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第三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论坛文集》是第三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论坛的论文集，收入论文40篇，围绕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这一主题展开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区域历史文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区域文化及历史进程具有重要价值。

儒学转型时期新心学的标志性文献
元代蜀学述论
蜀道文化综论
谢浞《春秋》学初探
早期巴蜀佛教的传人路线、人物和学派
杜甫与巴蜀新文学——以《草堂》和白屋诗为中心
试论两晋南北朝隋唐的巴蜀民族文化
论湘学及其学术谱系
论宋前湖湘学术中的重道传统
张栻《论语解》与湖湘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论嘉道以前的船山记忆与船山形象变迁——兼论**公共历史书写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郴州袁子让生平与家世及师友考证
试论王间运对吴之英的影响
湖湘文化与太平天国文化——从文化层面分析太平天国的失败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研究
曾国藩的治家理念和思想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态度与立场
南学会之设及其精神遗产
南宋湖湘学派的西南基地
罗焌诸子学研究评析
黄兴与熊希龄的乡谊及其党见
陈运溶辑佚方法研究
论李石岑于柏格森直觉哲学之见解
甲午战争对晚清湖南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
胡林翼军事哲学思想略论
曾国藩创先弘毅精神与湖南东征局兴废
论宋教仁的学术思想与贡献
《金陵曾忠襄公祠记碑》及相关问题略考
太平天国时期清方民问崇拜的考察——以关帝与城隍为中心
关于淮扬文化的几点思考
安徽地域文化的特点
关于楚、赵剑文化比较
陈寅恪对立统一的历史文化观发微
建立岭南学的几点思考
浙学对湘学的三次冲击
自适国情与五权宪法：钱穆的民主观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
文化整合与《淮南子》的思想构成——兼论汉代淮南文化圈的兴衰问题

　　《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第三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论坛文集》：
　　1.眉山刘氏父子
　　眉山刘氏父子指刘渊、刘彭寿。父刘渊，字学海，号象环，私谥永政先生，宋末出蜀，寓居衡阳，元初荐为永州路学正。子刘彭寿，字寿翁。其不废家学，弱冠即负才俊，辟衡山县教谕，起为教职。延祐开科，彭寿以家学《春秋》试举，乙卯登第，赐同进士出身，后历任将仕郎、桂阳路平阳县丞，岳州路行用库使，承务郎建德路淳安县尹等职。入仕前，刘氏父子皆授徒传业，从学者众。刘彭寿善于在教学中把握学术走向：“初科举未行，公教学者，必以五经四书为本，为文必先理趣而后词章。及科诏颁，悉如公所为教，故高弟冢嗣，以取科举名校文乡间，门生多擢高甲。”
　　刘氏家族家学渊源深厚，以治《春秋》学名世，刘渊曾“三领乡解，尝以《春秋》冠全蜀”。欧阳玄撰刘彭寿墓志云：“公（刘彭寿）为蜀名家，世明《春秋》之学，自曾祖演至子侣五世，一经相传，科第接武，家多著述。象环先生（刘渊）有《读易记》《易学须知》《春秋例义》《春秋续传记》《左传记事本末》《周正释经》《古今要略》等书，公所校雠，增附不少。其自为书有《四书提要》《春秋泽存》《春秋正经句释》《易诗说》，未脱稿。生平所著文集，门人方汇编之。”
　　刘氏父子的著述今均已亡佚，但有些学术主张仍可以探知一二。如《春秋》学方面，同为巴蜀学者，刘渊治《春秋》学与黄泽（后文将详细介绍）有不少相通之处。宋元以来，学者主张弃传从经，探求圣人本意，建立新义理体系。元代不少学者都有归纳三传义例探寻《春秋》大义的著作，如许谦《三传义例》、黄泽《三传义例考》等。从书名来看，刘渊的《春秋例义》也属于归纳《春秋》义例的著述，甚至成书时代较黄泽更早，但它的影响力比不上许谦、黄泽等人的著述，今已亡佚。元人研究《春秋》三传，于《左传》略多一些，这是因为，《春秋》经文简单，《左传》详于记事，是研究《春秋》不可或缺的史料文献。黄泽治《春秋》即主张回到三传，特别是《左传》中去，以求得对经义的正确理解。刘渊著《左传记事本末》，重在将《左传》提纲挈领，利于读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关于《春秋》历法，宋以前学者多遵从杜预《春秋长历》，直到胡安国提出“夏时冠周月”说，引起学者对《春秋》正朔问题的热烈讨论，杨时、周孚等人对此提出反驳，坚持《春秋》用“周正”；朱熹、陈傅良等人赞成并发展“夏时冠周月”说；家铉翁等人则提出了“夏正”说。直到元代，这个问题仍是探讨的热点。刘渊专门著有《周正释经》，应该是对经文中“周正”说进行探讨，可惜内容也亡佚了。
　　《易》学方面，刘氏父子有《读易记》《易学须知》《易诗说》三种，今已无法考证其中的学术主张，但从书名推断，这三种书都应当是用于教学的普及性读物。
　　2.眉山虞氏
　　虞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唐太宗时的虞世南，六世传至虞殷，官蜀之隆州仁寿郡（今四川眉山市仁寿县），因家焉，遂为蜀人。九世至虞允文，官至左丞相，封雍国公，谥忠肃。宋末传至虞汲。
　　虞汲（？-1318）“宋亡，侨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抚州市崇仁县），与吴澄为友，澄称其文清而醇。”虞汲夫人杨氏，亦出自蜀世家大族，其父杨文仲，官工部侍郎、国子祭酒，世以《春秋》名家。杨文仲守衡州、漳州，后流寓岭外，虞汲均随之同行。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人称邵庵先生，历任国子助教、集贤修撰、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等职，卒谥文靖。咸淳八年（1272），虞集出生于衡州，后随家人流离闽广。至元十六年（1279），其外祖父杨文仲追随宋帝，赴海以死，虞汲北还，归葬文仲于长沙，又五年，虞集随父母迁至江西崇仁，流亡路上，虞集由其母亲教授经文。虞集为学推崇程朱，维护理学道统，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经说》。虞集对家乡有着浓厚的感情，每自署“西蜀虞集”，身为元代重臣，他不忘自己是宋代爱国名将虞允文的后代，在《家兄孟修父输赋南还》诗中写道：“我家蜀西忠孝门，无田无宅惟书存。”虞集还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纽璘后人告老还乡时，集中财产遍访江南，购置图书，得书三十万卷，运回四川，是为蜀地复兴学校之始，虞集作《送秘书也速答儿大监载书归成都》一诗盛赞这一功业。虞集虽然没有一部专门的经学著述传世，但在其撰写的诸多题跋、书信、传记中，可以发掘他的学术主张。《巴蜀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一文，即以虞集为元代巴蜀哲学的代表人物，并概括道：“虞集一方面崇道宗朱，表彰和传播巴蜀理学和魏了翁之学；另一面又不囿于朱陆之争，而重视心学，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虞集还融通三教，博涉于百氏，这是他对宋元以来各派学说流传发展的总结和综合，也是对理学排他性流弊的批评，集中体现了元代学术所具有的融通、包容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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