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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与公共文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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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编号: 126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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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规格与包装
  • 商品名称:文化资本与公共文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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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导言

人除了物质存在之外,还有精神存在。精神存在是人们对自身文化存在方式的确证,是人之为人所独有的生命领域。国民是否拥有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将精神和物质相分离的尝试源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提出“努斯”(nous)的理念,该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认识到精神世界可以置身于物质世界之外,思考、推动着世界秩序。努斯具有超越有限感性的能力,去追求无限和自由,代表着精神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自此人类文明发展的努力方向便是超越物质而指向精神和自由。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逻辑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人的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日益凸显,这一全球性的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也是当前公共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精神生活的物质化,给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良序运转以及国家的文明进步都造成了不利影响,超越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使命。
超越精神生活物质化的基础是文化资本的积累,没有对文化资本的尊重和积累,很难想象一个社会或者是公民个人能够实现精神对物质的超越。文化资本积累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即公民个人化的文化资本积累,以文化产品的供给(具体包括公共文化供给和文化产业供给)进行的文化资本积累,以及在文化制度方面的文化资本积累。文化资本积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推动文化资本积累最大化。文化资本积累对于经济资本的积累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
文化资本积累的不足和工具理性的泛滥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的深层次根源。由于受人文精神的浸润和洗礼不足,导致社会文化更快速、更全面的落入了工具理性的陷阱,呈现出文化层面的非理性倾向。公共文化要超越工具理性,培育公民崇尚精神价值的文化追求,就要回到古希腊以来的伟大人文传统中。
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传统是理性的发展和超越的过程。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等人提出逻各斯的概念,提出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一个唯一的逻各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也就是说人的活动要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的核心是要认识自己的灵魂,而灵魂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认识你自己必须通过理性,理性是神圣的,灵魂只有在理性中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并不是认识自己的外表和身体,而是要认识自己的灵魂;认识自己的灵魂是认识灵魂的理性部分。通过理性,人能得到确定不移的绝对知识。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理念又有所发展。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性概念的不同方面,使得理性发生了分裂,后来的思想家沿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继续探索,到康德最终将理性的分裂固定下来,从而预示了工具理性理论的出现。
思想发展到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主体性原则,树立了理性的标杆地位,康德以其三大批判确立了理性至上的原则,直至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等人提出工具理性的概念并加以批判。工具理性的本质是在祛魅前提下用一种技术化的精于计算的方式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价值理性则与工具理性不同,它强调的是某种目的或行动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不是结果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出发点、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义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简明地说,工具理性,是行动者纯粹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的,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价值理性,是行动者从动机和出发点的正义、正确与否的角度考虑的,而在一定程度上不管行动的结果如何。工具理性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导致了集体非理性,最终也必然导致个人的非理性,工具理性的本质是非理性。
理性是人类追求知识和智慧的方式,可是一旦沦为工具理性就丧失了理性最初的本质,一味地任由工具理性膨胀,就会造成很多困境和危机:在公民个人层面,出现精神生活物质化带来的内心焦虑,个人价值感失落、幸福感的缺失等;在人际关系层面,出现信任危机,戾气沉重、道德滑坡等现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对资源过度开采和浪费,造成环境污染;在人与历史层面,出现漠视历史遗迹和历史记忆,为追求城市发展盲目拆迁历史建筑和老城区的现象等。社会在追求GDP的同时,对人的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关注不够,对于文化以及文化对人内心、道德乃至幸福生活的塑造重视不够,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对社会人文精神产生大量负外部性。这些都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的结果。
为回应这样的失衡,必须重视公共文化,公共文化为公民提供健康的文化生活,提升公民的文化资本,创造有精神价值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要明确公共文化的方向是全社会精神和人文价值的建设,目的和价值是超越工具理性,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最终培育公民崇尚精神价值的文化追求,实现国家和社会文化资本的最大化积累。
从历史到现实的角度上看,自周秦之变后中国文化所经历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现代中国之变,到今天为止并没有结束,中华文明发展方向相信是在持续的文明对话中不断地超越自身以及西方文明,指向更具普遍意义的世界文明,这是中华文明面对历史、当代世界以及未来的最大尊严所在。实现这一超越的根本在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这是一种源于布尔迪厄而又超越于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文化资本积累。这样一种文化资本积累,不仅具有文化意义,而且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它可以抵御经济增长率逐渐下滑以及潜在的经济周期的威胁,同时又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文化体制和制度的供给是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公共文化的发展呼唤改革的同时,需要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的保障。本书的下篇——对策篇,针对当前公共文化改革与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以及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文化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了对策性的政策建议。
编辑推荐
