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完整地描述并分析了明代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了其间的特点和规律,对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有创造性研究和精彩论述。书中有意识地尝试了各种研究方法，如模糊数学、突变论甚至数理统计等，对作者、出版、小说理论、官方的文化政策以及读者这五个交叉影响、互相制约的因素形成的一股合力对小说的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研究，从而使小说史真正成为动态的小说发展史，开创了小说史研究的新范式。

目录

明代小说研究与文学遗产继承问题(序)郭豫适

导言

第一编明初的小说创作

（洪武至洪熙四朝1368—1425）

第一章战乱后的创作飞跃

第一节《三国演义》与国家的分裂和统一

第二节《水浒传》与元末的农民大起义

第三节《剪灯新话》中的战乱图景

第二章在传统约束下的选择

第一节明初通俗小说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采用改编手法的必然性

第三节明初文言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

第三章开辟方向的示范与规定

第一节通俗小说内涵的规定

第二节羼入诗文手法的运用及其原因

第三节“教化为先”的传统的确立

第二编萧条与复苏

（宣德至正德七朝1426—1521）

第四章政治高压下的生存危机

第一节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

第二节小说发展停滞的政治原因

第五章传播环境对创作发展的制约

第一节通俗小说的发展与对传播载体的依赖性

第二节明初的印刷状况与抑商政策的伤害

第六章文言小说创作的复苏

第一节先行复苏的原因与志怪小说

第二节内容庞杂的逸事小说

第三节寓言小说与传奇

第七章通俗小说创作复苏的预前准备

第一节说书艺人的贡献与话本的流传

第二节三大阻碍因素的变化

第三编嘉靖、隆庆朝的小说创作

（嘉靖、隆庆二朝1522—1572）

第八章通俗小说创作的重新起步

第一节连锁反应的开始

第二节《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编创方式

第三节“熊大木模式”及其意义

第九章渐与现实贴近的文言小说创作

第一节创作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第二节重志怪轻传奇的创作格局及其成因

第三节逐渐贴近现实的逸事小说

第十章明代的中篇传奇小说

第一节中篇传奇多羼入诗文的手法

与小说观念的变迁

第二节中篇传奇小说内容的流变

第三节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地位与意义

第四编繁华与危机的双重刺激

（万历、泰昌二朝1573—1620）

第十一章讲史演义的繁荣与公案小说的流行

第一节万历朝讲史演义的创作概况

第二节面对矛盾的惶惑与尝试

第三节明后期的公案小说

第十二章《西游记》与神魔小说

第一节《西游记》作者的再创作

第二节万历后期的神魔小说

第三节神魔小说的崛起及其意义

第十三章《金瓶梅》与人情小说

第一节《金瓶梅》的成书与流传

第二节创作直接反映现实的开始

第三节万历朝前后的色情小说

附录：关于《金瓶梅》作者考证

第十四章文言小说的创作与小说选编本的流行

第一节渐成时尚的笔记小说的编撰

第二节传奇小说创作传统的重新恢复

第三节专题性类书与小说合刻集

第五编明末的小说创作

（天启、崇祯二朝与南明弘光朝1621—1645）

第十五章文人的参与及小说理论的总结

第一节明末小说创作的舆论环境

第二节小说理论的逐渐成熟

第三节文人的推动与书坊扩大销路的努力

附录：

明中后叶文言小说作者情况简表

明中后叶序、刻前代小说者简况

明中后叶官员、名士与通俗小说关系简表

第十六章拟话本与编创手法的过渡

第一节拟话本的形式特征及其蜕变

第二节过渡性拟话本的编创方式

第三节拟话本创作中的三大主题

第十七章时事小说的崛起与明末其他小说创作

第一节时事小说的产生原因与归类标准

第二节时事小说的特色与价值

第三节明末的其他小说创作

结语

明代小说编年史

明代小说编年史人名书名索引

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

——兼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郭英德

后记

第一编明初的小说创作

（洪武至洪熙四朝1368—1425）

小引

公元1368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市）即皇帝位，是为明太祖，朱明王朝的统治由此开始。这时，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割据势力已被消灭，而几个月后，大都（今北京市）也将被明军攻占，元顺帝逃往塞北，这意味着蒙元在全国范围内统治的结束。虽然西北、西南等地的易帜还需要再过几年，但那位开国君主毕竟可以开始将主要精力从杀伐征战移至巩固权力与治理国家方面。

