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即将出版，天府文化研究院谭平院长嘱我写一个序言，我诚惶诚恐，因为本书的作者，都是研究天府文化的最优秀的学者，自感不能胜任此重任。不过，恭敬不如从命，本着老同学的热情相邀以及对研究天府文化的老师和同仁们的敬仰之心，简短概括一下我对本书所收文章和天府文化研究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天府文化研究院于2017年10月初在成都大学成立，显示了地方政府、学界乃至社会对天府文化研究的重视和广泛兴趣。这个研究院在挂牌后不过三四个月，第一部文集便已经编定，准备出版，充分说明关于天府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组织机构，以及有着深厚学术基础的研究队伍。研究院一成立，便组织了“天府文化与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学术论坛，然后就是本书的编辑出版。研究院对自己中心工作的定位、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研究的课题，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这无疑将推动天府文化的研究。
　　这本《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的开篇部分，即“天府文化‘创新创造’之源流”，包括舒大刚《精研“天府文化”，重建精神家园——天府文化的历史与演变》，谭平《天府文化创新创造的活水之源》，何一民《天府文化特色刍议》，潘殊闲《天府文化的源流、特质及其相关概念探析》，王川、吴其付《天府成都古今“创新创造”名人的情感与智慧》，石硕、奚玲玲《兼容：天府文化的特质及其由来——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六篇文章。这些学者们认为，天府文化之所以能够孕育出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因为所拥有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的得天独厚，包括水利、环境、气候、物产、信仰、交通、移民以及成都城名的长期延续，可以称之为“八源”。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保护与珍惜，是建设符合新的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基本保证。学者们追溯天府文化的渊源，从秦统一巴蜀、李冰治水、文翁治蜀，到西学东渐和文化自觉。
　　根据学者的考察，天府文化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之“前天府文化”，即秦统一之前，巴蜀在文化上相对独立，创造出三才皇、五色帝、阴阳五行、巴蜀图语等文化成果。第二阶段可以视为“中天府文化”，即从汉至清，这阶段文化融人了统一、继承、创新等因素，有“七经”“十三经”“汉赋”“史学”“古文”“宋词”“术数”“宗教”等重要成就。第三阶段可以用“后天府文化”来概括，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在文化上赋予了改革意识，包括“中体西用”“疑古”“改良”等。第四阶段可以认为是我们目前正在创造和发展的“新天府文化”，重在文化上自信，包括信仰重建、道德重建、礼仪重建、话语重建和经典重建等。
　　学者们还总结了天府文化的特色，指出“天府之国”的人文积淀非常深厚，这里孕育和汇集过许多重要人物，包括文学、政治、军事、商业等大家。他们受到天府文化的孕育，又反过来为天府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因素，为天府文化蓬勃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天府文化在传承古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融合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有自己风格与特色的地方文化，并且孕育了当地人的处世态度与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对这一天府文化特色得以形成的历史源流作了长时段的梳理与探讨，并厘清了与之相关的若干概念。天府文化可以追溯到古蜀，于秦汉时期成型，鼎盛于唐宋，明清以来则有所式微，至近代以来又渐渐复兴。天府文化不仅是自然与人文、封闭与开放、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原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结合，更是巴蜀与四川文化的精华。在成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点的今天，重新挖掘天府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有力增强成都的文化自信，加固成都的文化软实力，进而提升成都的文化竞争力。

　　《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的开篇部分，即“天府文化‘创新创造’之源流”，包括舒大刚《精研“天府文化”，重建精神家园——天府文化的历史与演变》，谭平《天府文化创新创造的活水之源》，何一民《天府文化特色刍议》，潘殊闲《天府文化的源流、特质及其相关概念探析》，王川、吴其付《天府成都古今“创新创造”名人的情感与智慧》，石硕、奚玲玲《兼容：天府文化的特质及其由来——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六篇文章。这些学者们认为，天府文化之所以能够孕育出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因为所拥有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的得天独厚，包括水利、环境、气候、物产、信仰、交通、移民以及成都城名的长期延续，可以称之为“八源”。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保护与珍惜，是建设符合新的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基本保证。学者们追溯天府文化的渊源，从秦统一巴蜀、李冰治水、文翁治蜀，到西学东渐和文化自觉。
　　根据学者的考察，天府文化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之“前天府文化”，即秦统一之前，巴蜀在文化上相对独立，创造出三才皇、五色帝、阴阳五行、巴蜀图语等文化成果。第二阶段可以视为“中天府文化”，即从汉至清，这阶段文化融人了统一、继承、创新等因素，有“七经”“十三经”“汉赋”“史学”“古文”“宋词”“术数”“宗教”等重要成就。第三阶段可以用“后天府文化”来概括，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在文化上赋予了改革意识，包括“中体西用”“疑古”“改良”等。第四阶段可以认为是我们目前正在创造和发展的“新天府文化”，重在文化上自信，包括信仰重建、道德重建、礼仪重建、话语重建和经典重建等。
　　学者们还总结了天府文化的特色，指出“天府之国”的人文积淀非常深厚，这里孕育和汇集过许多重要人物，包括文学、政治、军事、商业等大家。他们受到天府文化的孕育，又反过来为天府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因素，为天府文化蓬勃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天府文化在传承古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融合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有自己风格与特色的地方文化，并且孕育了当地人的处世态度与生活方式。

