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致力于抗战损失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1995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抗战损失和战后索赔始末》，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而本书则是专门研究抗战时期南京的文化损失。纵观近20年的研究，课题是越做越小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对一个国家长达14年的战争损失研究，确非个人力所能及，因此我一直呼吁政府组织抗战损失的调查和研究；另一方面，我也深深感到，题目小也许才能挖掘深。由于生活在南京，对本课题的研究或许方便些。
　　在抗战损失研究中，我也有着自己的特别感受。我从事抗战损失研究始于1985年，那是一次在档案馆查阅档案时，无意间在一个卷宗中发现一张关于抗战损失登记的表格。当时我内心萌发出一种莫名的冲动，因为那时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或在祖国大陆凡是能见到的史学论著和历史教科书，都没有说明在那场艰苦卓绝、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究竟损失了多少，我们抗战胜利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的损失为什么得不到赔偿。我觉得有责任搞清楚这个问题，于是就寻找资料，相继于1989年、1991年在《民国春秋》《近代史研究》发表抗战损失调查和战后索赔的文章，同时与东南大学喻德文同学合作，撰写并着手出版《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一书。由于某种原因，书稿未能出版，一搁数年。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我想也许这是出版的一次机会，于是冒昧地请革命前辈、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审稿把关。廖老提携后生，亲笔写就8000余字的长序，向读者推荐该书。由于廖老的相助，拙著才得以面世。我至今依然敬佩廖老治学的严谨和求真的胆识，感激他对后生无私的帮助。
　　由此，我感到要把握好研究与宣传、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有难度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受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影响很大，特别担心研究成果会影响现实的政治和外交。诚然，历史与现实有时联系是密切的，历史问题有时就是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往往有着历史的沉淀，但大致还是能够区分的。战后，日本和美国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美国长期驻军日本，日本经济发展又有重要的美国因素。然而自1952年起，日本就在长崎（1952年）、广岛（1957年）建造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他们也没有怕刺激美国人的感情。因此，关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国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应当一以贯之。
　　关于抗战损失研究，由于涉及的内容多，战后国共政治对峙并爆发内战，没有能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损失调查与统计，加之资料分散祖国大陆、台湾等地，战争结束60年后再着手研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至于南京的文化损失，尤其是日军将南京的图书、古物劫往日本，因为侵略者是不会轻易留下证据的，所以，研究的难度更大。虽然已有数篇论文对此有所涉及，但限于资料不足，描述性的、重复引证性的多，尤其在损失数量问题上，往往多存歧见。
　　本书试图在对战时南京文化损失全貌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以史料和数字加以说明。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数据照录不误，对没有搞清的问题存疑待考，不枉加断语。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历史学是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后人总是与时俱进，用新的理论和视觉去解读历史，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但历史性应该永远居于首位。历史学的存在，正在于其永远的历史性。史学论著可以失之于枯燥，但不可失之于真实，否则会适得其反。记得2000年12月应邀在日本熊本市作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报告时，一位日本老人问我，谷寿夫（原日军第六师团长，熊本人，因其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战后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攻入南京时，是否曾对日军官兵‘‘宣布放假三天”，并希望我加以解释。这位老人拿出中文版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指认给我看。我发现，这是我国国内某文艺出版社的纪实文学作品。谷寿夫放松军纪，纵容日军犯罪是实，但没有材料能作为显示他对日军“宣布放假三天”的证据c可见，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题材上，即使文学作品，基本的历史事实也应该得到尊重。
　　在南京大屠杀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面前，任何否定、翻案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但是，南京大屠杀研究必须接受学术的检验和考问。研究成果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宣传教育也越有说服力。记得网络上曾转贴了一位新加坡华人的文章，题目是《中国人何以令世人尊敬》。该文以中国抗战损失和对敌作战战果的数据为例，告诉我们这不仅要让国人相信，也要让世人信服，关键是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时过境迁，我们已无法精确再现当年损失的情景。我以为，在看待南京文化损失数字问题上，也要避免求大、求全、求精的误区，只能在典型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推演出总体损失的概数。人们最希望知道南京图书、古物到底损失多少，日军究竟从南京掠夺走多少文物，由于种种原因，事实上我们难以精确求解。如，就图书损失而论，要知道战前53家公、私图书馆的藏书数量，战时西迁搬走的数量，陷留南京的数量，战后接收的数量，这样才能概算出损失总数。而个人图书损失也许永远是个迷。但不能因为难以做到完全精确，就可以放弃精确的求证。我们的认识总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
　　本书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更多的新史料去求证。新资料有日本的、中国台湾的，更多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的。受资料等方面的限制，有些问题一时难有定论。本书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思路，以及必要的材料。
　　史学研究，既要求实，也要创新。本书与已有的成果相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一是发掘和利用新资料。如，第一次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南京市图书馆被毁的总损失。在日本归还中国的图书中，新发现有金陵大学图书的数量和目录，确证日军掠夺南京图书无疑。这为以往研究所未见，也鲜为日本研究者所注意。第一次研究得出江苏国学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的详细损失。二是确立了新的研究专题。如民间藏书损失、政府部会机关图书馆损失、书业及印刷业损失、中央研究机构损失等，为以后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思路。三是对一些史料进行考证，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如对《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的成文时间以及数据可靠性进行考证和辨析，对以往将支那内学院和金陵刻经处损失混为一谈的误解予以澄清。四是利用日军官兵日记以及日本档案，剖析了南京文化浩劫与日本军政当局的关联。五是利用汪伪档案，结合战后敌伪文物的封存和清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特别是疏理了文化损失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建议。
　　拙稿虽已完成，但对于研究而言，仅仅提供了框架和基础，我所有的努力还处于收集资料的起始阶段。本书不足之处肯定所在多有，恳请识者批评指正。读者如能获益一二，我则心有所慰。