经过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争，人口减少与田地荒芜已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为了恢复凋敝的社会经济，朱元璋实行了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军队屯田以及解放工奴、简约商税等政策，而且这些措施也较快地收到成效。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全国的垦田总数增加了一倍，已恢复到北宋年间的水平，人口数超过了元世祖极盛时期，田赋收入也相应地大幅度增加。史家称其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史》卷七十八。。此中会有溢美成分，但社会经济迅速地得到恢复与发展却应是实情。

巩固皇权与加强封建专制统治，也是朱元璋治国日程上的重要安排。当蒙元势力在各地被逐次扫荡后，为朱明王朝扫荡障碍的功臣便开始成了被扫荡的对象。尽管“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已是政治角斗场上人所共知的通则，但朱元璋铲灭功臣时的杀戮面之广，手段之惨烈，仍然使人大为吃惊。左丞相胡惟庸被加以私通日本、蒙古罪凌迟处死，因该案牵连，“坐诛者三万余人”《明史》卷三百八。；不久又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谋为不轨，凌迟处死，“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朱元璋自己承认的数字是“族诛者万五千人”《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在杀戮功臣的同时，朱元璋又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成了秦始皇以来最专制、最独裁的封建帝王，而且他还将这种专制与独裁定为世世不得变更的制度。在他撰写的《皇明祖训》中就可以读到这样的警告：后世若有谁胆敢试图变更，则“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朱元璋是马上得天下的帝王，但这位原本只识干戈的开国君主却很懂得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与巩固封建专制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下令向全国臣民强行灌输程朱理学，并特别注意培养效忠于封建专制的知识分子。在登基后的第二年，朱元璋就指示中书省的大臣：“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他要求除京师的太学之外，各府、州、县也都要设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明史》卷六十九。。这样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遍于全国的、维系封建伦理纲常的中坚力量，政府的各级官吏，也主要是在他们中间选拔，而方式则是以八股文取士。朱元璋和刘基制定了八股文程式，以四书五经中的内容命题，并只允许依据朱熹的注作解释。八股的体制固定呆板，甚至各段的字数多寡也有严格的规定。显然，八股取士制度不仅是适应，而且还大大加强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专制统治。朱元璋对付读书人的手段是恩威并施，恩者如物质方面的优待：“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明史》卷六十九。，秀才还可以减免田赋与徭役等；威者则是接连不断地兴起文字狱，放逐、监禁与处决了大批文士，因为他们对新王朝怀有二心或不恭顺，尽管那些罪名常常只是来自统治者的怀疑与猜测。恩也罢，威也罢，总之都是要逼士人驯服地走封建统治者所规定的道路，事实表明，朱元璋也确实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

朱元璋奠定了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在他身后虽然发生过朱棣与建文帝争夺皇位的三年战争，但这并没有影响那些基本国策继续贯彻执行。社会由战乱走向统一与稳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地加强，而文化氛围则日益肃杀阴冷，这便是大明朝最初几十年的总体格局，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所要讨论的明代小说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从洪武朝到洪熙朝共是五十八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新问世的小说并不多。据目前所知，通俗小说只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与《三遂平妖传》等五部作品，文言小说则是《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两部作品集，以及其他零星的若干作品。不过，其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在明代小说史上，有的甚至在中国小说史上都有着相当高的地位。《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我国最早的两部长篇小说，它们的影响可以说是不仅笼罩了整个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而且还一直延续到清代继续发挥作用。在小说发展史上，这两部优秀巨著的问世又意味着一种飞跃性转折的完成，即从以诉诸听觉为目的而编写的话本，演进至有意识地创作供案头欣赏的作品，其实将它们视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诞生的标志也未尝不可。《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的地位不及上两部作品，但明代文言小说的创作却由它们而开始。后来的作家多心悦诚服地奉之为楷模，或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创作只是在“效颦”，或在为作品集命名时有意嵌入“剪灯”之类的字眼，以示其间的渊源关系。以上的考察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本编将论述的不仅仅是明代最早出现的小说，它们同时又是对其后二百余年小说创作的形态与走向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