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检察那些事儿》以轻松活泼的笔触，还原民国检察制度历史真实。
　　《民国检察那些事儿》按时间顺序分为六编，共计二十余万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中国检察制度的民国风貌。第1编帝国晚期的检察制度（1901-1911）；第2编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1912）；第3编北京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1912-1927）；第4编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1928-1937）；第5编重庆（汪伪）国民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1938/1940-1945）；第6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1946-1948）。

第一编 帝国晚期的检察制度（1901—1911）
中国近代检察制度创生之最早线索
晚清总检察厅
晚清总检察厅厅丞
晚清法律改革：帝国终结前的最后一次变革
中国检察“元年”——制度的诞生与植根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检察制度
晚清检察官的配置
“司法独立白皮书”：《法院编制法》
冈田朝太郎与清末检察制度
晚清御史之殇
晚清检警关系
检察机关的经费保障
袁世凯与天津地方审判厅检事局

第二编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1912）
晚清检察制度的民国延续
检察与政治：宋教仁遇刺案
民国第一任司法总长伍廷芳

第三编 北京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1912-1927）
北京政府司法官的选拔
北京政府司法官的惩戒
北京政府司法官的考试
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杨荫杭
北京政府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及职权
司法界的独立战争：罗文干案
翁敬棠检举金佛郎案
司法储才馆：北京政府时期检察官的养成机构
著名法学家、法律家、法学教育家夏勤

第四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1928-1937）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司法改革
劫难：各级检察厅遭裁撤
检察官俸给与《司法官官俸暂行条例》
南京国民政府刑事诉讼立法与检察官职权
检察存废之论争
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邱珍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官的培训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官的任用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官的考核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官的职业保障
舆论与司法的张力：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沈钧儒等“七君子”案

第五编 重庆国民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1938-194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司法改革
重庆国民政府简化程序实验之一：缓起诉制度
重庆国民政府简化程序实验之二：补充自诉程序
治外法权与司法节
《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
民国时期的检警关系

第六编 南京国民政府末年的检察制度（1946-1948）
民国最后—位代理最高检察长杨兆龙
陕西高等法院分院首席检察官任玉田个人回忆录节选
中山县首席检察官赵冰
检察官侦诉汉奸：陈公博与周佛海案
北平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任钟垿
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陈嗣哲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

后记

　　《民国检察那些事儿》：
　　看了奏折，慈禧太后立即诏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彻查，并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不再署理黑龙江巡抚，而以程德全暂行署理。段芝贵的黄粱美梦彻底破灭，灰溜溜地回到了天津。
　　主管查案的载沣、孙家鼐两人，载沣时年才24岁，并无什么经验阅历，有高官私下劝他少蹚浑水，一切惟孙家鼐马首是瞻，载沣言听计从。孙家鼐此时已80岁，“年事老矣，毕世在京，久直毓庆宫，于宫庭知之颇悉”，深知朝堂风险，遂“难得糊涂”。5月10日，孙家鼐赴津查办此案，行前对报界透露，此前本拟至庆亲王王府搜查，看杨翠喜是否在府，并调查庆亲王贺寿之收礼簿，以检查10万银两之有无，此案便可水落石出，后因众大臣皆反对不得不作罢，方有此天津之行。稍有社会经验的读者看到这里，会觉得明显不对劲，之前让同为宗室的醇亲王载沣去调查庆亲王奕劻（载沣和载振亦为堂兄弟，且关系良好），已经有失公道了，这分明是慈禧为了顾及皇家宗室的颜面而刻意为之。如今孙家鼐赴津前又刻意泄露查案内情，不能不让人心中打个大大的问号。而且言及天津之行，孙家鼐还不胜感慨地说：“如此行认真彻底清查，未免投鼠忌器；若以敷衍了事，不惟有负委任。”其为难情状露于形色，耐人寻味。此案用不着开始.便可以宣布结束了。
　　果然，袁世凯得到消息后，即将杨翠喜暗接回天津。迫于袁世凯的淫威，王益孙与杨慕林伪造了一张由王益孙出银3500两买杨翠喜做小妾的契约。之后，袁世凯又指使王竹林否认借银之事，王竹林岂敢不应？孙家鼐抵津后，即从王益孙家中将杨翠喜查获，王益孙坚称杨翠喜为他一月前买得的小妾。后孙家鼐又至天津商会查阅账簿，并将会长王竹林、商会司账以及杨翠喜、王益孙等一班人一同带回北京侦讯。16日，载沣亲自审问涉案人，一切均如袁世凯所导演的，只是王益孙改称杨翠喜是他买得的侍女。案情“真相大白”，载沣、孙家鼐联名以查无实据复奏。
　　慈禧本就是迫于舆论，才派载沣、孙家鼐查办此事。而载沣、孙家鼐仅仅草草敷衍一下，便以伪证复奏清廷，慈禧也不另选干臣复查，结果可想而知，赵启霖被扣上“并不详加察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人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的帽子，被“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赵启霖遭诬革职，反而名声远震，报界、官场、士人对其进行声援和支持。报章交相报道，官员、士子纷纷予以慰问，显示出舆论对赵启霖遭遇的同情。上海《申报》评论此事并附《翰林打虎》漫画，题为“不畏强梁”。且有以此事为素材，撰写小说、戏剧及仿《长恨歌》为诗者。还有一则趣闻是当时有个侍学士叫荣光，因为争设津浦铁路车站，受到舆论的谴责。时人喜欢对对联，天津某报就写了一句上联：“荣光争设站，求荣反辱面无光。”悬赏征集下联。文人们纷纷应征，其中有一联是：“载振为藏娇，千载一时名大振。”
　　庙堂之上，御史们也纷纷群起抗争，江春霖奏本提出六大疑点，叙明所谓“真相”可疑之处，认为王益孙买杨翠喜，前称纳妾后改称买侍女，自相矛盾，且“以巨资3500两白银买得一使女，实为闻所未闻”，况王“去年父亡，今仍在服中，岂敢娶妾，有伤风化？”，另有陆宝忠、赵炳麟交章保荐，请求慈禧收回成命，且台谏中数十位给谏侍御也人心激愤、暗潮涌动，酝酿联名参劾奕助父子。在汹汹的舆论压力下，载振自请辞职，以息众怒。清廷最终也作出让步，于7月16日发布上谕：“已革御史赵启霖，着加恩开复革职处分。”赵启霖最终得以官复原职。
　　虽然这次斗争御史们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此时清朝已是贪污腐化之风盛行，病人膏肓。本案的真正主角，庆亲王奕勖毫发无损，其作为晚清的权臣、重臣，昏庸贪鄙、唯利是图、碌碌无为，先后三次被御史弹劾，先是1904年蒋式理弹劾其在汇丰银行存有巨款，1907年又被赵启霖弹劾（即本案），蒋式理、赵启霖弹劾奕勖受阻后，仍有御史敢于继续弹劾奕勖贪污。1910年，江春霖再次弹劾奕勖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等诸多罪状，最后却因“污蔑亲贵”去职。此后，面对权贵的贪污受贿，监察御史再也发不出声音。这也折射出清廷统治机构的腐朽和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