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经”居于四库全书之首，地位重要，作用巨大。经学在古代学术研究中可谓“如日中天”的“显学”，历来高度重视。经学发展曾有“六变”的历史。①冯友兰把整个古代哲学分为“子学”与“经学”两部分，认为：“自孔子至淮南子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瓶内”。①可见，“经学”是自汉以来中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不可回避的学问。在“后经学时代”，曾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学传统受到质疑，经学思维受到批判，经学研究受到轻视，经学典籍受到冷漠。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又不断进入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经学成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地，自然也引起了学者的特别关注。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经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反思经学思维的合理内核，发掘经学元典的精神智慧，促进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创造。

    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经”居于四库全书之首，地位重要，作用巨大。经学在古代学术研究中可谓“如日中天”的“显学”，历来高度重视。经学发展曾有“六变”的历史。①冯友兰把整个古代哲学分为“子学”与“经学”两部分，认为：“自孔子至淮南子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瓶内”。①可见，“经学”是自汉以来中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不可回避的学问。在“后经学时代”，曾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学传统受到质疑，经学思维受到批判，经学研究受到轻视，经学典籍受到冷漠。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又不断进入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经学成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地，自然也引起了学者的特别关注。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经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反思经学思维的合理内核，发掘经学元典的精神智慧，促进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创造。

《春秋公羊传》的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代序）
自序
第一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主题论域
一、作为问题的“以义解经
二、“以事解经”和“以义解经
三、“以义解经”的基本论域

第二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知识背景
一、经、经学与经学思维
二、《春秋》文本与春秋学
三、公羊学精神与《公羊传》

第三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方法特点
一、意图自觉与“以义解经”的动机和目的
二、义理呈现与“以义解经”的方法原则
三、《公羊传》“以义解经”的解读特点

第四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基本义例
一、尊尊与为尊者讳
二、亲亲与为亲者讳
三、贤贤与为贤者讳
四、一统与远近内外

第五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发展演变
一、董仲舒与“以义解经”的系统深化
二、《春秋纬》与“以义解经”的乖离变异
三、何休与“以义解经”的条例细化

第六章 公羊义与两汉的政治生活法律实践
一、公羊义与两汉政治生活
二、公羊义与两汉法律实践

第七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文化意蕴
一、“以义解经”与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二、“以义解经”与创造性的诠释路径
三、公羊大义与汉代政治文化结构
参考文献
附录《公羊传》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后记

    从辞的功用讲，《公羊传》特别关注辞的表意功能，在载事和表义之间，载事属于直陈描述，尽管“义”在很大的程度上也需要“事”来显示和负载，但《公羊传》以为“用辞表义”不仅是文本的最终目的，而且也是辞本身的独特功能，所以辞同义同、辞同义异、义同辞异构成《春秋》笔法的主体，成为索解《春秋》大义的关键之一。《春秋》大义存乎“一字褒贬”之间，辞的褒贬功能自然成为《公羊传》的意识焦点，或于直陈背后赋予褒贬蕴涵，或变中性辞为褒贬辞，或因情境褒辞贬用、贬辞褒用，或据事情因果褒贬、讥讽、隐讳、刺绝。一言以蔽之，旨在定等序、正名分、断是非、决嫌疑，确定理想的或和现实的道德、政治、社会正义标准，以便进行事实和价值判断，达到礼教、政教、德教的目的。《公羊传》也意识到《春秋》“属辞”的核心就在于辞的具体使用，亦即辞的语用功能，“辞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至于辞的原始含义有时并非第一位，相反辞在具体时空里、具体事件上、具体情境中所体现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因而《公羊传》以为《春秋》“辞义”或由历史时间而变（三世异辞），或因地理空间而异（内外异辞），或据具体情境而生（事辞互异），或依特殊事件而移（事义互异）。董仲舒所谓“《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①以及“《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②就是精准的概括。此外，辞的修饰功能也受到了《公羊传》的重视。“不修春秋”日“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日：“星雷如雨。”（庄公七年）一个“如”字的修辞运用，就生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星雷”飞泻的情景。《春秋》僖公十六年春，雷石于宋五。六鹚退飞，过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