国民是否拥有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逻辑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人的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日益凸显,这一全球性的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也是当前公共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精神生活的物质化,给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良序运转以及国家的文明进步都造成了不利影响,胜过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使命。
内容简介
文化资本积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资本的积累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文化体制和制度的供给是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公共文化的发展呼唤改革的同时,需要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的保障。本书针对当前公共文化改革与发展领域的问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以及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文化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了对策性的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黄威,辽宁省沈阳市人,研究员(正高级),经济学博士,艺术学理论博士后。从事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文化经济、文化政策研究十余年。主持和参与课题近五十项,出版著作两部,参与完成著作一部,发表各类文章三十余篇,三次获省部级以上学术成果奖。多次参与国务院、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要文件的研讨和起草,其中作为重要成员参与起草的文件《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实施意见》于2015年7月1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
目录
目录
上篇理论篇
第一章公共文化面临的最大背景——精神生活物质化及其超越 003
第一节精神生活及其本质 004
一、精神生活的内涵及其界定 004
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对的特殊性 005
三、社会总体生活中的精神生活定位 006
四、精神生活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009
第二节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及其原因分析 012
一、物化与精神生活的物质化 012
二、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化倾向的表现 017
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化倾向致因分析 023
小结 029
第二章文化资本与公共文化 030
第一节文化资本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032
第二节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产品和制度发展的关系 036
一、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 036
二、文化资本与文化产品 040
三、文化资本与制度发展 041
第三章理性、工具理性与公共文化 047
第一节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048
一、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逻各斯与努斯观念的提出 048
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理性观念发展的贡献 052
三、亚里士多德理性分裂的初步显现 055
第二节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危机 058
一、笛卡尔主体性原则的确立 058
二、康德理性立法原则的确立 062
第三节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 064
一、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065
二、启蒙辩证法和工具理性批判 072
三、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 081
小结 088

下篇对策篇
第一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091
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理论探讨 092
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基础——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095
三、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097
四、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对策建议 099
第二章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改革研究 103
一、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概念界定及理论来源 103
二、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实践探索及成效 113
三、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20
四、其他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经验及启示 127
五、加强和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对策建议 135
结语 146
第三章国有文化经济的市场定位与战略性调整研究 148
一、文化体制改革进程和国有文化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分析 149
二、文化体制改革新阶段与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 150
三、国有文化经济的市场定位与发展方向 152
四、推动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意义 155
五、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 157
第四章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研究 162
一、国有文化企业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163
二、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意义 166
三、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标模式 168
四、政策建议 170
参考文献 172
致谢 188
精彩书摘
第一章公共文化面临的最大背景
——精神生活物质化及其超越
人除了物质存在之外,还有精神存在。精神存在是人们对自身文化存在方式的确证,是人之为人所独有的生命领域。拥有一种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逻辑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人的精神生活物质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也是当前公共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精神生活的物质化,给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良序运转以及国家的文明进步都造成了不利影响,超越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物质化倾向,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使命。

现代人将自己的希望赋予机械的、技术的、工业的文明之中,不再需要那些把握自身,并将自身奉献于善的自由的智慧,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来源于外部科技的发展,而不是来源于哪怕一点点的苦行僧式的对自我的内在拥有,现代人不能从形而上的角度去真正理解什么是人类生活的标准,他们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赋予那些功能日益强大的机械!机械的规律,也就是物质的规律,将统治人类。
——马里坦(JacquesMaritain)

第一节精神生活及其本质
一、精神生活的内涵及其界定
对“精神生活”是什么做出本质概括,这是本章理论逻辑展开的起点。人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精神生产基础上的高于物质生活、体现人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的思想观念活动和生活方式。
精神生活就人类作为主体而言,是指以物质生产为基础,以精神生产为前提,以精神产品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和价值,为人的生存提供终极关怀,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理想的追求和道德品质的修养等,从而满足人的精神家园建构需要和引导人的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总体过程和状况。