　　《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试图在对战时南京文化损失全貌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以史料和数字加以说明。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数据照录不误，对没有搞清的问题存疑待考，不枉加断语。
　　《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更多的新史料去求证。新资料有日本的、中国台湾的，更多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的。
　　《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思路，以及必要的材料。

　　孟国祥，1982年于南京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医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致力于中国抗战损失研究、对日索赔史研究，以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著有《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等。

一、悠远而曲折的文化交流
（一）南京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二）古代南京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三）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挫折

二、日本当局与南京“文化大屠杀”
（一）文化掠夺的历史考究
（二）掠夺中国文化财富的组织机构
（三）“文化大屠杀”——对南京图书典籍有组织的掠夺
（四）军风纪的废弛和军官的纵容

三、南京古建筑之损毁
（一）轰炸和炮击所造成的损失
（二）焚毁所造成的古建筑损失
（三）拆毁或改作军用所致损失

四、南京文化古物的厄运
（一）南京公私文物横遭厄运之见证
（二）南京公私文物损失概要
（三）文化珍宝万里大迁徙
（四）《江南踏查》与“文物扫荡”

五、中央图书馆藏书损失
（一）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
（二）陷留南京的图书损失及存疑
（三）古籍“抢救”与善本追索

六、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损失
（一）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肇始
（二）战时典籍档案的毁损与散佚
（三）战后图书的追索和清理

七、南京市立图书馆损失
（一）三馆合一的市立图书馆
（二）图书在焚劫中损失殆尽

八、南京学校图书馆损失
（一）南京高校图书馆损失
（二）南京中学、小学图书损失

九、政府部会机关图书损失
（一）南京国民政府及部会机关
（二）政府机关图书损失举要
（三）损失辨析与研究存在的问题

十、民间藏书及书业的厄运
（一）南京藏书的历史渊薮
（二）南京藏书家损失举要
（三）档案中的私人图书损失
（四）南京书业及印刷业损失

十一、中央研究机构内迁及其损失
（一）中央研究院内迁及其损失
（二）中央地质调查所西迁及其损失

十二、学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
（一）南京八所高等院校内迁
（二）高校遭轰炸惨状及其损失
（三）南京中学内迁及其损失
（四）南京部分高校的损失统计

