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视而不见的主妇，被遗忘的寡妇，以及被摈弃在机会之外的正在成长的女孩子……她们从来没有公开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弗吉尼亚·伍尔夫以特有的细腻和灵慧，从湮没无闻中揭示女人的思想，重新赋予它们以理性的光芒。作者笔调独辟蹊径，以机智风趣的谈吐娓娓道来，使本书成为女性文学的传世名作。

　　《一间自己的屋子》伍尔芙说：作为一个女作家写作，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年1500英镑的收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蜘蛛一样轻的覆着在人身上的生活"。我想这大概可以做为"精神自治"的解释吧，她们面对这世界的诸多不平，不断在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在那里呼吸，只有人类的内心才时实在的永恒的，故我爱，我恨，我痛苦。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著名女作家，在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两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世界三大意识流作家之一，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创造性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代表作品有《到灯塔去》、《岁月》、《达洛卫夫人》、《墙上的斑点》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一章
　　不过，你们也许说，我们是请你讲“妇女和小说”呀——那和一间自己的屋子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听我慢慢解释。在你们请我讲“妇女和小说”这题目以后我就坐在一条河岸上开始想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的意思也许就是说几句关于范伯尼的话；关于简·奥斯丁也说几句；赞扬勃朗特姐妹一番，而且给大雪下的霍沃斯牧师住宅一个概略的形容；假使可能的话，给米特福德小姐一种幽默的评语；对于乔治-爱略特说句恭敬的话；至于盖斯凯尔夫人也不妨提一提，这样就算了事。但是再看一看，这几个字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妇女和小说”这个题目的意思也许是，或许你们所要的意思就是，妇女和她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妇女和她们所写的小说，或者是妇女和关于她们的小说，甚至或者是这三个意思不知怎么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而你们要我用那样的看法来思量这几个意思。可是一开始用末一个方法来想这个题目，那似乎是最有意思的方法，我就发现有一个不可救药的缺点，就是，我永远不能达到一个结论。我永远不能履行我所认为的一个演讲的人的第一个责任——在一点钟的演讲以后给你们一块纯洁的真理的结晶，可以让你们用笔记簿的纸包起来永远保留在壁炉架上。尽我所能地，我只能贡献给你们一点意见，关于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于是这么一来，你们就会发现对于女人真正的性格和小说真正的性质这较大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解答。我逃避了对于这两个问题下一个结论的责任——于是按我个人说，妇女和小说仍然是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不过为了补偿起见，我要尽力解释给你们听我怎么会有这个关于屋子和钱的意见。我将要在你们面前尽力充分地、任意地阐发那使我如此想的一串相继的思想。也许若是我把这意见背后的观念、偏见呈露出来，你们会发现它们对妇女有些关系，对小说也有些关系。