对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关系认识上的新发展

    （三） 打破封闭和谋求全方位务实外交

三、 认识的深化和理论发展

    （一）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定位

    （二） 世界体系与国家目标的时代方位

    （三） 多元文明与和平共处的价值定位

四、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场景

    （一） 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场景

    （二） 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背景

    （三） 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共运背景

    （四） 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身背景

    第八章  面向未来的思想与实践

一、 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场景和新应对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新变化

    （二） 践行“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新考验

    （三） 国际新环境和中国梦的新期待

    （四） 治国理政的新应对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是非关系

    （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理想信念不能对立，必须统一起来

    （二） 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同强调理论的指导地位不能对立，必须统一起来

    （三） 改革创新同发扬优良传统不能对立，必须统一起来

    （四） 国际接轨同走中国道路不能对立，必须统一起来

    （五） 弘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同消除封建恶习不能对立，必须统一起来

    （六） 重视维护个人权益同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不能对立，必须统一起来

    （七） 反腐倡廉同改革发展不能对立，必须统一起来

    （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对立，必须统一起来

三、 新型世界大国的新面对和新抉择

    （一） 西方霸权主义阴影下的和平主义变革

    （二） 民族主义阴影下的国家利益关系衍变

    （三） “中国威胁”论阴影下的综合国力发展

    （四） 国际秩序的多重性及其构建

四、 世界历史、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 世界历史对于中国道路既是外在影响更是内在规定

    （二） 世界历史进程及其流变

    （三） 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之道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现实基础

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集成

    （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思想的集大成

    （三） 科学社会主义百年实践和认识的思想集成

    （四） 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思想集成

    （五） 中华历史文化和人类文明创新发展的思想集成

    后  记

第一章  近现代世界大国崛起的基本规律与中国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识和共同心声，也必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具有必然性，即合乎一定历史规律；第二，是否具有特定性，即具备一定的资源条件。只有存在必然性、合规律性，民族复兴之梦才具合理性，才能通过努力，顺势而为，成功实现。只有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才能立足自身国情，扬长避短，有的放矢，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民族复兴道路。为此，有必要在回顾总结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和民族国家强盛的规律性要素基础上，深入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必然性和独特之处。

    一、 世界大国崛起的规律性要素

    通过考察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规律性因素，我们发现存在许多方面要素，比如世界历史机遇、危机因素、科技革命、主权独立、自主经济、统一（市场）、门户开放、内部保护、产业新兴、社会和谐（稳定的环境）、举国体制（国民与政府相互一致性）、思想创新(集体理性）、制度创新、持久国策（务实实践），等等。这里既有客观历史机遇性因素，也有主观努力的理性因素。其中较为基本的要素包括大国崛起具备的自主主权、统一市场、科技革命、产业升级、制度创新、世界中心转移、国际经济危机等因素和战略机遇，这里作为重点关注。

    （一）主权独立与统一市场

    主权是现代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所在，而大国崛起或国家强盛往往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国家主权独立对于国家强盛或民族昌盛的重要性可以从三个最基本的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主权不独立意味着依附于人，从而失去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自由；第二，主权本身就是一种实在力量，国家主权独立是国家自强的力量体现，而且是保障力量，所以我们常说，没有强大的国防，哪有国民的幸福安康；第三，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必须实现国家强盛，从而激发民族复兴的欲望和整个国民的斗志。所以，近现代欧洲强国的兴起都是从争取主权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

    国家强盛的基础是国富，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国家主权对促进国家富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家干预经济发展，进行财富积累，分别表现为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政策干预。在对内方面，比如德国，作为相对于英国、法国而言的后起现代国家，在完成主权统一之后，为了走一条现代化赶超道路，德国通过强化政府作用实施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创办或资助各种企业，制定了农业与工业之间保持平衡发展的政策，从而集聚起丰富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充足的资金和劳动力。在对外方面，英国最早采取的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政策，强调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达到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增强国家实力的目的。在形势变化之后，又转向采取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尽可能向世界扩展其经济影响。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实现了真正的主权统一，也真正实现了经济的独立发展，而国家干预所采取的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过贸易保护来扶持美国幼小产业的成长，推进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在短短30年时间，美国从一个落后于英国、德国、法国的后发国家，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其工业产值几乎相当于英国、德国、法国3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当然，此时美国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的时机也到了。

    第二，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实现经济富强的内在要求。可以说，现代民族国家在获得主权独立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为统一国内市场、整合国民经济扫清障碍。美国赢得独立战争、获得政治上的主权独立之后，为了统一国内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导致南北内战爆发；南北战争的胜利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也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得美国的国内市场大于当时美国之外的整个西方市场，这为美国的贸易保护经济政策和强国之路铺平了道路。一般来说，国内市场规模是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因素，特别对发展中大国来说，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受阻的环境下，统一而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是国家实施灵活贸易政策的优势条件，也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潜能所在。

