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一个宏大的目标。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相比较于宏观的国家治理而言，地方治理是一个基础性领域。但是，其重要意义不可忽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上作出了一系列积极部署和有效安排，从其结构框架、制度体系、外在环境等方面有效提升了地方治理的绩效。但是它依然面临一些盘根错节的问题，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让地方治理犹如一列爬行的列车，匍匐前进。检视实践可以发现，无论是理念不足、方式陈旧，还是主体不清、机制不活，都只不过是从外观上检讨当前地方治理所面临的窘境。事实上，真正影响地方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它的社会基础正在遭受侵蚀。这种社会基础简而言之就是其信任纽带。如果将地方治理视为一种博弈，那么缺少信任为基础的博弈必将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无数经验表明，地方治理既不能根据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推动，也不能一味依靠妥协让步来维持，而必须与社会成员的需求相契合，以社会成员的互惠合作和信任支持为基础。从词源学上讲，信任的含义纷繁复杂，可以初层次地划分为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在当前的地方治理结构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影响更为直接，尤其是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信任更为关键。无论是现实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证实着一个道理：政府信任与地方治理之间具有显见的内在契合性——信任可以为地方治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促进社会有机融合，巩固和优化政府权能，进而促进治理绩效的稳步提升。
　　虽然信任对地方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当前，地方治理中的信任状况并不乐观：地方治理正遭受着信任缺失的巨大掣肘，信任不足正成为地方治理的一大突出短板。因此，在修补完善地方治理体制机制的同时，理应深根究底地从其社会基础人手，思考如何构筑其信任根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方治理遭遇到了信任不足的阻滞，并不是意味着政府面临着信任危机。实际上，各种数据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总体信任度的位阶处于较高层次，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始终处于较高层次，而且中央政府一直在正视地方治理中信任不足的问题，并且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升地方治理中的信任水平。
　　从理论渊源看，正视信任对地方治理的重要意义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社会资本理论、治理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等理论范式共同构成它的主要理论背景。从现实需要来看，“踢皮球”“夸海口”“玩游戏”“新官僚主义”等简约地构成了地方治理中信任流失的主要通道，从而凸显出建构信任机制的必要性或者说蕴含着构筑地方治理信任基础的时代背景。

　　当前地方治理中的信任状况并不乐观，信任不足正成为地方治理的一大突出短板。在修补完善地方治理体制机制的同时，理应思考如何构筑信任根基。
　　《基于信任的地方治理：现实议题与空间拓展》着眼于地方治理这一重要议题，对信任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和实践状态展开了深人分析，提出地方治理既不能根据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推动，也不能一味依靠妥协退让来维持，而应以社会成员的互惠合作和信任支持力基础。在明晰基于信任的地方治理具有充足可能性和必要性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适合中国地方治理实际的协商合作型信任模式，并在培育公共精神、规范公共权力、健全制度化不信任机制、健全完善利益协调机制等方面给出了既具有深度也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陈朋，政治学博士（后）、副研究员，先后人选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青年社科英才、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等称号。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撰写多篇研究报告并获省部级领导批示，主持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青年基金、民政部委托课题、上海市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民政部成果奖等多项科研奖励。

序
前言
导论 信任：地方治理的根基
一、研究缘起与主要论域
(一)正在成为一个“问题”的地方治理
(二)信任缺失：地方治理的突出短板
(三)信任与地方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
二、研究综述与理论拓展
(一)国外研究概况
(二)国内研究演进
(三)本研究的拓展
三、研究预设与基本方法
(一)主要预设
(二)基本方法
第一章 政治信任的理论阐述：从内涵到功能
一、从信任到政治信任：核心概念的确立
(一)常见的“信任”
(二)政治信任：政治学的本域解读
二、政治信任的基本结构
(一)主体：政治人
(二)客体：公共权力
(三)介体：积极言行
(四)核心：公共利益
三、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
(一)政治社会化的潜移默化
(二)权衡比较后的理性选择
(三)利益诉求满足的正常结果
(四)文化因子的浸润熏陶
四、政治信任的重要功能
(一)巩固政治合法性
(二)提升政府管理绩效
(三)增强政治参与动力
(四)积极建构社会秩序

第二章 政治信任之于地方治理：深厚的理论渊源
一、社会契约论的经典论述
(一)原始起点：无序的“自然状态”
(二)因契约而生的信任：社会秩序之源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现时解说
(一)地方治理需要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
三、治理理论的积极指引
(一)治理：地方政治的现实议题
(二)信任：地方治理的重要支撑
四、协商民主理论的现代之光
(一)协商民主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耦合
(二)协商民主蕴含信任