无论如何，只要一个题目是非常有辩论价值的——凡是关于女人的问题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就不能希望能说出真理来。他只能解释他怎么会有他所有的那个意见，他只能让他的听众观察演讲人的限度、偏见、怪癖，而有一个机会去下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里小说包括的真理似乎比事实多。所以我利用一个写小说的人所有的自由与特权建议讲给你们听在我来这里以前两天的故事——在你们放在我的肩上这个繁重的题目以后，我怎样负了这重任反复地思量它，应用它到我日常生活里去，由生活里寻求这题目的材料。我用不着说明，一切我所要叙述的并非真事，牛桥是虚构的，弗恩翰也是，“我”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的很方便的代表。我要吐出很多谎话，不过也许有些真理掺杂其中；去寻出真理，并且去决定哪些部分是值得保留的，就是你们的事了。你们若不这样做呢，那自然就把它整个扔到字纸篓里去，把它完全忘记。
　　那么这就是我（叫我玛丽·贝登，或是玛丽·塞登，或是玛丽·卡迈克尔，或是任何别的你所喜欢的名字——完全没有关系），一两个星期以前，正是绝好的十月天气，坐在一条河岸上沉思。我所说的那条硬领、妇女和小说，逼着我对于这引起各种偏见和情感的题目下结论，把我的头压到地上去了。我的左边，我的右边都长着某种灌木，金黄色的和大红的，如火如荼地开着花朵，甚至也好像为火的炎热所焦灼。在远一点的岸边，垂杨因永久的悲哀而在那里暗泣，头发披在肩上。河水选择几处天桥，和如火如荼的树互相辉映。在一个大学生划着船冲破那些倒影以后，它们便又立刻不着痕迹地合上，就好像他并没有经过一样。在那里一个人真可以整坐一个对时沉醉在思想里。思想——给它一个它不大配的高雅的名字——已经把钓丝垂到河里去了。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钓丝在反影与水藻之间摆来摆去，任水把它漂起沉下，一直到——你知道就是那么轻轻地一拉——在这钓丝头上忽然有意思在凝聚，然后小心地把它拉进来，再把它聚精会神地摊开。啊，一旦摊在草地上，我那个思想看来是多么地小，多么地玉意义。就是那种小鱼，一个好的渔人一定放回到水里去让它再长得肥一点预备将来有一天值得煮，值得吃。我现在不拿那个思想来麻烦你们，不过如果仔细地观察，你们自己也许在我所要说的话里会发现它。
　　但是不论它怎么小，它还依然有它那种神秘的性质——把它放回到脑子里去，它变得非常使人兴奋而且重要；在它突然一跳又一沉，闪动来闪动去之间，它激起如此一阵的意思的震荡和骚动，我简直坐不住了。因此我非常迅速地穿过一片草地。立刻有一个男人起来阻挡我，在起初我还不明白那个穿着夜礼服衬衫和常礼服、怪形怪状的人的手势是对我做的呢。他的脸上显着惊骇愤怒的样子。是本能而不是理智提醒了我，他是教区的警吏，我是女人。这是草皮，小路在那边。只有研究生和优等生可以在这里，碎石小道才是我能走的呢。这些思想不过是一刹那的事。等我走到小路上去了，警吏的手才放下来，脸上恢复了平常安详的样子。虽然草皮比碎石路走着舒服，我所幸还没有犯什么大错。不管那是什么学院，我惟一能提出来控告那里的研究生和优等生的罪状就是在保护他们那块连续不断压了三百年的草皮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小鱼吓得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至于当时我在想什么使我这么大胆地非法侵入草地上去现在我不记得了。安谧的精神像一朵云彩由天上降下来，因为如果安谧的精神能在某处停留的话，那就是停在一个十月里晴朗的早上的牛桥的园地和院子里。漫步踱过那些学院，经过那些多年的大厅、走廊，现实的坎坷似乎都磨平了，身体好像装在一个神妙的玻璃房子里，没有声音可以透进来，同时脑子，因为不和任何事实接触（除非又侵入到草地上去），可以任意安然地去想和当时情景和谐的思想。完全是偶然，我无意中记起一篇老文章讲到在悠长的假期中重访牛桥，因而想起它的作者查尔斯·兰姆——萨克雷举起兰姆的一封信到前额上，叫他圣查尔斯。实在说来，在所有死去的文人中（我只是不加琢磨地把我的思想照样地告诉你们），兰姆是最亲切的人之一，就是那么一个人我们会很高兴对他说：“那么告诉我你怎么写散文的？”我认为他的散文甚至比马克斯·比尔博姆的毫无瑕疵的散文都好。因为那种放纵的想像力的闪耀，文章中的像闪电似的天才的霹雳使他的文章有缺点，不完美，可是处处点缀着诗意。兰姆来牛桥大约在一百年前。