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作者多年来研究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心得之总结，全书结构宏伟、材料丰富、体大思精，诚为一部优秀著作。作者不仅停留在物质层次的繁琐考据上，而能鞭辟人里，探讨其思想文化的深层根源。近代化根本的要素之一，厥唯近代科学。而中国方面接受近代科学，并无思想上不可逾越的障碍。1600年，布鲁诺因宣扬哥白尼学说，在罗马被焚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是在中国，或不致受此酷刑。然则何以中国竟未能接受代科学？唯物史观归根结底即是唯生产力史观，生产关系乃是制约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然则作为第1生产力的近代科学，何以竟不能突破落后生

　　本书揭示了来华耶稣会士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及其国际影响，阐释了明中叶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所提供的良好文化氛围。作者着重探讨了明代后期中国文化交流的两条历史线索。一条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另一条是明代社会变革造成的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主要内容包括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的世界背景、耶稣会的建立及其基本特征、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留并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传教团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国际影响等。

　　沈定平，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明史、中外关系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发表论文约80篇，其中多篇被译成英、意、西班牙文；曾接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邀请，赴上述两国访问、讲学和研究。

序言
第一章  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
第一节  汉代中国与欧洲的丝绸贸易及其影响
第二节  景教在唐代的传播和衰落
第三节  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兴盛及衰败的原因
第四节  四大发明的西传及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
第五节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性贡献
第二章  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的世界背景
第一节  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和最初的中西交往
第二节  殖民势力与教会的紧密结合及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
第三节  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与人文主义思潮
第四节  耶稣会的建立及其基本特征
第五节  中西文化进入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和交往的新时期
第三章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酝酿和策划
第一节  沙勿略：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奠基者
第二节  范礼安：适应性传教策略的组织与策划者
第四章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早期实践活动
第一节  罗明坚进入肇庆
第二节  罗明坚传教策略的失误及返回欧洲
第三节  罗明坚的科学与宗教著作
第五章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集大成者利玛窦为进入中国作准备
第二节  利玛窦在肇庆和韶州的传教活动
第三节  利玛窦开辟南昌与南京新传教区
第六章  适应性传教路线的最终形成和理论总结
第一节  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留并传播西方科学技术
第二节  利玛窦在北京出版的中文著作
第三节  利玛窦对传教策略的最后调整和理论总结
第四节  利玛窦晚年的心态及死后的荣耀
第七章  适应性路线同军事征服传教路线的分歧及其影响
第一节  中国传教团同军事征服传教路线的分歧与斗争
第二节  中国传教团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国际影响
第八章  明末的统治危机、社会思潮和西学传播的文化氛围
第一节  明中叶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危机
第二节  王学、泰州学派与西学
第三节  东林学派与西学
第四节  科学思潮与西学
第九章  明末士大夫的西学热潮及其代表人物
第一节  明末士大夫的西学热潮
第二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瞿汝夔
第三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冯应京
第四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王徵
第五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杨廷筠与李之藻
第十章  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调适

　　其次，在这种精神传递和传教过程中，“基督教将希伯来文化传统和希腊一罗马文化传统融为一体。”它吸收了希伯来的一神论思想及先知们的道德观念；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还融合了希腊哲学的成分，运用了希腊哲学的语言和范畴。经过改造，基督教教义便从一个单纯的伦理条规升华为一个神学体系。从此，“新型西欧文化的兴起受着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环境以及两种精神世界--具有英雄崇拜和好战特点的蛮族王国的战争社会，与具有禁欲主义和克己理想以及高层次的神学文化的基督教会的和平社会--之间的这种尖锐的二元对立的支配。其重要性也并没有局限在从公元500至1000年的黑暗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它保留有作为整体的中世纪文化的特点，在西欧后来的历史中，它的影响仍然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确信，它将被视为对西方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那种动力因素的重要来源。”英国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上述有关西方文化处于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这种二元化的论断，亦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赞同。他指出，基督教在承认并宣告“神即是爱”的见解后，又承认“忌邪的神”这个不调和的概念；“在胜利的时刻，基督教殉道者的不妥协精神变成了基督教迫害者的不容异己的精神”，并认为这种“不调和的结合”，正是基督教在生死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交付代价，而且成为“这个在基督教史初期的一章”的内容。由于基督教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尽可能地吸收和包容了西方的传统文化，因而，当它向欧洲以外的地区传教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一种完整文化的不自觉的载体”而出现。当基督教一神论的宗教排他性、不容异己的精神和沾染的蛮族王国社会的英雄崇拜特点相结合时，向欧洲以外地区的传教，便很容易同殖民主义的扩张及对异族精神的强制同化联系起来，相互配合，沆瀣一气。
　　然而，当这种传播遭遇到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博大精深内涵的发达的文明形态时，在简单的强制皈依和同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基督教那种追求普爱、道德与和平的倾向，就有可能发生作用。这种传教活动或许会演化为某种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中，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中西之间展开互惠互利的文化交流。“基督教的成功不仅在于一种思想的力量，而且还得力于其组织的威力。为了保持对信仰的忠诚，为了让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使自己不受其他教派的冲击，为了管理本教机构，基督教发展了一个有组织的信徒团体。这个团体就是能将其信徒紧密地团结到一起的组织--基督教教会。”那种等级制的组织方式，教区制的管辖范围，典礼、圣餐和洗礼等宗教仪式，以及推举具有学识和道德最高权威的教宗，长久以来便是将其信徒团结在一起的行之有效的形式。非特止此，与著名的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会一样，基督教会作为保存和嬗递文明种子的蛹体，也有着文明的延续和繁殖的功能。“每个文明在它的背后都有促使它同上一代的文明发生子体关系的某种统一教会。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的文明是通过基督教会和古代希腊文明发生亲子关系的。”由此看来，基督教在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凭借殖民势力，采取强制皈依和同化的手段，还是在武装传教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的交流，都离不开基督教会的作用，亦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西方文化的底蕴，然而，在殖民扩张时期，欧洲教会如此热中于海外传教，还有着其切身利益的考量。
　　因为几乎就在葡、西大规模夺取海外殖民地的同时，欧洲基督教会内部正酝酿、形成和爆发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宗教改革运动。其结果不仅使欧洲统一的教会发生了严重分裂，出现了包括英国、北欧和德国北部的新教教区，而且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权威亦产生动摇。当时天主教的新老修会（多明我、方济各、奥斯定和耶稣会），都积极地向海外派遣传教士，其目的便是要以新扩充的教区、势力和财富，来巩固天主教在欧洲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