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文化观念及该词的一般现代用法，是从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进入英语思维的，本书即以此发现作为本书的组织原则。本书试图展示这个过程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同时探讨这个观念从开始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因此，本书说明和阐释了自18世纪晚期以来我们面对英国社会变革时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反应。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充分理解“文化”一词的用法以及该词所涉及到的各种问题。
　　1946年至1948年间，我曾与克利福德·柯林斯先生（Clifford Collins）和沃尔夫·曼科维兹先生（Wolf Mankowitz）一起合作编写过《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的评论文章，本书要探讨的正是该刊物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当时的目的在于，依据我们这一代人的体验探究“文化”一词所描述的传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阐释这个传统。在初步探索阶段，我从这两位前编辑同事那里获益良多，对此我铭感终身。1950年后，本书写作正式开始，我要再次特别感谢柯林斯先生，以及我的同事安东尼·麦克林恩先生（Anthony Mclean）。在写作过程中，我曾与汉弗莱·豪斯（Humphry House）先生及弗朗西斯·克林根德先生（Frances Klingender）多次商讨并获益匪浅，他们虽英年早逝，却因其大作享誉身后。此外还有很多人对我提供过帮助，特别应该提到的有贝特森先生（Mr. F. W. Bateson），贝尔钱伯斯先生（Mr. E. F. Bellchambers），亨利·柯林斯先生（Mr. Henry Collins），科尔曼先生（Mr. S. J. Colman）以及史密斯先生（Mr. H. P. Smith）。我的夫人就原稿与我逐行商榷，在某些章节的写作中，她实际上就是合著者。不过，本书出现的看法或谬误均由我个人负责，与他人无关。
　　因篇幅所限，我在文中未能就所涉及词汇及意义所发生的变化一一详尽列举。随后我将以《工业革命期间英语的演变》（Changes in Englis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为题发表专业论文，提供相关依据。本书中因某些简要论述可能会出现一言以蔽之这样常见的毛病，因此恳请对这些词汇怀有特别兴趣的读者务必参考刚刚提到的论文，以便获得新的证据来支持现有观点。
　　本书付印之时，我一直在考虑本书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怎样的有益指引，此处注明，或许会有些用处。首先，我们从不同角度入手，殊途同归，似乎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新型且普遍的文化理论。在本书中我一直在努力澄清文化传统，下一步要做的或许是重新阐述其基本原则，把文化理论看作一种整体生活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我们还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一种扩展性文化的概念，研究其详细过程。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扩张性文化（an expanding culture）当中，但是我们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摇头懊恼上，未能对其本质和现状谋求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识字、教育层次、出版物等我们视为定论的文化史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大幅度的修正。此外，为了制定完善的共同方针，我们还需要详细考察当前文化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最后，在专业批评领域，我们或许可以扩展我们的分析方法，通过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重新界定创造性活动和传播概念。上述工作都困难重重，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所使用的词汇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可能会有帮助，本书便旨在于此。
　　本书部分章节已以其他形式刊载于《批评论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和《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雷蒙·威廉斯

　　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通过深入浅出地分析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活跃于英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四十位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勾勒出影响20世纪文化思潮的重要传统。

　　《文化与社会》是雷蒙·威廉斯的成名作，1958年首次出版后已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国文字，被誉为英国新左翼的开创性之作，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
　　作者以“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五个关键词为主题，选取了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活跃于英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四十位著名作家和思想家，通过分析他们对工业革命以及文化问题的不同论述，梳理了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勾勒出影响21世纪文化思潮的重要传统。

　　雷蒙·威廉斯（1921—1988）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的三一学院。战后至1961年，曾任教于牛津大学的成人教育班；1974年起，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讲座教授，直至去世。
　　雷蒙·威廉斯著作宏富，主要有：《文化与社会：1780—1951》、《漫长的革命、《乡村与城市》、《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前言
1987年版前言
年代简表
导论
第一编 19世纪的传统
第一章 对比
一、埃德蒙·伯克和威廉·科贝特
二、骚塞与欧文
第二章 浪漫主义艺术家
第三章 穆勒论边沁与柯尔律治
第四章 托马斯·卡莱尔
第五章 工业小说
《玛丽·巴顿》（1848年）
《北方与南方》（1855年）
《艰难时世》（1854年）
《西比尔，或两国记》（1845年）
《奥尔登·洛克，裁缝兼诗人》（1850年）
《费立克斯·霍尔特》（1866年）
第六章 J·H·纽曼与马修·阿诺德
第七章 艺术与社会
普金、罗斯金、莫里斯

第二编 中间时期
一、马洛克
二、“新美学
三、乔治·吉辛
四、萧伯纳和费边主义
五、国家的批评者
六、休姆

第三编 20世纪的观念
第一章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第二章 理查德·托尼
第三章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第四章 两位文学批评家
一、瑞恰·兹
二、利维斯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和文化
第六章 奥威尔
结论
大众与群众
大众传播
大众观察
传播与共同体
文化与何种生活方式?
