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工作当学问做 把问题当课题解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出版在即，出版社嘱我写一个自序。心怀往昔，愿以时间为轴写出自己简短的感言，希望聚焦有启迪意义的文化历程，也希望表达充满真情实感的“乡愁”。
　　2011年8月25日清晨接到通知，我将要离开工作近10年的国家文物局，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消息突然，没有精神准备。记得当天上午工作日程是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做专题报告。一路上，10年来的工作情景在脑海中闪过，想到在走向新的岗位之前，应该对以往工作进行回顾，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交接，于是到会场后便放弃了已经准备好的多媒体演示内容，改为讲述参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会，将近两个小时的畅谈，仍感意犹未尽，充满着回望与寻觅的思绪。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从1984年进入城市规划部门以来已经30余载，从1994年进入文物系统以来也已经20余年，其间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回忆。有幸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来到故宫博物院，一方面继续享受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得以将几十年来积累的体会应用于具体实践。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紧迫、*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单霁翔，1954年7月出生。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从事历史性城市保护规划研究。回国后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为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2014年9月，获国际文物修护学会“福布斯奖”。
　　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等多部专著，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发展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
关于故宫博物院的专业功能与社会职能
弘扬“故宫人精神” 全面推进故官博物院事业的发展
故宫从历史中走来，还要健屎地走向未来
关于厂义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
走出神殿融入社会——浅议国际博物馆事业的兴起与变革
走出庙堂服务民众——浅议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创与发展
博物馆使命与文化生态环境净化
构建多元、开放、包容的博物馆体系

　　《博物馆的文化责任/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三辑） 》：
　　当前，博物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就举办主体而言，从以文物部门为主导，转向由政府引导，动员各行各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就博物馆类型而言，从传统的综合、历史、艺术等类型，转向科技、自然、民族、民俗、生态、遗址等，各个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类型以及各行各业的专题博物馆。专题博物馆是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行业文化特征、民族文化特色、地域文化特点，符合博物馆社会化、专题化、多样化的发展潮流。
　　今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文化遗产的多样化必然带动博物馆的多样化。正如奥地利著名的博物馆学家F．瓦达荷西（F．Waidacher）博士在2003年写的《博物馆学》一书中所说：“博物馆不是从一个博物馆原始型逐渐发展而成的，它的原始型并不一定与后来复杂的形式有关。贵族的宝藏、艺术品与奇珍异宝或已有系统收藏的19世纪的博物馆，未必和现在的博物馆有关。他们的出现似乎没有什么先决条件，而是出自特定的收藏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建设的博物馆大多是综合博物馆，以当地的自然资源、历史发展、民生民主建设为陈列内容，而专题博物馆则数量不多。进入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专题博物馆。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专题博物馆快速增长，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专题博物馆的内容几乎囊括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科技、地质、煤炭、金融、消防、公安、水利、茶叶、丝绸、烟酒等众多领域。社会公众对专题博物馆有较强的愿望，对未来博物馆分类也提出进一步要求。因此，专题博物馆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分工细化的表现，也是社会更加开放、经济更加繁荣的一面镜子。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也开始建设各具特色的专题博物馆，例如财政部在杭州建设了中国财税博物馆，国家审计署在南通建设了中国审计博物馆。在铁道部建设了中国铁道博物馆，邮电部建设了中国邮电博物馆之后，又相继建设了中国邮票博物馆和中国电信博物馆，最高人民法院也建设了中国司法博物馆等。在上海建设“博物馆之城”的过程中，专题博物馆成为增长主体，占据了80%的增长份额。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专题博物馆的数量还不够多。目前，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对专题陈列展览有独特喜好，例如有的观众喜欢艺术类的陈列展览，有的观众喜欢科技类的陈列展览，有的观众喜欢自然类的陈列展览。
　　当前，国家既强调加强国家级大型博物馆的建设，以逐步使我国的重点博物馆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也强调支持中小博物馆的建设与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