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维度，在不否认血缘亲情的基础上，通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推扩，发展出仁民爱物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换句话说，如果以普遍主义来否认人伦秩序，或者以人伦之亲来否定普遍之爱，对于儒家精神的理解都会失之片面。这也是孟子批评墨家和杨朱的立足点。
　　在这样的矛盾同一中，我们既可以体知传统儒家基于家族伦理所建立起来的家国情怀，也可以理解基于同情而建构的天下秩序。这样的政治在儒家可以称为“王道政治”。
　　本书是我对王道政治和天下秩序的一些思考。特别感谢赵汀阳、贝淡宁、杨贞德、任剑涛等师友对我的一些观点的评论，甚至批评。的确，如何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吸收天下主义的合理因素，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如果我们相信儒家思想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便会自觉地继承和转化其合理的因素，成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即使儒家理想主义的一面被视为异想天开的“乌托邦”，我们亦可以从中找到矫正日渐失去方向的人类活动的指针。
　　本书还收录了我写作的关于章太炎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最初是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的建议下完成的。他本来希望有一些文章来描述近代以来的国学学派．正好我做近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以写了一些关于章太炎及其弟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散见于《中国政协》《粤海风》等杂志上，如《国学大师的“小心眼”》《许寿裳与章太炎、鲁迅》等。思考酝酿这些文章的过程，其实也加深了我对于章太炎思想的理解。
　　最后，要感谢郭齐勇教授的垂爱以及孔学堂书局的支持。李朝辉编辑的悉心工作也令本书增色。我与孔学堂有一些特殊的渊源，出版这样的一本文集，也可以视为我对孔学堂这样的新的儒学机构的一种敬意。

　　《王道政治与天下主义：干春松学术论集》是我对王道政治和天下秩序的一些思考。特别感谢赵汀阳、贝淡宁、杨贞德、任剑涛等师友对我的一些观点的评论，甚至批评。的确，如何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吸收天下主义的合理因素，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如果我们相信儒家思想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便会自觉地继承和转化其合理的因素，成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即使儒家理想主义的一面被视为异想天开的“乌托邦”，我们亦可以从中找到矫正日渐失去方向的人类活动的指针。
　　《王道政治与天下主义：干春松学术论集》还收录了我写作的关于章太炎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最初是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的建议下完成的。他本来希望有一些文章来描述近代以来的国学学派．正好我做近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以写了一些关于章太炎及其弟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散见于《中国政协》《粤海风》等杂志上，如《国学大师的“小心眼”》《许寿裳与章太炎、鲁迅》等。思考酝酿这些文章的过程，其实也加深了我对于章太炎思想的理解。

　　干春松，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思想研究和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现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自序
王道政治与天下主义
导论：儒家思想中的个人、家庭、国家与
天下
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
赵汀阳、贝淡宁等：对（（重回王道：儒家
与世界秩序））的评论
乡村建设和现代政治习惯的建立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探究
“见在良知”与“先天正心之学？
——王龙溪与阳明学的分化
章太炎与近代学术
章门弟子与北京大学的学术权势转移
章太炎和朱希祖的师生交谊
自是精诚照胆人：新旧之际的汪东与黄侃
章太炎与胡适二三事
附录
如何从思想和社会的互动中把握儒学的精神
——干春松先生访谈录

　　《王道政治与天下主义：干春松学术论集》：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不显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亡国；二是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
　　孙中山将满族人所建立的政权比喻成现代国家间的殖民统治，因此，明朝的灭亡便成为“亡国”，而清政府为了巩固统治，一直致力于消除民族思想。基于推翻清政府的目的，孙中山认为应该学习犹太人，确立民族意识，使之成为国家复兴的基础。
　　对于天下主义，孙中山说，中国古代因为强盛，所以渐渐由民族主义进于世界主义。不过中国人对亚洲各国的征服，并不如现在的欧洲人，专门用野蛮手段，而是用和平手段去感化，这样的方法即是“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
　　孙中山说世界主义是一种很好的观念，但不适合眼下的中国，弱小的民族“就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
　　提倡民族主义必然要解释其与儒家传统的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我们现在研究这个主义，他到底是好不好呢？……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
　　在孙中山看来，世界主义已经成为强势国家控制弱小民族的一种借口。“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
　　西方列强借助普遍主义来作为欺压弱小民族的借口，对饱受被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刻骨铭心，因此，孙中山要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随之也将中国的天下主义丢弃，改而提倡民族主义。
　　在建立民国之后，孙中山逐渐用国族主义来取代同盟会时期的种族主义观念，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用国族主义来代替民族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提倡“国家意识”。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论述有时也会自相矛盾。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主要是针对中国盛行的宗族主义和家族主义，他觉得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的观念阻碍中国人的国家观念的建立。孙中山说，他所说的民族就是国族，只是就中国而言是适合的，“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而国外则是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或几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按今天的眼光来看，孙中山的理论显然是站不住的，不但中国自秦汉之后，一直是多民族共存的一个国家，而且在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和中华民国政府，希望通过五族共和的新理念来化解种族革命对民族凝聚力的损害。“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然而，如何建立中国的民族主义呢？孙中山却又反过来说要借助中国的家族主义。他认为西方的个人权利的主张使国家和个人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而中国人在个人之外，特别注重家族，“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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