   （二） 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反复印证。一方面，几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使某一个或几个大国迅速崛起，近代以来的物理学发现和蒸汽机发明、化学和内燃机技术发明、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火药运用于武器和军事革命、铁路技术和运输革命、航空技术和航天工业革命、无线电技术和电子通信革命、生化技术和石油工业革命、标准化技术和制造业革命、电子技术和计算革命、核技术和武器革命、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革命，以及管理学和市场经济组织、营销范式革命等，分别成就了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日本、苏联、美国等国家的迅速崛起。可以预见，当前以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制造、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绿色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太空技术以及思维控制电器等技术综合系统协同创新构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必将推动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

    另一方面，后发国家的崛起往往都要借助于当时最新科技革命的成果，顺势而为，利用后发优势和老牌强国变化缓慢的惰性，迅速将新科学技术应用于产业经济，发展新经济，在产业的升级换代上走在最前列，抢占产业技术或管理技术的制高点。我们知道，火药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但火药在欧洲被用来制造枪炮之后，才引起了一场军事革命。利用最新科技成果而实现国家崛起的典型事例还有美国和日本。当时的科技革命并没有首先发生在美国或日本，但它们利用了最新科技革命的成果，迅速实现了产业升级，培育了自己的战略新兴产业，进行了包括组织管理创新在内的一系列创新，使国家实力迅速得到增强。比如，美国的标准化、通用零部件的生产和流水作业，使以汽车制造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实现了更新换代，确立了美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日本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实施现代化赶超战略、企业管理和自主创新战略，并逐步确立了电子产业在世界上的领先优势，使日本迅速超越欧洲传统大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是说，科技革命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能否借助科技革命进行产业升级，形成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战略新兴产业，从而实现经济腾飞，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选择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它们也是经济振兴和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

   （三） 世界重心转移与战略机遇

    世界历史不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孤立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也不存在什么特定不变的中心。某一国家、地区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是一系列科技革命、政治革命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世界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经济及其活动中心总是要转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曾预见了这种中心的跨地区和跨时代转移，并以世界贸易中心为例，指出这种中心从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转移到当时的伦敦和利物浦，并继续转移至纽约和旧金山，将来随着交通的发展会转移至太平洋两岸。换言之，世界经济、贸易中心将从欧洲、北美转移至亚太地区。毫无疑问，处于世界中心的国家容易成为当时崛起的新兴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先有欧洲诸强的崛起，后来是美国的崛起，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又会有一批新兴国家崛起。由此看来，我们所处的世界历史新时代应该具有以下新的视野：

    一方面，经济在步入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新一轮的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信息中心也正在发生位移，很可能出现多个中心，随着世界历史进程和经济中心的转移，不同地区都将会出现新崛起的大国，这是不以某些老牌强国的意志为转移的。

    另一方面，政治上进入主权国家全球林立的世界历史新时代，大国崛起不可能被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所垄断，人类交往和理性认知在不断升级。这些既为处在有利位置的国家或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的国家将顺势崛起，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比较认知下的民族梦、地区梦和世界梦追求。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新崛起的国家将不只是某一个国家，而是将有一批国家先后崛起。为此，要积极关注世界经济活动中心的变化，认清形势，适应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利用好战略机遇期，选择科学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大力推进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发展，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四） 国际危机与制度创新

    世界政治或经济中心的转移，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复兴，都需要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其中危机就是一个重要条件。回顾人类历史，危机可以葬送一个强国，也可以催生一个新的强国。自16世纪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扩张，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民族历史逐渐转变、发展为世界历史。从此，国际危机每隔一段都会发生一次，每一次大的国际危机往往葬送一个老牌强国，又为新的强国崛起提供难得的机遇。昔日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和殖民战争曾使欧洲列强轮番衰落和崛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最终葬送了欧洲老牌强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为美国和苏联迅速崛起并上升为霸权国家提供了契机。

    现代国际危机分别由经济、政治、军事冲突造成，但它们归根结底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基本矛盾。现代的资本特征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并将新的关系向全球推进，全球化在增进世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同时，资本也通过这一过程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从而相对于人类利益的普遍性要求，资本主义越来越显示出其狭隘性。资本扩张造成不同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对立，使发达国家剥削不发达国家，造成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等一系列导致危机的因素；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或民族不断带来挑战和刺激，并使现代生产力在不同国家间具有跳跃式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国际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加速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也加速了一国内部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交往方式的更替。在交往普遍化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种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更替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和相似性，因此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跳跃性。

    应当说，危机往往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机遇，在危机中通过制度创新走出危机，甚至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国家，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然而，在资本主宰的历史阶段，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产生的根源，因而一次危机之后便开始酝酿下一次更深的危机，人类越来越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自发的、异己的社会力量对人的奴役不断增强。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也就是说，随着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人们对历史创造的自觉成分越来越多，制度创新也越来越向着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物化的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向着科学社会主义轨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