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可以说，社会学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近代城市社会与文化剧烈变革的极度关注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学科的命运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的命运一样，它们是在互为哺育中紧密伴随而共同成长的。
　　然而，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却处处充满着各种不平衡的张力，犹如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一样，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也一直充斥着各种难以厘清的问题甚至矛盾。在城市里，有生存的机会，有自律、理性，但也有生存的压力，人们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在城市里，人们获得了独处的机会，但却必须同时承受孤独与冷漠；在城市里，人们有了现代文明创造的一切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几乎都是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经济关系虽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但也会变得更加无情。当初，那些为了摆脱传统乡村“束缚”而到城市中寻找“自由”的人们，如今却必须学会适应这个“陌生”和“无奈”的社会。因此，现代城市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表征人类联系的某种具体形式，城市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关联性，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世界的交汇地，也是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演绎场所与流动的空间。可以说，现代城市到处都充满着魅力、迷惑甚至矛盾，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和兴趣。
　　近一二十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高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机器”，正在迅速催生中国“城市奇迹”的出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进入了世界500强城市之列。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的不满情绪普遍增加，社会与文化危机事件接连而起，呈现出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的态势。以当前中国许多城市普遍追求的城市化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就成了现代性张扬的一个极好的展示舞台，在“经济增长”和“GDP主义”的狂热追逐下，城市化自然充当了发展主义的排头兵，并在人类历史较短的时期内就创造了一个一个的“城市奇迹”，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改造——把一块块恬静幽雅的田园变成了拥挤不堪的热土。直到现在那些没有很好地实现城市化的地区还在后悔当初没有抓住机遇，希望自己能够急起直追，用城市化来彻底改变自己落后的命运。这种城市的经济奇迹与社会文化危机并存的独特现象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治理，还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文化体验产生巨大的挑战。毫无疑问，这种“城市奇迹”与城市社会文化危机并存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且急需探究的理论议题与现实问题，也亟待城市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因此，我们不仅必须时刻保持自身对“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而且还应当始终培养一种实践品格，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直面中国城市社会的重大公共议题，参与公共辩论，增进公共理性。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根基，自1913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建立以来，华东师范大学在其前身沪江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术前辈的开拓性贡献下，就为城市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立了深厚的学术传统。1979年中国大陆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伊始，华东师范大学就率先并明确提出了把“城市社会与文化”作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乡土上海：都市内的村落延续与内生》是张文明教授带领他的研究生们在上海农村持续8年田野调查的成果，每一个章节都是研究生们经过至少一年以上田野调查后作成的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这些内容非常生动全面地记录了上海从人情交往到乡土政治等多角度的“农村事实”，展现了上海“摩天大楼”以外鲜为人知的乡土性。

　　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兼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师从三谷孝教授。出版个人专著《中国村民自治の实证研究》（东京，御茶水害房），《上海农村调查》（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发表各级各类学术论文39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级各类研究项目23项，主要致力于内陆农村内生发展及大都市郊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实证调查研究。
　　
　　邓辰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

第一章 互惠原则与农民的随礼行为
第一节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概念界定
三、上海市奉贤区N村概况
第二节 N村的随礼场合及其变迁
一、村民的随礼场合
二、婚礼场合与随礼变迁
三、生育礼场合与随礼变迁
四、丧礼场合与随礼变迁
第三节 礼单与N村村民的人情关系网络构建
一、礼单与人情关系网络
二、一个家庭的婚礼、生育礼与丧礼的礼单呈现
三、村民的人情关系网络构建——以婚礼礼单为例
第四节 赠予-回礼：农民随礼行为中的互惠原则
一、赠予-回礼：礼金折射出的随礼逻辑
二、“情”“理”合一的互惠原则
第五节 结语
一、一些研究发现
二、启发与反思

第二章 内源性发展与经济生活
第一节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概念界定与既有研究
第二节 理论框架及调研村庄情况
一、理论框架
二、村落基本情况
第三节 作为本土资源的土地——农民身份的重构
一、经济属性：土地价值的变迁
二、文化属性：土地对农民身份的重构
三、土地收益下的农民理性选择
第四节 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集体经济与村民个体行动
一、集体经济的传统与变迁
二、个体行动——手工业的出现与兴盛
三、集体经济与个体行动——一个内源性发展的解释视角
第五节 本土价值与管理成本——精英村民与社会关系网络
一、精英力量的薄弱
二、村民身份的意识“稀释”
三、习惯约束力的打破
第六节 结论
一、农村地域身份——村落主体发展的基石
二、公共参与——国家、村落与村民之间的协调机制
三、城市化下的传统村落——FJ村

第三章 村社共同体与乡土超越
第一节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概念的界定
三、村庄概况
第二节 社区的巨变：从城郊村到都市里的村庄
一、J村模式：市场兴村
二、制度升华：社区股份制
第三节 社区股份制经济：都市村社共同体的再造机制
一、股民身份：土地权与共同体的再组织
二、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规则的投入：村庄自主治理的折射
三、集体资产的重新分配：社区共同体利益的维护
第四节 都市村社共同体的生活逻辑
一、公共空间
二、村民自我身份认知
第五节 都市村社共同体的组织模式
一、村组织的职能
二、村社的公司体制
第六节 结论

第四章 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行动
第一节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核心概念
三、村落概况
第二节 A村的家庭农场
一、A村家庭农场的形成与机制
二、A村家庭农场经营者的主要类型
第三节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的动力机制
一、农民合作发生的内部机制
二、农民合作发生的外部条件
第四节 农民之间的合作逻辑
一、农民合作过程的产生
二、农民合作的行动体现
第五节 农民与自治组织的合作逻辑
第六节 结论与探讨
一、理性选择：家庭农场中农民的行动逻辑
二、影响农民合作行动的因素