十三、南京沦陷时期的教育及其损害
（一）伪化奴化归附教育概况
（二）强化思想统治与特务监督
（三）破败凋零的沦陷区高等院校
（四）中等、初等教育的损失
（五）在南京的日系教育

十四、日伪文化的合流及其骗局
（一）“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的成立
（二）劫物“移管”与复本图书的“分让”
（三）为占领者效力的文博活动
（四）“中日文化协会”及其活动

十五、金陵宗教文化事业的劫难
（一）宗教文化事业的损失
（二）日军在南京的宗教侵略活动

十六、战后南京文物的封存与清理
（一）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二）南京区教育部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
（三）南京封存文物的清点与发还
（四）南京文物封存与清理之评价

十七、对南京文化损失的继续探究
（一）关于日军对南京图书馆的破坏和图书损失
（二）关于日军对南京图书的掠夺问题
（三）关于《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
（四）关于南京损失图书典籍的分类
（五）关于南京文化典籍损失起算的时间和地域
（六）研究中要注意的其他问题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
　　（三）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挫折
　　近代日本崇尚强权并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日本文化也纳入法西斯侵略文化体系。
　　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也愈演愈烈。先是日本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的文物典籍强行杀价“购买”。那时，他们虽心存劫夺，但还能演出“买卖”的场面。从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全面灭亡中国的图谋付诸实施，并在侵华战争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中国文物典籍进行洗劫，公然全面破坏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8年中，中国的国土一半被践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绝大部分被侵占。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930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城市数的80％以上。而在中国首都南京发生的一场文化浩劫，成为日军破坏中国文化的缩影。
　　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中国文物典籍从南京流人日本，但那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掠夺的屈辱象征而进入日本的，如战时被劫运到日本的文物，又如汉奸汪精卫献给日本天皇、皇后的古物等。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政府和军人自发地、有组织地对南京的文化实施侵略，轰炸、损毁古建筑，焚烧、劫夺文物典籍，破坏中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设施，进行奴化归附教育。在战时，日本国内一大批中国学的研究者受法西斯意识熏陶，自觉地充当战争的喉舌，他们从“学术研究”“文献处理”到“考古调查”，完全采取了帝国主义的强权形态，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一支支“笔部队”，为谋求天皇政体的最高利益服务。
　　南京沦陷8年期间，其破坏灾难之重、规模之大，也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那些伪装在“同文同种”“共存共荣”下的真面目，在日本所造成的文化浩劫面前统统暴露无遗。日军对南京图书典籍、古物古迹和教育事业的破坏，其性质远远超出一般战争意义上的理解。因为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根基开始，而首都则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表征。
　　在南京和日本长达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上，这8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转瞬即逝，但它对两国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能否认真总结和正确认识这段历史，不仅有关南京人乃至中国人民的情感问题，而且有关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大局。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回避这段历史，尊重历史，从中得到正确的启示。据此，《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试图就日本对南京文化破坏的主要方面作一客观的揭示。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实物和文献的形式。记载、反映人类知识的文化典籍和古物、建筑等，构成民族的重要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巨大的作用。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特指精神财富。文化就形态而言，有有形与无形之分。《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所作的南京文化损失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的有形损失，即物化损失而展开的。
　　为了叙述和阅读的方便，《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主要以专题分述，但也采取总分结合的叙事方式。为有助于对南京文化浩劫的整体把握，《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专章叙述日本军政当局与南京文化劫难的关系。鉴于图书典籍损失是《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研究的重点，也占有相当的篇幅，因此以图书馆损失、学校图书损失、民间藏书损失及政府部会机关图书损失分章叙述，而古物损失、古建筑损失则各占一章。虽然有些论著已经涉及南京沦陷时期的教育，但是《1937-1945南京文化的劫难》仍专章介绍，当以新的史料加以说明。对历史的认识可以是多维度的，同种事物也可以赋予其多种属性。如古寺庙的损毁，可以看作对宗教事业的破坏，也可视为古建筑的损失；又如珍贵的档案、典籍也可以视作文物。因此，在专章叙述时内容上可能会有一些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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