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他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种自信，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就是总书记所强调的“四个自信”。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本文着重就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和研究。
　　一、重大命题与理论创新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理论是实践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继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之后，将文化自信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命题。它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党的文化理念不断升华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他所特指的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个重大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从哪里启程。让我们对这一重大命题提出的过程作一简要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博大的政治胸怀、强烈的使命担当，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刻阐述了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重要意义。2012年11月15日，他担任总书记伊始，就高度赞扬和评价了中国人民培育的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2014年2月2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3月7日，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12月20日，在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提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2015年11月3日，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016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召开。
　　《第三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文集（第2册）：党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收录了其中的专家学者关于党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论文62篇。从宏观、微观层面对党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关系、现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论述。对了解党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参考。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精神／陆建忠
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孙莉娜
不忘初心，弘扬中华史家精神／杨吉成
论党史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性与差异／卢元信
论文艺大众化运动／顾定福
论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影响／马睿段雯
纪念符号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形象的塑造／胡国胜
传承与接续：传统家训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凌承纬
传承发扬家风文化，促进国家廉政建设／朱志伟郝惠敏
非物质党史文化遗产挖掘和研究路径解读／时攀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关系史论／杏贝男
党的思想理论文化构建中的儒家文化元素／刘浩孟斌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教育思想／隋悦川
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林妙珊
传统文化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构建／徐德莉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李学林叶梦云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陈松
关于对如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研究／靳新萍
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传统文化路径／温海霞高帅
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
——以“三个维度”为视角／漆志民
忧患意识与文化自信的辩证统一
——传统文化“忧患观”的创造性发展／李占浦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县家风家训初探／王子江
政治符号与社会动员：“二七”纪念与近代中国革命／刘莉
革命救赎与大众娱乐：1930年代左翼影片《新女性》风波前后舆情综论／罗素敏
以历史语言的精准表述助力文化自觉
——以对“九一八’和“七七”表述的分析为例／刘占广张仕敏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以中央苏区文艺为研究对象／方雯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文化宣传及其重要影响／严帆
从愚昧无知走向科学文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区的科普工作／牛建立
东北抗联历史上的遵义会议
——伯力会议／管延辉于稳立
简论中共满洲省委文化政策的历史演进／王超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研究探析／曹子洋
抗战年画的宣传活动及其作用／贾向红
延安时期的民间文艺采风活动／吴继金
延安时期中共对儒家传统的反思及实践／韩伟
思想建党须高度重视党史教育宣传：以党在延安时期的实践为中心的考察／房正
浅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宗教政策／豆瑞静
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成功范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戏剧运动考察／陈佳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文化统战工作／冯雪利
四十年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特点、原因与总结／杜家丞
新中国初期上海的私塾教育及其初步改造（1949—1952）／吴修申
建国初期北京高校教师“中国现代革命史”学习运动述论／耿化敏
20世纪50年代初《解放日报》在上海报业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段春义
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探索文化改革的成效与启示／韩勤英
抗震救灾精神是新时期民族精神具体化的认知和体现
——以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为例／景富国
传统文化观视阈下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探讨／蓝飞鹏夏小菲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究竟多少人
——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处史实的考订／储著武
从“梓潼时期”看“两弹精神”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刘升荣
孔子学院对国内高校中国语言文化课创新的启示／杨卫民
加强普通高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杨光华
论舍饭寺会议对新中国电影发展的价值导向作用／曾小明
农民、劳动英雄与诗人：孙万福的个体生活史／赵法发
试论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运用／吴伟锋
毛泽东军事领导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温勇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学说的扬弃：以“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演变为中心的考察／张丽红
领导干部要读点文学
——从毛泽东的倡导谈起／周逢梅郭文亮
陈云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及时代发展／欧阳雪梅
略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独特“战略资源”的依据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朱琳李光宇
从“传统文化”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中国传统文化观研究／牛冠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的文化思想与儒家文化思想的关系研究／林晓清
吴焕先：“军魂”是怎样炼成的／祝辉
后记

　　《第三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文集（第2册）：党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中华儿女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前赴后继，不懈奋斗，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巨大努力。辛亥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狂飙，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百年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取得了不同特质不同内容的成果，而其价值指向，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
　　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儿女追寻中国梦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轨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其间，古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价值资源。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建设文化强国，是在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开拓，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提升。
　　一、古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始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传统，纵观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发奋图强的典型例子：“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经过长期的传承和习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成为中华儿女的行为习惯。
　　深厚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里，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途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完善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是重视团结、崇尚统一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也是其基本载体。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就明确表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七》）三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在其《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达了“投死为国，以义灭身”的思想。同一时期还有与之呼应的更为慷慨的表白：“人谁不死？死国，忠义之大者。”（《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裴松之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唐代韩愈崇尚“以国家之务为己任”。（《送许郢州序》）北宋时期的苏洵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管仲论》）。苏洵的儿子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宣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南宋时期的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明代李梦阳说：“人生富贵岂有极？男儿要在能死国。”（《奉送大司马公刘公归东山草堂歌》）清代吴趼人在其《痛史》第十回中申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诸如此类的以爱国主义为特征的家国意识、民族情怀，数千年不绝如缕。我们可以说，三代以降，直到清末，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崇尚国家统一、重视民族团结，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汉代董仲舒所讲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汉书·董仲舒传》），揭示了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规律。
　　与上述思想传统互相发明的，是和而不同、兼容天下的思想。春秋时期史伯、晏婴关于和同关系的阐释，尽管是比较粗浅的，但却真实而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这就是重和去同。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论述和同关系：“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认为只有保持事物因素的多样性及其统一性，事物才能够发展；反之，就没有生命力了。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回答齐景公问题时说，“和”是不同要素有机整合在一起，“同”是单一的要素简单相加、拼凑在一起。不同佐料的合理调配，方能烹制出可口的食物；不同观点的有机整合，方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关系。“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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