第五章 内生秩序与乡村政治
第一节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
第二节 强制性社会关联下的村庄秩序
一、村民委员会选举：利益与权力的让渡
二、村级党组织：全面干预与收效甚微
第三节 诱致性社会关联下的村庄秩序
一、经济方面的社会关联
二、文化方面的社会关联
第四节 两种社会关联下的村庄秩序
一、农业合作社的路径选择
二、农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
第五节 结论与讨论
一、村庄秩序的基础——村落社会关联
二、村落社会关联的影响因素——国家、社会、市场
三、村庄秩序内生的可能性——内发发展的可能性

第六章 大学生村官与工作嵌入机制
第一节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二、相关概念与理论视角
三、研究方法
第二节 上海市大学生村官发展概况及运行机制
一、选聘机制
二、培养机制
三、保障机制
四、流动机制
第三节 联系：融人组织群体与走进乡村社区
一、同辈群体问：认同与圈子
二、不同身份群体间：疏离与亲密
三、打入乡村社区：熟人社会中的“尴尬外来者”
四、建立联系的新方式：创业富民
第四节 匹配：从不匹配到积极地自我调整
一、村官个体与工作组织的匹配
二、乡村社会的不适：刻板印象与污名化的困境
第五节 牺牲：离开工作组织的损失与离开乡村社区的挑战
一、离开组织：薪酬与潜在晋升机会的丧失
二、离开乡村社区：重新适应都市的新挑战
第六节 结论

第七章 国家权力与网格化治理
第一节 绪论
一、问题提出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视角
第二节 乡村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模式逻辑
一、“网格化”模式的提出
二、上海市S镇网格化管理概况
第三节 基层治理者：国家权力在“网格”中的嵌入
一、社区工作站：国家权力的支点
二、网格长：代理人还是当家人
三、志愿者：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分子
第四节 技术化治理：国家权力在“网格”中的强化
一、技术化治理的构成要素
二、技术化治理的成效
三、技术化治理与国家权力的强化
第五节 国家权力影响下的乡村社会秩序
一、基层治理者的治理逻辑
二、乡村社会关联
第六节 结论
一、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与强化
二、国家权力影响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三、国家权力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关联

第八章 村落的终结延续模式与人的流动
第一节 绪论
一、研究与问题的缘起
二、理论视角与基本概念
三、样本村概况
第二节 流动的村庄：作为一种可能的村庄结构
一、村民外迁
二、外来人口迁入
第三节 村落终结
一、村落文化边界日渐淡化
二、村庄社会边界日益模糊
第四节 村庄延续
一、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二、建构新的社会关系
三、村庄的政治与治理
第五节 结论
结语
后记
参考文献

　　二、概念界定与既有研究
　　1.“内源性发展”的概念
　　内源性发展又称为内发发展（EndogenousDevelopment），最初以文本形式提出是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的《内源发展战略》一书中，它把内源性发展定义为：“内源发展的首要含义是：尊重文化的同一性和各国人民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在经济上的考虑和把发展归结为数量上的增长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以后，人类恢复了自身的中心地位，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①它又补充说明：“内源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在发展的进程以及发展的目的以人为重点的必要性得到承认以后，还应该给人、人的本质和目的、人的需要和资源下定义，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②而内源性发展其实早在1976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日本首先倡导“内发性、自生性发展论”。在1996年3月首次发行鹤见和子的《内凳的凳展论の展开》一书。他在书中综述了一些学者的论述，这些学者大多数从经济视角考虑，而最后他提出了自己对内发发展的定义。“内发性发展是指实现人类共通目标的一种途径、模式及其形式多样的社会变化过程。”③
　　上述的表述是内源性发展在国内外比较经典和被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基本界定。但这样的界定相对来说比较粗略，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解释，因此在本章的既有研究部分更为详细地进行论述。
　　2.何为“经济生活”
　　在农民的生活中，经济生活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通过对农民经济生活的探究，可以折射出经济生活背后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原因，这也是本章关注的焦点。农民经济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众多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对于更好地研究村落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济生活结构研究主要以经济生活为媒介，通过经济生活的表现形式剖析村落的内在结构，主要视角是个体或者农村家庭、村落主体、地方市场和地方政府（村民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经济生活结构的研究能很好地与内源性发展相联系。因此本章主要以经济生活的结构为立足点，从结构视角出发，探究与村落发展的联系。对于农村经济生活的文化史研究主要以历史资料为主，而社会学研究更依赖于调查访谈。因此，社会学研究更倾向于揭示现阶段时期的社会问题。而无论是生活史的研究还是目前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是存在这样的局限，学者对于农村经济生活研究在进行全面的访谈和细致的描述之后就此终止，而未从农民经济行为着手探究其背后所推动的相关因素，包括文化因素；探究农民价值观念的历史转变。此外，有必要通过一个村落切入，在现实背景中进行探讨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政治因素，这才能进一步直观地看到时代变迁中的社会结构。
　　从国内外文献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最初提出的内源性发展更强调于本土文化因素，而之后更注重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这些文献中可以提炼出三个要点：第一，在内源性发展理论中，身份是其理论发展的假设前提。第二，公民参与或者说公民自身和集体寻求发展的努力，是内源性发展的基础。第三，内源性发展并非有一套模式或者规范的道路，而是根据本土资源、本土劳动力和物力所决定的，是一条多样化的道路。
　　那么，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在欠发展的中国农村地区是否具有内源性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或者说，针对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是否能零星地看到除第一产业即从事农业劳动之外的其他经济劳动方式？这些劳动方式是如何运作和发展的？是否能为其他村庄的发展提供一种借鉴，而非表面的仿效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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