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汉籍不乏宋元珍本，如《毛诗要义》为宋淳祐十二年魏克愚徽州郡斋刻本，有清人钱天树、莫友芝手识，今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为日本“重要文化财”；《集韵》为宋淳熙十四年金州军刻本，存九卷，今藏于日本宫内厅图书寮，原系日本中世纪时代金泽文库外流汉籍之一种。又有鲜见的旧钞本，如清人钱大昭所撰的《广雅疏义》，原为归安陆心源皕宋楼之旧藏，今归日本静嘉堂文库。这批汉籍还收集了品质较好的和刻本等域外刊本。其中对元代卢以纬的《助语词》，分别采用了两种版本，均为和刻本，为学术界提供校勘之便。此外，日本、高丽等国学者所撰的汉文著作也选取有价值者数种，像日本江户时期大儒安井衡所撰的日本明治三年刊本《左传辑释》就具有很高的思想造诣。这也说明了汉籍在域外的流布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