共同体观念
一种共同文化的发展
译名对照表

　　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到19世纪的上半叶这段时间里，一些现在来看非常重要的词汇首次进入英语常用语的行列，或者原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词汇在此时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词汇有一个总体变化范式，可以把这个范式看作一幅特殊地图，借助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与语言变化明显相关的生活和思想领域所发生的更为广阔的变迁。
　　有五个词语对于绘制这份地图至关重要，它们便是“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在我们现代的意义框架中，这几个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在这一关键时期用法的改变见证着我们在思考公共生活问题时特有思维方式的总体变化，也就是说，在思考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其创立目的、以及如此种种与我们的学习、教育和艺术活动呈现何种相关性等问题时，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
　　第一个重要的词汇是“工业”（industry）。其意义的改变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时期。在此之前，“industry”原本指一种人类特质，可以解释为“技艺、努力、坚毅、勤奋”。当然，“industry”的这种用法今天依然存在，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又有了其他含义：它成了一个集合名词，用来描述我们的生产制造体制及其一般活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中首次使用这个含义，此后这种用法便逐渐固定下来。大写开头的“Industry”，被视为一种“自在之物”（a thing in itself），代指一种体制，一个活动群体，而非单指人类品质。该词的形容词除了有描述人的词“勤奋的”（industrious）之外，在19世纪又添加了一个描述体制的词“工业的（industrial） ”。随着这种体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种新的制度开始创立，19世纪30年代首度称其为“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这种说法，部分是对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技术革新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变革的认可，同时也是对由此所引发的整体社会变革的一种默认，因为社会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型期。“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一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世纪20年代法国作家首先使用该词，此后的几十年间逐渐为英国作家所采用，显然这个说法是比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而来。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尽管变革方式不同，其性质却相类：通过某种变革模式创建一个新型社会。
　　第二个重要的词汇是“民主”（democracy）。这个词源自希腊语，意为“由人民治理”，但到了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才成为常用英语词汇。威克利（Weekley） 在《词语古今》中写道：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才不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威克利的说法完全正确。18世纪末在谈论美国和法国时这样的例子确实大量增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大部分例子都与人们所痛恨的“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或大家所熟悉的“暴民统治”（mob-rule）密切相关，导致该词产生了贬义。自大宪章（Magna Carta）或共和时代（Commonwealth）以来、或者自1688年以来，英国可能早已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却从未以民主自居。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民主人士”（Democrats）一词通常指那些危险而具有颠覆危险的暴民煽动者。正如“工业”及其派生词汇记录了我们现今所说的工业革命，“民主”和“民主人士”也通过进入日常用语，记载了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英国的影响，记录了英国人争取“民主代议制”（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的关键阶段。
　　作为体制的“工业”始于1776年左右；“民主”大约也在同时期成为一个实践用词。第三个词“阶级”（class），就其最为重要的现代意义而言，则可追溯至1772年前后。此前英语中“class”一词特指学校或大学里的一个组别或群体：“逻辑和哲学的惯常班级”。直到18世纪末“class”一词的社会含义才开始具有现代架构：首先出现的是“下等阶级”（lower classes），这个说法与18世纪稍早出现的“下等社会”（lower orders）相呼应。到了18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上等阶级”（higher classes），随后又有了“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和“中等阶级”（middling classes）的说法。“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一词1815年左右出现；“上层阶级”（upper classes）之说也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阶级偏见”（class prejudice）、“阶级立法”（class legislation）、“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以及“阶级战争”（class war）等词也都在19世纪相继涌现。“中上阶级”（upper middle classes）在19世纪90年代首次耳闻，“中下阶级”（lower middle class）一词则始于20世纪。