第三章 正在流失的信任：地方治理中的现实难题
一、政治不信任：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态度
(一)政治不信任：政治信任的姊妹
(二)政治不信任的结果：信任流失
二、地方治理中的信任流失：显见过程
(一)踢皮球
(二)夸海口
(三)玩游戏
(四)潜规则
(五)哄骗术
(六)无理要求
(七)新官僚主义
三、信任缘何在地方治理中流失：内在机理
(一)压力型政府体制使信任建构进退维谷
(二)权能腐败加速递减信任势能
(三)制度规范及其制约力的层级性差异会无形消解信任
(四)公众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在根本上引致信任流失

第四章 协商合作型信任：地方治理的理想信任图景
一、协商合作型信任：一种适应地方治理需求的现代信任模式
(一)信任的三种历史型态
(二)协商合作型信任的成长
二、协商合作型信任的基本架构
(一)主客体互信是前提
(二)理性协商是基础
(三)倡导合作是灵魂
三、协商合作型信任的时代价值
(一)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降低地方治理的运行成本
(三)激发地方治理主体的互惠意识

第五章 构筑基于协商合作型信任的地方治理新模式：方略和路径
一、培育公共精神
(一)良好的地方治理需要公共精神
(二)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
二、完善制度化不信任
(一)须臾不可或缺的制度化不信任
(二)建构制度化不信任的路径
三、规范公共权力
(一)具有扩张性的权力亟需规制
(二)规范公共权力的着眼点
四、建构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一)利益协调的本体意义
(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的重点
参考文献
后记

　　★地方治理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把信任与地方治理结合在一起。有其独到之处。并彰显了作者鲜明的问题意识。该著思路清晰、结构合理、方法科学、阐释精当，对于分析地方治理的相关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锦文
　　
　　★地方治理问题是作者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虽然问题常在。但是把地方治理与信任融合在一起分析，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拓展和丰富。该著秉持作者一贯的研究风格和分析理路，既反映出学术研究之功底，又让人读起来轻松愉悦！为其点赞！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齐卫平
　　
　　★对于地方治理而言，信任是一个重要议题。关注信任，就是关注地方治理的重要基础。该著既有理论深度，也有现实感触。具有一定的参阅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康之
　　
　　★作者长期关注地方治理问题。近年来在此基础上嵌入信任的分析视角。对地方治理的深层制约因素和空间拓展作出深入浅出分析。“新视角、新素材”是该著的鲜明特征。对于地方治理问题研究，该著发挥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孔繁斌
　　
　　★关注现实、表达清晰、语言精练。是作者一以贯之的朴实文风。在该著中。这继续得到了充分体现。慢慢品读下来。觉得该著既可以作为学术著作来研读。也可以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理政之借鉴。
　　——光明日报原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 李向军

　　《基于信任的地方治理：现实议题与空间拓展》：
　　一是研判政治信任的因变量。也就是说，分析哪些因素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客观而言，这个层面的研究比较多，学者运用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制度主义等视角，从不同侧面分析了社会转型期对政治信任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及其形成机理。如王韶光、刘散将信任生成机制归纳为六种因素：利他性信任、信任文化、信任的认识发生论、理性选择论、制度论和道德基础论。①有的则从信任流失的相反角度来论证政治信任的因变量，如郝宇青认为，政治制度在设计理念上以人性善为出发点，虽然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与现实不相符，从而导致形成“制度性倒逼”，产生了大量的政治虚假行为，进而造成政治失信于民的不良后果。②马得勇认为，制度和文化对解释政治信任现象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中，政治权威价值观作为重要的文化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很大的。肖唐镖在江西、江苏、山西、重庆和上海等地60个村的调查显示，“政府绩效始终是推动农民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农民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度降低，但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正向推动作用仍在继续，然而其有削弱趋势；自2005年始，农业税费改革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对农民政治信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征地拆迁和计划生育政策制约农民政治信任的提升；农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工作经历在不同时间段对农民的政治信任起到不同效果的影响，党员身份对政治信任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③综合其他学者的分析，政治价值观、宗族认同、社会资本、制度设计、民主法治进程都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
　　二是分析政治信任对社会发展的现实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的是分析政治信任对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对此，很多学者的看法是，一方面政治信任缺失导致产生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的大面积爆发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政治信任的流失。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之中。政治信任对政府治理的影响也是重点。孔凡义通过因子分析与相关分析方法认为，政治信任与政府治理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系，政治信任对于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具有较强的积极意义。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建设的重点，为此有学者研究政治信任与它的关系。“政府信任关系的关键就是政府能够赢得社会、赢得公众的信任。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而促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投入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公众与政府的新型合作型信任关系。”②而要“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要想实现公众与政府间关系的健康运作，巩固和提高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是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众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可以通过强化具有公共性、社会性与公众性的政府信任，实现公众与政府间关系的和谐发展”③。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信任表明政治生活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信程度，因而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因此，政治信任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对此，有学者提出，在政治现代化议题异常复杂的情况下，政治文明是其期缩影。“政府信任来源于政治文明的成果，也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和谐的政府信任关系也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注入了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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