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新版前言

《天学真原》是我 1990—1991 年间完成的著作，迄今至少已有如下版本：

1. 1991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内部征求意见版，只印刷了300 册；

2. 1992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正式版（有精装及平装）；

3. 1995 年，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繁体字版；

4. 1997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版；

5. 2004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版；

6. 2007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库版（有精装及平装）；

7. 2011 年，译林出版社，修订版（精装）；

现在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将是它的第 8 个版本。

《天学真原》问世之后，颇邀虚誉，得到过一些体制内及学术圈中的荣誉和赞赏，我在“2011 修订版前言”中已经提到过。

也有不少读者更关心本书的“创作缘起”“指导思想”“理论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很难有固定的答案，因为在本书问世之后的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中，我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思考路径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到目前为止，我自己对于本书大致有如下的描述和概括：

在科学技术史的视野下，本书是一本“专论”性质的著作，重点论述古代中国天学的文化性质和社会功能。本书主要使用史学中的文献考据方法，以及某些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的相关文献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有比较鲜明的“跨界”或“越界”色彩。

《天学真原》常被学界人士视为我的“成名作”，而按照当代学术界的某种惯例，一个学者的“成名作”往往就是他的博士论文，或由他的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著作。但《天学真原》却不是我的博士论文，而且和我的博士论文完全没有关系——我的博士论文是《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北京，中国科学院， 1988）。

在完成《天学真原》之后，我的学术兴趣在本书所涉及的领域，以及明清之际中西天文学交流的领域，都没有停留太久，又延伸扩展到别处去了。不过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天学真原》一直有人在阅读和引用，每次看到或听到年轻一代学者中仍然有人能够从本书中获得教益或启发，总是让我深感欣慰。

现在这个新版，将此前数个版本中遗留下来的数量已经很少的误植，尽力作了订正。感谢各地的学者，曾经给我发来过好几份勘误表——想想看，这得多么认真阅读才会去做这样的勘误表！我在这里深表谢忱。

但书中内容及形式，则完全保持不变。因为本书不是一本有“时效”的书，所以也就用不着“与时俱进”了。

    江晓原
       2017 年 5 月 18 日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本书自1991年初版以来，多次再版，成为海峡两岸科学史界和历史学界引用率很高而且影响广泛的著作。该版为2018新版，作者补充了新的序言，对内容进行了增订。

    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阐述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著作，也不是一部中国天文学史，而是一部带有科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色彩的专论，旨在揭示中国古代“天学”的政治属性、文化性质和社会功能——而所有这些都与现代的天文学毫无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本书对中国古代社会一系列以前不易理解或长期被误解的现象，给出了全新而富有说服力的解释。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获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约百种，长期在京沪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科研成果及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新华社曾三次为他播发全球通稿。

江晓原的《天学真原》和《天学外史》，它们可能是社会史纲领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中少有的成功范例。

——清华大学教授　吴国盛

《天学真原》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　洪万生

提出问题—给出标准答案—质疑标准答案—提出新的问题……顶针般的推理此伏彼起，使人不得不屏住呼吸，紧追不舍，直到最后包袱抖开，方可长吁深叹，拍案叫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田松

2004 新版序

13 年前，即 1991 年，我的朋友江晓原邀我为他的《天学真原》一书写一篇序。我在当时所写的序言中就提到，他的这种做法按照当时（甚至现在）的标准来看，其实是很反常规的。因为人们请人为自己的著作写序时，往往是将目标指向那些“名人”，而我当时却只不过是大学里的一名普通讲师，仅仅是晓原兄的一个好朋友而已。回溯起来，我与晓原兄认识，还要更早些，大约 20 年前，我与他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学习科学史专业的同学。但我的方向更加“西化”，是西方物理学史，兼及一些科学编史学（也即科学史理论），而他则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其实还有后来让他更加“市场化”的性文化史研究）。直到 1991 年写序时，我们在专业研究的意义上，才有了第一次的合作。

此后，我又陆续应邀为他的《天学外史》和《回天》两书写序，而他也曾为我的科学编史学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和科普文集《硬币与金字塔》写序。为此，曾有朋友写文章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彼此作序，相互吹捧”。但对此，就像晓原兄在为《硬币与金字塔》一书所写的序文中讲的那样，“我们都坦然笑而受之”。因为“从学术史上看，在学术活动中，要交流就会有理解，彼此作序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学术的繁荣，想到大多数好书的命运，我们为增进理解而作序，就是序得其所”。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共识吧。