　　当然讨论“阶级”新用法的这一壮观历史并不等于说英国从这个时期开始才产生了社会等级的分化。不过这段历史的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化在性质上的转变，而且同样清楚地记载了人们相关态度的变化。“阶级”（class）不如“等级”（rank）明确，而这可能正是采用“阶级”一说的其中一个原因。19世纪的阶级概念便是基于此种构架而建立的，或者换句话说，19世纪的阶级概念是基于英国业已变更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感而建立的——当时的英国不仅经历着工业革命，同时也处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
　　第四个词“艺术”（art）在变化范式上与“industry”一词极为相似。“art”原本用来描述一种人类特质——“技巧”，到了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它变为一种体制、一种活动团体。“艺术”原先可以指任何人类技艺，但是大写开头的“Art”现在特指某些技艺，即“想象性的”或“创造性的”艺术。“艺术家”原来和“工匠”（artisan）一样指技术熟练的人，但是如今前者则单与那些精选的、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创作技巧相关。另外最重要的是，大写开头的“Art”开始代表一种特殊的真实：“想象的真实”（imaginative truth），而“艺术家”（artist）则正如 “有艺术天赋的”（artistic）和“富有艺术创造力的”（artisitical）这些19世纪40年代用来描述人类的新词一样，代表一组特别人群。另一个新词“美学”（aesthetics），也被发掘出来，用来描述对艺术的鉴赏评判；由此也衍生出另一个代指特殊个体的名词“美学家”（aesthete）。文学、音乐、绘画、雕塑、戏剧则被聚合在一起，统称为“艺术”（the arts），意指它们本质上存在着有别于其他人类技能的共同之处。“艺术家”和“工匠”之间的含义差别也开始在“艺术家”和“手艺人”（craftsman）之间出现。“天赋”（genius）原指“一种独特气质”，逐渐变成了“高超的能力”（exalted ability），于是“天赋”与“才能”（talent）也有了分别。正如“艺术”赋予“艺术家”新义、“美学”赋予“美学家”新义一样，“天赋”也相应地使“天才”（a genius）指涉一种特殊的人才。这些变化与前文所讨论的其他变化同属一个历史时期，它们记录了艺术本质、目的、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相关观念所发生的显著变化。
　　第五个词“文化”（culture），也在同一关键时期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这个词基本上是指“对自然成长的照管”，此后类推为人类的训导过程。这后一种用法，过去通常意为针对某个对象的教化，到了19世纪，却转义为一种自在之物——“文化”。在这个时期它的第一个含义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美的观念有密切联系； 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智性发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艺术的整体状况”；到了19世纪末产生了第四个意思：“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众所周知，这个词后来常常会成为一个或引起敌意、或让人尴尬的字眼。
　　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词中，“文化”一词的变化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可以说，当下聚焦于“文化”一词含义的所有问题，的确都是由“工业”、“民主”、“阶级”等词义变迁所代表的巨大历史变革所引发的，而“艺术”词义的变迁则展示了对这些变革的密切反应。“文化”一词的发展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因此，“文化”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它，我们可以对这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索。
　　我已经简要概述了这几个重要词汇的词义变迁史。作为变迁的背景，我还需提请大家注意其他一些在这个关键时期新近出现或获得新意义的词汇。新词的例子有意识形态（ideology）、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理性主义（rationalism）、科学家（scientist）、人道主义（humanitarian）、功利主义（utilitarian）、浪漫主义（romanticism）、原子论的（atomistic）；官僚主义（bureaucracy）、资本主义（captia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重商主义（commercialism）、共产主义（communism）、教条主义者（doctrinaire）、平均主义者（equalitarian）、自由主义（liberalism）、群众（masses）、中世纪的（medieval）和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技工（operative——作名词用）、原始主义（primitivism）、无产阶级（proletariat——“暴民”的新名称）、社会主义（socialism）、失业（unemployment）；怪人（cranks）、雅士（highbrow）、主义（isms）以及自命不凡（pretentious）。有些词则在当时获得了现代的通用意义，例如商务（business——相当于“贸易”trade）、庸俗（common——相当于“粗俗”vulgar）、郑重其事（earnest——取其讥嘲义）、教育（Education）和教育的（educational）、出人头地（getting-on）、手工制作的（handmade）、理想主义者（idealist——相当于“空想家”visionary）、进步（Progress）、普通百姓（rank-and-file——并非军事含义）、改革者（reformer）和改革主义（reformism）、革命者（revolutionary）和革命化（revolutionize）、薪水（salary——与“工资”wage相对）、科学（Science——相当于自然科学与物理科学）、投机商（speculator——财经用语）、团结（solidarity）、罢工（strike）、土里土气（suburban——描述一种态度）。这些变化所覆盖的也同样是发生了普遍变化的领域，并且引入了许多现代情境和感受中才会特有的成分。我要特别描述的，就是这种普遍变化模式中所包含的种种关系。
