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工作当学问做 把问题当课题解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出版在即，出版社嘱我写一个自序。心怀往昔，愿以时间为轴写出自己简短的感言，希望聚焦有启迪意义的文化历程，也希望表达充满真情实感的“乡愁”。
　　2011年8月25日清晨接到通知，我将要离开工作近10年的国家文物局，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消息突然，没有精神准备。记得当天上午工作日程是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做专题报告。一路上，10年来的工作情景在脑海中闪过，想到在走向新的岗位之前，应该对以往工作进行回顾，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交接，于是到会场后便放弃了已经准备好的多媒体演示内容，改为讲述参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会，将近两个小时的畅谈，仍感意犹未尽，充满着回望与寻觅的思绪。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从1984年进入城市规划部门以来已经30余载，从1994年进入文物系统以来也已经20余年，其间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回忆。有幸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来到故宫博物院，一方面继续享受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得以将几十年来积累的体会应用于具体实践。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紧迫、*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从1984年进入城市规划部门以来已经30余载，从1994年进入文物系统以来也已经20余年，其间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回忆。

　　单霁翔，1954年7月出生。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从事历史性城市保护规划研究。回国后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为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2014年9月，获国际文物修护学会“福布斯奖”。
　　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等多部专著，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

“周秦汉唐文明大展”开幕仪式致辞
在金陵红楼梦文化博物馆奠基仪式上的讲话
关于提升博物馆展示服务水平的提案
在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工程协调会议上的讲话
在建立地震遗址博物馆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北京奥运会系列特展答谢会上的讲话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列大纲专家论证会上的讲话
在“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陈列展览审查指导组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设立博物馆陈列展览工程资质管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国家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建议意见
关于建立文物异地展览保险基金的提案
在“辽河寻根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展”开幕式上的致辞
在中原文明华夏之光——中华文明起源展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
代壁画珍品馆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故宫博物院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开幕仪式上的致辞
在<武汉城市历史展览陈列大纲>论证会上的发言
在“袁运甫水墨画展”开幕式暨作品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在故宫博物院展览选题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慈宁官雕塑馆方案论证会上的发言
在“艺术巨匠徐悲鸿真迹展暨国际美术作品展”开幕仪式上的讲话
浅析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学术性与趣味性
关注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专业性问题
关于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的提升
在河南博物院“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解读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思想性与观赏性
试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丰富性与实效性
在故官博物院陈列展览设计方案讨论会上的发言
略谈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知识性与通俗性
博物馆馆舍建设质量的提升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三辑） 》：
　　文物展览交流有助于扩大并促进民众对各自文化特点和文化领域成就的深入了解，是对组成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其他民族文化价值的全面认识，因此博物馆之间开展文物交流展览成为国际博物馆界普遍认同的发展方向。为保障馆际交流展览中的文物安全，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届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指出“可移动文化财产在运输和临时展览中由于环境变化、操作不当、包装不正确或其他不利条件而产生的风险有相当增加，对损坏或丢失予以适当保险是重要的；建议各成员国考虑通过立法、规章或其他形式设立一种像一些国家已经存在的政府担保制度，或一种由国家或任何团体以支付可减让保险免赔额或超额损失而部分承担风险的制度”。这说明，政府应在文物异地展览安全保险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一些博物馆事业发达的国家已经设立了此类政府保险基金，为文物馆际交流提供政府担保。例如瑞典颁布“展览国家保证法令”，政府对参展文物价值不低于2万克朗或巡回展览文物价值不低于20万克朗的非营利性展览提供担保，由文化事务全国理事会对展览的价值、安全条件等进行审核并征求法律、财务以及行政服务机构的意见，做出是否予以担保的决定。发生事故后，取得政府展览担保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可以向文化事务全国理事会提出赔偿申请，经法律、财务以及行政服务机构审核通过后提交政府赔付。
　　近年来，为满足国内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众多博物馆机构积极筹划与国内外博物馆开展合作，举办越来越多的境内外文物展览交流活动。2009年仅全国文物系统2252个博物馆就举办了临时展览9204个，年接待观众3.27亿人次。全国博物馆每年赴境外的文物展览达80余个。文物展览成为近年我国与意大利、俄罗斯、比利时、印度等有关国家互办“文化年”系列活动中的重点项目。同时，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有计划地引进国外文物展览，向国内公众推介世界各国先进文化。
　　随着展览交流项目的增多，文物在运输和临时展览期间，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受损的风险大大增加。为做好风险预防，降低风险系数，参照一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国家文物局颁布了《文物出境展览管理规定》和《文物入境展览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相关机构必须为出入境展览中的参展文物购买保险。目前，我国举办的出入境展览均能按规定为参展展品购买保险，基本实现与国际接轨。但是，保险费用占外展总经费的比例过高，导致陈列布展经费被压缩，展览水平无法得到有效提升。例如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赴印度举办的“华夏瑰宝展”，保险费用为60万元人民币，占展览总经费的30%；上海博物馆引进日本数家博物馆的“千年丹青——中日收藏的中国唐宋元绘画展”，保险费用为52.5万元人民币，占展览总经费的36.61%
　　然而，出入境展览只是我国文物展览中的一小部分，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后公众对文物展览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国内馆际展览交流日趋繁荣，大量文物处于移动、运输和重新进入新环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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