到这次应邀为《天学真原》的新版再次撰写序言为止，我已经是第四次为晓原兄的书写序了，我们相识的时间也有 20 多年了，这些年间，我们两人在学术性的研究和普及性的工作中的“业务合作”逐渐增多起来，而且，在这许多年中，无论就学术的发展，就工作方式、工作内容还是就对于学术的理解，身边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那么，在 13 年之后，还是就这事情中与此书或许相关的一些事挑拣一些，发表一些议论，作为这篇序言吧。

晓原兄的看家研究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虽然他最先出版的书是性文化史方面的，而且后来无论在天文学史还是在性文化史方面，无论是普及性还是学术性的各种类型的书也都写了不少，但在天文学史方面，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这部 13 年前写成的《天学真原》。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说他写的其他书不重要或价值小，而是由于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的特殊性，以及一些机缘，才使得此书在他出版的众多著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甚至于如果大胆一些讲，颇有成为“经典”的迹象。

先说学术背景。长久以来，国内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几乎一直是发掘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如何领先于他人而添砖加瓦。其实，这种研究的一个前提，是按照今天我们已知并高度认可的近现代西方天文学为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其他文化中类似的成就，用我当时写的序言中的说法，也即一种典型的“辉格”式的科学史。

而晓原兄却在国内的研究中超前一步，更多地从中国古代的具体情况着眼，放弃了以西方标准作为唯一的衡量尺度的做法，通过具体扎实的研究（这与晓原兄本人扎实的国学功底不无关系），以“天学”这种更宽泛的框架来看待那些被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古代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和解释，一反传统见解，从古人观天、释天的社会文化功能的角度，提出了正是为王权服务、要解决现实中的决策等问题，要“通天”，进行星占，这才是中国古代“天学”的“真原”。

所谓“天学”，也即关于天的理论，对于这一说法的明确，是因为当时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当兼职编辑，在编发晓原兄一篇来自此书部分内容的稿件时，问及他如何将“天学”二字译成英文，他建议用“Theory of Heaven”。正是这种对于出发点完全不同的新概念的利用，使得他避免了将西方近现代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对“天”的认识、理解与研究的等同，所以他在书中明确地讲，他不是要把这本书写成一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

当然，《天学真原》一书的内容还远不止于此，它还涉及像历法问题和中国天学起源与域外天学之影响等问题。但其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我以为，还是前面所讲的中国古代天学与星占之功能的问题。这一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天文研究之性质的认识，成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天文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里我讲国内学者的研究，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当然中国学者因对其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和理解而有天然的优势，而西方学者当时似乎还没有人明确地提出与晓原兄类似的提法。正因为如此，此书出版后，获得了不少的好评，国外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至少在大陆和港台地区，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都影响很大。例如，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范大学洪万生教授，在淡江大学中国科技史课程中，专为《天学真原》开设一讲，题为“推介《天学真原》兼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展望”；他对《天学真原》的评价是：“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至少在天文学史领域，《天学真原》一书，是被国内十多年来发表的科学史和历史学论著中引用最多的一种。

由于种种原因，在这里也还只好沿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这一名称，但正是由于《天学真原》的出版，许多人对这一领域的理解已经有了不同的认识。我曾讲，此书颇有成为“经典”的迹象，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在清华大学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开的“科学史名著与案例研读”课程中，此书也是书单中唯一由国内学者所写的著作。当然，类似的有关此书之影响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此书当年版本的责编之一俞晓群，也是一位数学史研究者（如今已经成为辽宁出版集团的副总）。他在一篇有关让他记忆最深刻的三篇文章或书的回忆文章中，首先就提到了《天学真原》，说这本书所展示的“外史”研究的观点，对他后来的写作影响很大。

俞晓群的那篇回忆文章在提到晓原兄的《天学真原》的同时——令我非常荣幸地——也提到了当年我写的序言，提到了我序言中所讲的关于“辉格”与“反辉格”的科学史理论，甚至提到了当时晓原兄请我这个不是名人的朋友为其作序这种“颇有个性”的做法。当时晓原兄请我作序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我正好发表了有关科学史与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文章，其中的理论观点与晓原兄的史学实践倾向正好不谋而合。

其实，我在当时那篇序言最初的文字中，还曾有“自认为与晓原兄相交不浅，深知其‘反潮流’之秉性”，所以才斗胆与其一起“唱唱反调”。不过，人毕竟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毕竟不可能完全不受环境的影响，毕竟难以超越某些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更大范围的社会环境而言存在的具体限制。出于谨慎，晓原兄在正式出版的书中，还是删去了原稿中“反潮流”几个字。不过我想，在 13 年之后，在我们的学术环境和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今天，他应该不会再顾虑这样的说法了吧。其实，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创新”（其实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并未给理解历史和现实带来什么“创新”的这个词），以及就真正有突破性的学术发展来说，对于学者，所需要的不正是那种“反潮流”的精神，以及基于严肃的学术探讨并符合学术
规范的“反潮流”的研究吗？

