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命运是一个历史命题，由特定的历史所塑造。《农民的新命》以当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为核心关怀，以改革以来的农民流动即农民工问题为基本内容，以实证观察和行为分析为主要方法，着力于解剖提示农民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赵树凯，1959年11月生，山东莱西人。法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8月起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1990年8月起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其间地方工作两年（河北省涿鹿县委、张家口市政府），国外研究三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哈佛大学）。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中国农村发展项目顾问。200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主要著作有《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商务印书馆，2010）、《农民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1）和Rural Governonce in China（M.E.SHARP，2006）等。

导言：农民的终结与农民的开始
第一章 新步履
1-1 流动的自由
1-2 流动的动力
1-3 流动的机制
1-4 流动与乡村经济
1-5 农民评点“民工潮”
1-6 流动的引导
1-7 流动的社会支持
1-8 迈开新步伐
专栏文章一：民工学校

第二章 新生存
2-1 政策中的农民
2-2 流动者的挑战
2-3 流动者的行为失范
2-4 流动中的“问题”人群
2-5 流动者的别样生存
2-6 政府的管理逻辑
2-7 危机中的探索
2-8 打工子弟的课桌
2-9 边缘化基础教育
专栏文章二：超生者说

第三章 新治道
3-1 农民流动的体制环境
3-2 民工对政府的希望
3-3 农民流动与城市就业
3-4 就业的城乡统筹
3-5 是“劳动力”更是“公民”
3-6 呼唤新治理
3-7 政府管理的歧途
专栏文章三：被收容者说

第四章 新纪元
4-1 新的政策起点
4-2 新的社会需求
4-3 就业新问题
4-4 失业新特点
4-5 培训新困扰
4-6 纵观三十年
专栏文章四：卖菜者说
后记

    说不是为躲计划生育而出来，但出来也与计划生育有关。
    我有四个孩子，老大老小是男孩。在老大2岁时，我到北京打工。我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没成家，我母亲很忙，没时间带孩子。爱人在家种地还得带老二，一个人管不过来。没办法，就把大儿子送给我岳母带，一直到7岁才把他接回家，后来又把他接来北京。到读书年龄了，北京的学校上不起，又让他回老家上学。1995年下半年，我了解到一个私人办的学校专收打工子弟，收费不高，又把他接过来，一直到现在。
    我们那儿计划生育原来不紧，只要有钱生多少都可以，现在要紧一些了。生老二时罚了五六百块。当时我对孩子多少没有明确概念，没有考虑到生多少为止，少也行，多也没什么不好。如果生第二胎后村里就强制性地做绝育手术，我也可能就去做了。不再东躲西躲的，问题是只要交了钱就可以生。当时又没有什么避孕措施，不做绝育手术，当然就会怀孕。于是我爱人又怀上了，既然怀上了那就要呗。如果打胎不但大人受罪，好好的孩子打下来不太残忍了吧？可生下来是个死胎。那以后我就向村里要罚的钱。村里干部说，要钱没有，这样吧，你再生一胎抵这个罚款。生就生，反正不生也要不到钱！我又赌气生了现在的老三，老三生下不久就被我们带北京来了，同样，没有避孕措施，在北京又生了老四。在五棵松四季青乡租的菜地被收回时，我把老四带家一段时间。这一回家，被罚了2000多块，那时由于生活压力较大，我就感到小孩有点多了，让我爱人自动去做了绝育手术。现在更是后悔透了。要不是这么多孩子，怎么也不能穷到这个地步，受这么多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