他的确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我忘了——谈到他在这儿看见的弥尔顿的一首诗的原稿，大概是《利西达斯》那首诗的。兰姆说他不胜其惊愕，当他想到《利西达斯》里面能有某一字原来是另一个字。去想弥尔顿居然在那首诗里改换几个字，对他似乎是一种亵渎神圣。这一来使我想起我所记得的那点《利西达斯》，猜哪个字可能是弥尔顿换过的，而且为什么换，而觉得很有意思。我忽然又想起就是兰姆所看的那个原稿离这里不过几百码，所以我们可以跟随兰姆的脚步走过院子到保存着那个珍物的著名的图书馆去。而且在我向图书馆走的时候，我想起来就是在这个著名的图书馆里也保存着萨克雷的《埃斯蒙德》的原稿。批评家常说《埃斯蒙德》是萨克雷最完善的小说。不过照我所记得的，那种文体的造作，对十八世纪的模仿，总很阻碍作者，除非十八世纪的文体对萨克雷确乎是自然的——这件事可以由看看原稿来证明一下，看他所修改的地方是为文体呢还是为意思。但是那么我们就得先决定什么是文体，什么是意思，这是一个问题——可是我已经到了那图书馆的门口。我一定是开了门，因为立刻，像一个守护天使一样挡住去路，不过是鼓动着黑袍子而不是白翅膀，走出来一位不以为然的须发如银的慈祥老先生。他一面挥手叫我后退，一面用很低的声音抱歉地说：女士们非得有一位本学院的研究生陪着或是有一封介绍信才准走进这个图书馆。
　　一个著名的图书馆被一个女人诅咒过，对这著名的图书馆毫无影响。庄严，安静，所有它的珍藏都完全地锁在它胸中，它满意地睡着，而且，按我这方面说，会永远这样睡着。在我满腔怒气地走下台阶的时候我发誓永远不去惊醒那些回声，我再也不去要求它的款待。不过还有一个钟头才吃午饭，我怎么消磨这时间呢？在草地上散步？在河边上坐着？那个秋天的早上的天气是真可爱，树叶子翩翩然闪着红色落到地上去，这两件事随便做哪一件都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又有音乐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某种礼拜或庆祝正在进行。当我走过礼拜堂的门前，风琴正不失壮丽地在怨诉。在那种明净的空气里，连基督教的悲哀听着都只像悲哀的回想，而不像悲哀的本身。连那多年的老风琴的呻吟似乎都为和平所包围了。即使我有权利走进去，我都不想去，而且这次教堂的执事大概又会阻止我，也许会问我要受洗证明书，也许问我要—封教务长的介绍信。好在这些宏丽的建筑的外表常常是和它们的内里一样美丽，而且就看着会众们聚集起来，进去又出来，在礼拜堂的门口匆匆忙忙的像蜜蜂在蜂房口上一样，已经就够有趣的了。很多人是戴方帽穿长褂子的；有的在肩头上点缀着一簇簇的毛茸茸的皮；有的坐着轮椅转来转去；还有的人，岁数还没有过中年，已经被揉捣压轧成很怪的样子，怪到令人想到水族馆里沙上费劲蠢动的巨大的螃蟹和龙虾。当我靠着墙立在那里看，这个大学实在像一个避难所，庇护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人。这些人若让他们自己到斯特兰德那一带去为生存而奋斗，就全是废物。我想起许多关于那个大学里从前的这个长那个长的老故事。从前他们说某某老教授只要一听见口哨的声音立刻拔腿就跑。不过在我鼓足勇气吹口哨以前，那一群尊严的人已经走进去了。礼拜堂的外表还是照旧，像一只永远航行而老不达到目的的船，你知道，那礼拜堂的高的圆顶和尖塔夜里总是点了灯，好几英里外在山那面都看得见。大概，曾经有一个时期，这个院子的平滑的草地，厚实的大厦，以至礼拜堂本身都是一片沼泽之地，野草随风摆摇，猪群东搜西掘。后来，我想，大队的牛马从很远的地方拉了成车的大石头，然后无限的人工把灰色的石块很有秩序地一块一块地重叠起来。就是在这些灰色石块的阴影里我现在正站着呢。随着油漆匠把玻璃装上窗子去，泥瓦匠在那房顶上洋灰、油灰、大铲子、小铲子地忙了几百年，每个星期六一定有人从一个皮制的钱口袋里倒出许多金银到那些老工匠的手里去，大概让他们去痛快地玩一晚上。我想一定有川流不息的金银随时流进这个院子里来，保持石块的不断的供应，泥瓦匠不断的工作：铲平，挖沟，掘土，排水。不过那时候是信仰的时代，于是钱很大方地倒进来把石头立在很深的基础上。等房子造好了，由皇帝、皇后、王公、大臣们的钱柜里又倒出更多的钱来，去保证一定有人在这里唱圣诗，有学子在这里受教育。有人赏赐土地，也有人缴纳年赋。等信仰的时代过去了理智的时代来了，金钱仍然不停地流进来，设立奖学金，捐赠讲座。不过现在金银不是由皇帝的钱柜里流出来，而是由富商厂主之辈的钱箱里流出来的，可以说由那些借工业发了财的人的钱袋里流出来。在遗嘱里，他们把财产很大的一部分又捐回他们所学得技艺的大学去，再设立讲席、讲座、奖金。