在此书的绪论中，晓原兄将此书的立场和定位，与科学社会学，以及默顿的理论观点联系起来。即强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对于科学的影响。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此书毕竟主要还是作为一本“外史”著作，是力图用那些外部因素来说明和解释“天学”的历史渊源。其实，在写作这本书时，国外已经兴起了所谓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或者说“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只不过当时那些国外的前沿研究成果还没有及时介绍到我们这里而已。近来，有关“社会建构论”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已经成为我们这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强纲领”的看法，以往认为只有在解释“失败”时才需要外部因素的影响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而且要求对于“成功”或“失败”都同样需要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这也即所谓的“因果性”、“无偏见性”和“对称性”信念。

其实按照这些看法，《天学真原》一书也是较为超前地隐含了某种类似的意识的。因为“天学”这一概念并不等同于今天那种“成功”的近现代天文学，（按照晓原兄本人的说法）也不是它的“早期形态或初级阶段”，只不过在对象上与天文学相同或相似而已。对于这样的“理论”的历史解说，虽然用到了外史传统中所要关注的“外部因素”，但其立足点却不是要用这些外部因素来说明其不等同于近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的“失败”，而是把它“平等”地看做一段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当然，这样的“同类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那些以今天的立场看来会与“成功”的近现代天文学有关的天文观察和记录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存在。像这样多年前的隐约意识，恐怕也是今天晓原兄能够相当地欣赏和接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许多新观念的“历史因素”吧。

在《天学真原》一书写成、出版并取得成功之后，晓原兄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领域又有许多其他的重要工作，对于这些后来的研究（甚至还可以包括后来的那些性学或性文化研究），我在这里不拟多谈。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他更多在关心和转向了“科学文化”或者“科学文化传播”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对此转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不过，对此我倒是颇能理解，颇有同感，并个人也有类似的“转向”。这实际上是与一个人的天性，与他的“学术品味”，也与他的生活方式追求紧密相关的。

在写作《天学真原》的时候，正值国内学术研究的低潮，学者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不少人弃学转向其他领域，一些人即使依然待在学术界，也不过是随遇而安地对付而已。后来晓原兄在为我的《硬币与金字塔》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十多年之前，在我们安身托命的学术领域处在最低潮的岁月，圈子里的同龄人几乎都走了——出国、经商、改行等，我和刘兵兄一南一北，形单影只，在漫漫寒夜中，彼此呼应，相互鼓励，‘为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此情此景，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昨天的事，还是那么令人感到温暖。”
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天学真原》这样扎实、严谨，而且具有突破性的重要研究，体现了晓原兄对于学者的生活方式和学术品味的追求。

而在今天，学术和学者的地位又有所“上升”，可以带来一些“收益”，但却极大地受到像片面追求论文和著作数量、获奖等级（对于后者我在 13 年前的原序中就曾有所论及）、基金额度等的不合理甚至有害纯粹学术发展的考核要求的影响。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晓原兄在某种程度上对“学术”的“厌倦”，对于成为自由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成为一个唐代自由文人的向往，也同样体现了他对于那些功利性、低品味或无品味学术以及以学术为工具追求物质实利的厌恶，体现了他对那种更为纯粹、更为理想化的自由学者生活和学术的执著企盼。我们两人近来开始在《文景》杂志上的对谈栏目“学术品味”，也正是要对这样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

如果说《天学真原》是一本“厚重”之作的话，晓原兄近几年来热衷于写作的那些文章，却并非意味着“轻薄”。虽然有人看不上那些准学术形式的随笔、杂文、书评、影评之作，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随笔”，绝不是那种“随意”写来的东西，其背后是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学术研究基础底蕴作为支撑的。《天学真原》既可以视为是这样一种支撑的具体体现，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即使做一个成功的文化人需要有什么样的学术实力。

前不久有某女士曾有“名言”曰：“无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其实，看怎么理解，在某种理解中这样的句式后面也会是颇有深意的。像晓原兄，无论是写《天学真原》，还是写那些科学文化人的文化作品，其无论写在哪里，也都是写在心中，写在文化中，写在品味中。

以前我曾有过一个说法，认为学者写书应该对读者负责也对自己负责，不要写那些很快就会过时的“垃圾”作品。我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判据”：看看你出版的书能不能在大多数读者的书架上摆上十年而不被清理掉。《天学真原》能够在 13 年后重新再版，可以说是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标准，标志着它的地位、意义与价值。

其他的，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吧。

是为序。

    刘兵
       2004 年 5 月 5 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