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历史，是一部党的奋斗发展史，也是一部党的局部执政史，亦即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革命根据地治国、理政、安民的历史，肇始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前，曾有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第一次是江西瑞金时期，以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I临时中央政府为标志；第二次是延安时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为标志；第三次是西柏坡时期，以1948年9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标志，最后进入北平，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延安时期在中共局部执政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地位，中共提出的局部执政理论和方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在政权体制、党政关系、民主监督、干部培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内涵和外延既不同于中共党史，也不同于中共的政权建设史。既要厘清其内在发展历程、基本成就、基本经验及其规律，更需要把握中共局部执政的基本点：一是制度构建，即施政纲领、政权体制、组织构建等制度性举措，并彰显制度实施中的具体景象；二是思想引领，即执政理念和方略的认同，并将其自觉贯穿于执政的具体实践中；三是民众参与，即执政与广大民众的互动，认识到民众是制度和政策的接受者，又是制度和政策的实践者；四是干部队伍，即领导干部在执政中的角色定位，在为民执政的实践中塑造良好的党风政风；五是未来走向，即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向新民主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递进和发展，使中共局部执政的方略与实践呈现出动态、立体的历史画卷。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在研究中正确处理了以下几个关系：
　　一、延安时期中共局部执政与国民党全国执政的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两党第二次合作。同时，共产党公开承认国民党全国性政权的地位，国民党也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抗日民主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地方与中央的法统关系。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政府虽然是一个地方性政权实体，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区域划分和机构名称也基本上实行国民政府的规定，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许多决策，均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并实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也在自己执政的区域内实行比国民党更为民主的政策，推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制度。
　　二、延安时期中共局部执政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延安时期是中共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实现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奠基时期。其间，陕甘宁边区既是党局部执政的试验区和“示范区”，也是建立“新中国的雏形”。中共新民主主义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并取得成功，进而推广到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对中共在全国执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它是延安时期中共局部执政的象征，也是本书中研究的主要对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研究》从政治制度、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廉政制度、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述。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史实梳理和对局部执政经验的理性思考相结合，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史实，从理论上总结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基本经验，进而对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有益的借鉴。

　　总结和概括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基本经验，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局部执政环境下的政治智慧、经济政策、道德情怀和文化创新能力，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
　　文化自信来源于历史的积淀。深入研究党的执政历史，发掘党执政的各种资源，总结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增强民族自信心有重大作用。
　　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规律，领会中国共产党靠谁执政、为谁执政和在执政中怎样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梁星亮，博士研究生导师。生于1954年5月。曾任西北大学校教学委员会委员。现任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教研部主任、西北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并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等职。出版专著：《陕甘宁边区史纲》《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等。

前言
第一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概述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发展历程
（一）中共中央到达西北苏区与局部执政的肇始
（1935年10月-1937年2月）
（二）工农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更名改制
（1937年2月-1937年9月）
（三）新民主主义执政制度的初步形成
（1937年9月-1941年5月）
（四）新民主主义执政制度的发展
（1941年5月-1944年9月）
（五）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与实践
（1944年9月-1945年8月）
（六）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5年8月-1948年3月）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特点
（一）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里的执政
（二）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的执政
（三）在广泛社会基础上的执政
（四）以特殊民主政权形式的执政
（五）以抗日救国和民主建国为使命的执政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为全国执政奠定了基础
（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局部执政的“试验区”和“示范区”
（二）新民主主义纲领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基础
（三）优秀的干部队伍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人才基础
（四）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展望与嘱托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政治制度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新型国家政权的探索
（一）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
（二）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
（三）从“民主共和国”到“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四）从“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民主选举制度
（一）民主政治，选举第一
（二）民主选举的基本形式
（三）民主选举的基本经验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参议会制度
（一）参议会的来由与构成
（二）参议会的权力运作机制
（三）参议会与国民参政会的比较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三三制”政权制度
（一）“三三制”政权制度的提出
（二）“三三制”政权制度的原则与方式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经济制度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行政制度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司法制度
第六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第七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干部制度
第八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廉政制度
第九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一元化领导
第十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文化建设
第十一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社会建设
第十二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群众工作
第十三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与党的建设

　　（一）参议会的来由与构成
　　延安时期的参议会是由江西时期的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展而来的。为了适应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民族矛盾的进一步上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防止中华民族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1936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①陕甘宁边区是最早实行参议会制度的抗日根据地。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宣布“陕甘宁边区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并规定“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边区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边区政府各厅长的任命，须得边区议会的同意”。②1937年7月开始，陕甘宁边区率先进行了乡、区、县议员的选举，11月进行了边区议员的选举。193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等的一再催促下，国民党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毛泽东等七名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代表成为参政员，此次会议做出了在各省、市召开参议会的决定。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参照该《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在行政组织上与南京国民政府“接轨”，于11月25日决定将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实现了由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到参议会制的转变。
　　各级参议会由参议员组成。参议员的产生有两种办法：一是人民直接选举和聘任相结合；一是抗日党派和群众团体进行选举。前者如陕甘宁、晋察冀、苏南等抗日根据地，后者如山东等抗日根据地。1939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设立边区参议会、县参议会及乡参议会。”“各级参议会之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之，但同级政府认为必要时，得聘请边区内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参议员，其名额不得超过参议员总数十分之一。”①1940年6月15日公布的《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暂行条例》中也规定：“边区设参议会，参议员由边区人民选举之”“但因环境之必要，得由边区行政委员会聘请抗战有功之名流、学者、士绅、少数民族为聘任参议员，被聘人选由边区行政委员会与边区抗日党派、团体、部队、学校商定之。”但“聘任议员名额，不得超过参议员总额十五分之一”。②1940年7月下旬，山东省召开山东省联省大会，“由各地区选出之国大初选代表及全省各地工农青妇文化界代表共三百余人，遵全省三千八百万人民之委托，选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员范明枢等八十一人”。⑧由此选举出来的边区、县、乡三级议员，分别组成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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