　　比其他任何一个词汇都更能体现这种关系的，便是在概念和指涉上都极为错综复杂的一个词——“文化”。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描述和分析这个综合体，并说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然而，由于这个话题所涉及的范围颇广，我不得不从一个极为宽泛的基础开始进行探讨。我本想紧扣“文化”本身来谈，但我越仔细考察，就不得不把指涉范围越扩越大。因为在这个词的历史渊源和意义结构中，我看到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和情感运动。我希望能够详尽地展现这场运动。简言之，我希望把“文化” 的诞生过程作为一种抽象物（an abstraction）和绝对物（an absolute）展现出来，而这个过程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融合了两种普遍反应：其一是，承认某些道德与智性活动实际上有别于那些推动新社会发展的力量；其二是，强调这些活动——作为集中体现人类兴趣的领域——其地位不仅高于那些注重实效的社会判断过程，而且它们本身还具有缓冲和整合后者的作用。但是，在上述这两种意义中，文化都不只是对新生产方式、新“工业”的反应。它所涉及的领域并不仅限于此，另外还涉及到各种新型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这同时也是在强调文化与现实社会的区别，以及它作为另一种社会方式的独立存在。如果“文化”观念仅是对工业主义的反应，事情就比较简单了，然而事实上它同时也是对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民主”所作出的反应。就此而言，文化又是对社会“阶级”新问题的一种复杂而激烈的反应。更深一步讲，尽管这些特定的外部范围对“文化”的意义形成产生过诸多影响，但与此同时“文化”也在朝着一种个体的、显然更为私密的经验领域回归，而这一点必然将对艺术的含义和实践产生显著影响。这些虽是文化观念形成的最初阶段，但其历史发展至少同样重要。因为承认道德与智性活动的独立性，以及集中体现人类兴趣的集中体现，构成了“文化”的最初含义。而这些含义与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相结合，并改变着自身的含义，从而成为一种衡量品性的尺度、一种解释我们共同体验的模式；而在这种新的解释方式中，它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共同体验。在过去，“文化”指心灵的状态或习惯、或者说一些智性和道德活动，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生活方式。这一演变并非偶然，正如“文化”的本来含义以及这些含义关系的演变一样，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因此，我要使用的参考框架就不仅是区别这些含义，而且要把这些含义和它们的来源以及影响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我所采用的方法不是考察一系列抽象的问题，而是要具体分析一系列的个体陈述。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情和教育经历使我得以在这些个体论证的陈述而非抽象体系中发现更多意义，同时还因为，根据本书的主旨，我觉得自己应该致力于对语言本身的考察，也就是说，对个体男女在描述经历时所用词汇和短语的考察。诚然，我对语言意义的整体发展特别感兴趣，而这往往不是个体化的，但是作为研究方法，我并不是列举论题，然后把相关论述进行归纳概括。我所做的是，除了少数例外，一般集中讨论个体思想家和他们的实际论述，并尝试理清和做出评判。这一研究的框架是综合性的，但具体的方法则是个体性陈述与贡献的分析。
　　第一编我将讨论几位19世纪的思想家，他们中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那些博学多才的读者所熟悉的人物，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他们自身的意义，都将会展现出不同寻常的一面。第二编比较简要地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作家，在我看来，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过渡时期。在第三编中我考察了本世纪几位作家和思想家，试图使本书所论及问题的意义结构与共同语言具有充分的当代相关性。最后的结论部分，我就这个共同经验的一个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并不是在对传统做出评判，而是试图在某些意义和价值层面对传统加以扩展。
　　本书所论及的经验领域本身就涉及到诸多方法上的难题，不过这些我会在实际讨论过程中酌情处理。或许我应该说，我期望这本书引起争议，这倒不是因为我写书的目的就在于此，而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必然会引发价值的讨论和提出，而价值的讨论和提出正是会引起不同意见的敏感话题，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已知事实。不管怎样，无论什么人提出何种质疑，我都会很高兴，因为我所探讨的是我们基于共同兴趣的共同语言，以目前这些问题的现状来看，我们对文化探索的兴趣无论持续多久、言辞无论多么激烈，都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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