精神生活指向人的精神家园,是一种与物质的实体生活不同的以符号、形象等象征物存在的观念世界、意向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健康的精神生活因价值自足而使人们心向往之,成为人类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说精神生活是在对终极存在或终极价值的信仰基础上的体验和追求。
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对的特殊性
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精神生活,需要对精神生活的特征加以把握。人的精神生活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精神生活的批判性本性
精神的作用不仅仅是反映和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批判和改造世界,使人的生活趋向于更好。精神生活是能够超越人类生活外在性限度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使人得到内在的满足和超越。人首先是一种自然生物性存在,无法摆脱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制约。但同时人又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向往自由、追求理想之境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精神使人能够不断超越现实、不断超越自我。这种精神生活的追求既包括对精神生命的追求,也包括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两者之间的融合,使得精神生活更加完整。物质生活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它对精神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制约着精神生活的发展与进步。而精神生活所以能够存在,就体现在它对物质生活状态的超越性维度,它塑造了一种超离自然生命的更高追求,寄托了人们对理想存在的向往。这也是为什么精神生活来源于物质生活,同时又高于物质生活的原因。
(二)精神生活的自觉自由特征
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表现为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统一。人都有对自由的向往,这也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自由在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人的生命力量得以实现。精神生活将自由作为人类发展的价值所在,而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关键在于人类能否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做出选择。
(三)精神生活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构建美好世界的“精神导演”
人类总是不满足于现状而追求更好,精神生活包含着人们基于现实与改造现实基础上的无限美好愿景,恰恰是这种观念上对现实的不断超越引导着人类的实践方向,改变着世界,提升着人类的生存质量。动物的生命活动与自然是同一的,完全由自然决定,其生命活动的水平与周期是不断重复进行的。与动物不同的是,人是具有创造性的生物,这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人的精神生命赋予了人类伟大的创造性,人的生命活动不是周期性地重复,而是开创性地不断提升。为了更好地激发出智慧在精神生活中的创造性,人们需要参与到各种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中去。
三、社会总体生活中的精神生活定位
物质生活在人的生活中处于基础地位,为保持人类生存提供物质基础,而精神生活是以物质生活为基础又超出物质生活之上的一种更高追求。精神生活不能够单独存在,只能在物质基础上来确证自身的存在,没有物质基础的精神生活只能是一种想象。精神生活又是能动的,它能够影响物质生活,反作用于物质生活。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其各自的领域里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往往会造成二者之间不平衡状态的产生。
精神生活决定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决定精神生活能否展开的基础,精神生活能否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物质生活质量和状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能进行更高层次的精神塑造。物质生活在人类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物质生活提供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精神生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会得到发展。只有在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才会进行精神生产和精神创造。此外,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也决定着人们精神生活的质量与水平。一般来说,具有雄厚物质力量支撑的精神生活会比物质力量薄弱的精神生活更加精彩、更为丰富。
精神生活具有相对独立性。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错位”关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不总是相辅相成和共同进步的。首先,精神生活能够超越物质生活水平,即使在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上也能实现精神上的富足,发挥其能动性,从而使人达到更高层次的生命状态。这主要取决于人们的内心世界是否充盈、是否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和积极追求。如果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就能够克服物质困难达到更高的精神生活境界。其次,高水准的物质生活也不一定会带来同样层次的精神生活。很多人在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后,便滋生了享乐主义思想,在获取更多物质财富的功利欲望的趋使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物质生活追求上来,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凌驾于精神追求之上,从而忽视精神生活的建构。近年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一些人便衍生出了一切向“钱”看的物化心理,把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追求作为人生第一目标,片面地在物质生活的满足与幸福之间划上等号,诸如“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等流行语正是这种物化心态的表达,仿佛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幸福指数的唯一标准。实际上,人生是否幸福不仅仅是由物质财富来衡量的,生活质量的真正提高必须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进步、相得益彰。人们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以后,更应致力于精神生活的创造和精神成长,只有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相对独立性还突出表现为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具有反作用。当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便开始精神生活的塑造。精神生活不会对物质生活进行简单地复写,而是一种富于超越性与创造性的呈现。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作用可以是积极的,当精神生活诉求满足和适应物质进步的需要、代表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会促进物质生活的进步,引导物质生活向着更高的方向去发展。精神生活的作用也可以是消极的,当其价值诉求迎合腐朽落后的物质生活需求时,就会对物质生活的进步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此外,精神生活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结构包含三个因素,即文化、社会和个人,整个生活世界就是文化的共同性、社会统一性和个体社会化的有机统一。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就是文化的更新、社会的整合和个人的社会化过程。精神生活既属于个人,也属于社会和文化。个人的精神生活受到社会化过程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同时也是文化及其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是一种集体的精神生活,对个体的精神生活有着引领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对社会整合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著者黄威
  •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 ISBN9787511559616
  • 版次1
  • 包装平装
  • 出版时间2019-04-01
  • 用纸纯质纸
  • 页数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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