于是图书馆、实验室、观象台林立。有贵重而精致的仪器的种种优美的设备装在玻璃柜里。在这些地方几百年前只有野草随风摆摇，猪群东搜西掘。我在院子里慢慢地踱着的时候就想那些金银的基础实在是够深的了，石路在野草上铺得够结实的了。头上顶着托盘的人匆忙地在几个楼梯之间奔波。装在窗前的花箱里怒放着极华丽的花朵。留声机的曲调由里面屋子里传出来。简直令人不能不追念——不管追念的是什么，它反正是被打断了。钟响了，是该去吃午饭的时候了。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小说家全都使我们认为所有几个人在一起吃午饭的事若是可纪念的，必定千篇一律地都是为了某人说了什么诙谐的话或是做了什么机智的事。他们却永远不肯花一个字来谈谈所吃的东西。小说家的一条惯例就是一字不提汤、鲑鱼、小鸭子。好像汤、鲑鱼、小鸭子，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好像从来没有人吸过一支雪茄或是喝过一杯酒。但是，现在我要大胆地不顾这条惯例，而告诉你们这次午饭的头一道菜是鱼，装在深的盘子里，在它上面学校的厨子铺了一层最白的奶油，不过各处点缀着一些棕色的小点，像牝鹿肚子边上的点子一样。鱼后面跟着鹧鸪。但是你们若以为只是盘子上躺着两只光光的棕色的鸟，你们就错了。各种各样的鹧鸪而且全跟着各种各样的酱汁和生菜，甜的，酸的，各有各的次序。还有土豆片，像钱币一样薄，可不像它那么硬。还有白菜芽，像玫瑰蓓蕾一样一层层的而汁水更足。等这道烤菜和跟随它的菜蔬一吃完，侍役立刻一声不响地把甜食放在我们面前。侍役简直就像是刚才那警吏，不过以比较温和一点的姿态出现。这个用手巾圈了一圈的甜食就像一堆白糖从海里的浪花里涌起来，你若叫它布丁而以为它和米同淀粉有关系的话，那对它简直是污辱。而且在吃这一顿饭的时候，酒杯一直充溢着黄的、红的酒，屡次喝完了，又有人来斟满。于是渐渐地沿着脊背下去到脊椎的一半，那就是人的灵魂所在的地方，有一点火焰燃烧起来了。这火焰并不是我们所谓文采的那个生硬的小电灯，常在我们嘴上出出进进的，而是由理智的沟通的黄色醇厚的火焰所形成的那种比较深刻、微妙的隐藏着的光亮。用不着慌，用不着发出光芒。除了自己以外用不着做任何别人。我们大家都会进天堂的，而且凡·戴克陪着我们——换一句话说，在点上一支好香烟坐到窗座的深厚的枕垫里去的时候，人生似乎是多么美满，人生的一切报酬是多么称心。什么嫌恶、什么烦恼都是多么不足挂怀。各人的友谊和伴侣的相契是多么令人赞羡。
　　如果运气好，手边就有一个烟碟，而不必因没有地方放烟灰而把烟灰弹到窗外去，如果事情都有一点和当时它们实在的情形不同，我大概就不会看见一只没有尾巴的猫。由看见那只突兀地砍去了尾巴的动物轻轻地慢慢走过院子，把我的情感的色彩因下意识的理解力的意外的一动而完全改变了。好像有人放下来一个罩子，也许是我的酒力过了。真的，在我看着那只马恩岛种的猫停在草地中间好像也在怀疑宇宙，我觉得似乎缺少一样东西，似乎有什么东西变了。不过我一面听着别人谈话，一面就问自己，缺少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变了？为了要回答那个问题，我必得想像我自己在这间屋子外面，回到以往去，在大战以前，眼前放着一个午餐聚会的模型。在离这些屋子不远而完全不同的一间屋子里。一切都不同。在我这样想的时候，那些客人正谈得高兴。客人很多，而且都年轻，男女都有。谈话很顺利，很惬意，很随便，也很有趣。在他们继续谈话的时候，我把他们的谈话放在拿那个午餐聚会的谈话做的背景上。把这两个一比我就绝不怀疑这个就是那个的后裔，合法的承继人。什么都没有变，什么都一样，除了——现在我尽力倾听，并不是完全在听说的话，而是在听话的背后的音响或是潮流。对了，就是那个——改变就在那儿。在大战前，像在这样一个午餐聚会的时候人所谈的事完全和现在所谈的一样，而听着就不同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说那些事的时候有一种吟哦的声音，并不清晰，但是好听、刺激，因而改变了话本身的价值。我们能不能把那个吟哦的声音变成字句呢？也许有诗人帮忙就能。正好旁边有一本书，我打开它随便翻到丁尼生，看他在那里唱：
　　一粒美好的泪珠，
　　由门边热情的花朵上落下来。
　　她就要出来了，我最亲的，最爱的；
　　她就要来了，我的生命，命运；
　　红玫瑰喊，“她走近了，走近了”；
　　白玫瑰泣诉，“她唤了”；
　　飞燕草听了说，“我听见了，听见了”
　　百合低语，“我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