序言王笛001
天府文化“创新创造”之源流
精研“天府文化”，重建精神家园
——天府文化的历史与演变舒大刚003
天府文化创新创造的活水之源谭平016
天府文化特色刍议何一民031
天府文化的源流、特质及其相关概念探析潘殊闲050
天府成都古今“创新创造”名人的情感与智慧王川吴其付063
兼容：天府文化的特质及其由来
——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石硕奚玲玲075
天府文化的物质创造
天府之国辉煌都市酒文化的考古学观察陈剑089
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说天府文化黄剑华139
论秦汉治蜀的两大伟绩
——泽惠万代的都江堰与广都盐井张学君173
……

　　《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
　　事实上，从古蜀时代开始，开拓创新的文化气韵一直贯穿于天府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之中。三星堆文化的世界性影响，不仅在于它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于它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揭示了古蜀人的开放精神和走向外部的世界意识，从而使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巴蜀文化自来就有故步自封的“盆地意识”断言不攻而破，展现了古蜀人敢为天下先的博大胸怀和豪迈气势。例如最引人注目的纵目人面像的造型，几乎都是突眼、阔嘴、宽耳。一般认为突眼代表传说中的“千里眼”，宽耳表示“顺风耳”，而阔嘴当然就是其渴望言谈、善于交流的象征。古蜀民族塑造这样的形象，除其宗教含义之外，更是为了突出表现古蜀人的视、听等功能，充分表达了古蜀人虽身处盆地，却希望看得远、听得远，渴望走出盆地、走向世界，与世界交流的强烈愿望。
　　有趣的是，三星堆文化本身就创造了诸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如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世界上最早的金杖，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如此等等。在其后天府文化的发展演变中，相关的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是贯穿于天府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在农业时代，天府人民开拓进取、务实创新的文化风尚令世界惊叹。在文化领域，天府地区拥有迄今尚未解读的最神秘的“天书”——巴蜀图语；拥有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办地方学校——文翁石室；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创作了中国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编译了中国最早有注文的石经——孟蜀石经。在经济领域，天府地区铸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银行——交子务。在科技领域，天府地区拥有世界上最早的钻井技术和井盐开采技术，也最早懂得使用天然气煮盐的技术；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令天府地区扬名海内外。此外，汉代的漆器、蜀锦，唐代的“西川印子”、宋代的“蜀藏”等，不得不让人佩服天府人民的创新创造精神。
　　近代以降，天府地区开拓创新的文化风尚首先集中表现为，在国家危难之际涌现出大批立志救世救国的实干家、改革家和革命者。如清同治十二年（1873），四川学政张之洞集资在成都文庙街西侧石犀寺附近修建尊经书院，光绪元年（1875）春建成开学。尊经书院以人才荟萃在近代著称，著名学者王闿运、宋育仁等曾先后担任书院山长，培养出了大批人才。近代四川诸多“蜀学鸿儒”和杰出人物，如杨锐、廖平、宋育仁、蒲殿俊、张澜、吴虞、吴玉章等均是该书院的学生。再如，清光绪三年（1877），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天府地区东门下莲池创建四川机器局，次年建成投产，这是四川最早的军事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四川兵工厂。四川机器局是洋务运动在四川最突出的成果，客观上刺激了四川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1911年，在天府地区发生的保路运动，不仅是天府人民的骄傲，也是天府人民开拓创新文化风尚的典型体现。保路运动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牵制了清廷的大批兵力，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正如孙中山所言：“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①保路运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还在于建立了新政府，开启了新时代，对封建习俗造成了巨大冲击，对反对礼教束缚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一是实施了一系列文化上的改革措施，如为保障言论、出版和结社三大自由，专门颁布了《集会结社律》《报律》和《严禁殴辱报馆告示》等，这在当时是明显与封建专制决裂的文化举措，是用民主社会的文化理论来指导巴蜀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举措。二是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政治修明，以育才为要义”，“虽当戎马倥偬之际，而教育不可一日或废”②。虽在战乱非常时期，军政府学务部一再发令通饬开学并保证办学经费的做法，更是体现出首开新式教育风气之先河。其三，推动和倡导社会生活向现代化转型。军政府在习俗改革方面发布了废除清朝顶戴袍服，一律剪辫，禁种鸦片和开烟馆等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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