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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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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规格与包装
  • 商品名称:朱元璋传
  • 商品编号:10037815
产品特色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剳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中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中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廷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轶闻:朱元璋外出私访人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干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人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其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二十世纪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人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须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或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2008年7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编辑推荐
  

 

  

    从乞丐到皇帝
  《朱元璋传》是吴晗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明朝历史读物的最棒选择,帝王传记的巅峰巨制。
  毛泽东主席亲自披阅与提奖,终成不朽名著。毛主席阅读并提出修订意见的版本,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朱元璋传》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朱元璋传》是20世纪四大传记之首,对朱元璋这个创立大明霸业的封建帝王的多疑、猜忌、阴冷、狡猾、老谋深算的性格的刻画无人能及。看了《朱元璋传》就能明白朱元璋是怎样由一个乞丐成为皇帝的。朱元璋的聪明、毅力、手段及手腕让你既惊叹又惋惜,对他反腐的坚决及勤政爱民的一生充满敬意,但对他的极权、残暴又很痛恨。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人。
  《朱元璋传》还配有反映明代政治军事生活的图片,有助于对明代政治生活的理解。

内容简介
  《朱元璋传》是吴晗1948年写定的版本,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朱元璋传》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因此与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代表作有《朱元璋传》,先后写作四稿,投入了毕生精力,是明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
目录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第一章 小流氓
一 小沙弥
一 游方僧
三 逼上梁山
第二章 红军大帅
一 小亲兵
一 小军官
三 大元帅、大丞相
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
一 鄱阳湖决战
二 取东吴
三 南征北伐
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
一 大明帝国和明教
二 农民被出卖了
三 新官僚养成所
四 皇权的轮子-军队
五 皇权的轮子-新官僚机构
六 建都和国防
七 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第五章 恐怖政治
一 大屠杀
二 文字狱
三 特务网
四 皇权的极峰
第六章 家庭生活
一 马皇后
二 皇子皇孙
三 教养和性格
四 晚年的悲哀
附录 朱元璋年表
精彩书评
     统一中国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在位期间实行特务政治,大兴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此书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中国士大夫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结果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
    ——章立凡
精彩书摘
  皇权的极峰
  就整个历史的演进说,皇帝的权力到朱元璋可以说是达到了极峰。
  研究皇权的极权化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的被摧毁。至于人民,向来只有被统治被剥削被屠杀的义务,和治权是丝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体的先从君臣的礼貌来说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而站而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从形式再说到本质:
  坐的时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
  汉代的若干世家宦族,如关西杨氏,汝南袁氏之类,四世三公,有数不尽的庄园,算不清的奴仆,门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独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在黄巾动乱时代,地方豪族如孙策、马腾、许褚、张辽、曹操之类,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权益,组织地主军保卫乡里,有部曲,有防区,造成军事力量。小军阀抗不住大股黄巾,投靠大军阀,大军阀又互相吞并,结果是三分天下,建立三个皇朝,原来两类家族——世族和豪族也都占据高位,变成公卿将帅,成为高级官僚了。这些家族原是共建皇业的股东,和皇家利害共同,休戚一致,在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大官位全为这些家族份子所独占。东晋南渡,司马家和王谢等家到了建康,东吴旧族顾、陆、朱、张等家族虽然是本地高门,因为是亡国之余,就吃了亏,在政治地位上屈居第二等。这些高门,世执国政,王谢子弟更平步以至公卿(北方的崔、卢、李、郑、王等家族也是一样)。到刘裕以田舍翁作皇帝,陈霸先更是寒人,在世族眼光里,皇家只是暴发户,无根基,没派头,朝代尽管改换,好官我自为之,士大夫集团有其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非皇权所能动摇,士大夫虽然在为皇权服务——因为皇帝有军队——目的在以皇权来发展并保障士大夫的已有权益。在这情况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享治权的。皇家的利益虽然大体上和士大夫一致,但是在许多场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例如世族的荫蔽人口,霸占农田水利以至山林湖沼等,经隋代两帝的有意识的打击摧毁,如取消九品中正制度,取消长官辟举僚属办法,并设立进士科,用公开的考试制度,用文字的优劣来代替血统门望高下,来选任官僚。但是,文字教育还是要钱买的,大家族有优越的经济地位、人事关系,因之,唐朝三百年间的宰相,还是被二十个左右家族所包办。
  门阀制度下的士大夫,有历史的传统,有庄园的经济基础,有包办选举的制度,甚至有依门第高下任官的成文法,有依族姓高下缔婚的风气,高门华阀由此种种便成为一个利害共同的集团,并且,公卿子弟熟习典章制度,治国(办例行公事)也非他们不可。在这诸多特殊情势之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的,只有双方合作才能两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只要有强大的军力能夺取政权便行,士大夫却不然,寒人役门要成为士大夫,等于骆驼穿针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强制,也还是办不到。何事非君?士大夫只要不损害他们的权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权。一个拥有大军的统帅,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却绝对作不了皇帝。
  考试制度代替了门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是十世纪以后的事。
  经过唐代前期则天大帝有意援用新人,任命进士作高官,打击世族。经过后期甘露之祸(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白马之祸(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和藩镇的摧残,多数的著名家族被屠杀。经过长期的军阀混战,五代乱离,幸存的世族失去了庄园,流徒各地,到唐庄宗作皇,要选董朝廷典故的世族子弟作宰相都很不容易。宋太祖太宗只好扩大进士科名额(唐代每科平均不过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以至几千人),用进士来办事,名额宽,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压倒了残存的世族,一发榜立刻作官。进士出身的官僚绅士和皇家的关系,正如伙计和老板,是雇用的而不是合股的。老板要买卖作得好,得靠伙计忠心卖力气,宋朝家法优礼士大夫就是这个道理。用宋朝人的话说是共治,著名的例子是文彦博和宋神宗的对话:
  文彦博:王安石胡乱主张,要改变法度。其实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致失掉人心。
  宋神宗:更改法制,对士大夫也许有些吃亏,可是,老百姓是喜欢的。
  文彦博:这话不对,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干?
     ……
  • 著者吴晗
  •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ISBN9787561343463
  • 版次2
  • 包装平装
  • 出版时间2010-04-01
  • 用纸胶版纸
  • 页数256
  •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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