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律师对于保障公民权利的意义不言而喻。“法律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来说至关重要：它要求只有律师才具有专业的知识；公众需要律师们来促进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保护他们免受他人和政府的伤害；律师作为秩序的监护者，他们在国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需要辩护律师的帮助，“人，可以被控告但不能被抛弃，可以被背弃但不能被遗弃。这一对律师权利的宪法性保障，是这种职业精神献给人类的礼物”。刑事诉讼法被视为公民权利保障法，深刻地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扩充的历史”之中。质言之，赋予公民辩护权，尤其律师辩护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所在，一个国家辩护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法治的发达程度。对此，陈光中先生指出：“完善的辩护制度是国家民主法治发达的重要标志……辩护制度是人类社会和司法走向文明的产物。”

　　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可简称为合同制度、合同项目，它是指国家（一般由政府或有关授权机构作为代表）与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及非营利性组织等个人或者机构，以竞争性投标或者协商的订立方式，签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签约律师（或称合同律师）具体实施辩护服务，国家以公共财政支付报酬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本质上，合同制度是国家购买律师辩护服务以履行其刑事法律援助义务的制度体系。
　　《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研究》探究了合同制度及辩护合同（也即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合同）的基本理论，论述了合同制度对公民、律师团体和国家的三重意义，阐述了合同制度的运作机制．分析了合同制度的本土化建构。

刑事诉讼之历史，也是法律援助权扩充之历史(代序) 1
一、题解 2
二、研究综述 7
三、研究方法 14
四、研究内容 15
第一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内涵解读 24
一、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概念辨析 25
二、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相关制度之比较 31
第二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基本特征 38
一、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私人律师模式 38
二、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是政府购买律师法律服务的体现 41
第三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正当性分析 46
一、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普遍辩护 47
二、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有效辩护 51
第一节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合同法律性质分析 59
一、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视域下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合同的法律性质分析 59
二、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合同为特殊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及其适用规则 68
第二节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解读 75
一、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75
二、辩护服务提供方与受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83
三、辩护服务购买方与受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89
第一节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中的合同制度 93
一、美国合同制度的法律基础：律师帮助权的宪法化及其扩张解释 93
二、美国合同制度的成因分析：多重因素的产物 102
三、美国合同制度的演进：萌芽、兴起与发展 106
四、美国合同制度的当代发展：现实困境及其反思 126
第二节英国刑事法律援助中的合同制度 131
一、英国合同制度的法律基础：法律援助成文法之演进 132
二、英国合同制度的成因分析：控制成本与保证质量的双重诉求 138
三、英国合同制度的实践：运行机制与实施效果 140
四、英国合同制度再认识：对法律援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反思 143
目录
第一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辩护服务质量 148
一、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的质量保证功能之理论阐释 148
二、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的质量保证功能之实证考察 158
三、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的质量保证功能之理性反思 162
第二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利益冲突 165
一、利益冲突之禁止及其延伸至贫困者辩护 166
二、合同制度在解决贫困者利益冲突案件中的作用 170
第一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律师执业权益 174
一、契约平等性与律师地位 174
二、私人律师模式与律师独立性 176
第二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律师经济权益181
一、辩护律师的公共性与商业性181
二、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律师经济权益的实现 185
第一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现代政府治理 187
一、公共事务合同治理的世界潮流 188
二、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在政府职能转型方面的意义 190
第二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与成本控制 191
一、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的成本控制功能之理论阐释 192
二、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的成本控制功能之实证根据 198
三、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的成本控制功能之理性反思 207
第一节合同项目双方当事人 212
一、合同项目中辩护服务购买方 212
二、合同项目中辩护服务提供方 215
第二节合同项目订立方式 220
一、合同项目订立方式之考察 220
二、合同项目订立方式之反思 223
第三节合同项目结构类型与主要条款 227
一、合同项目结构类型之考察 228
二、合同项目结构类型之反思 232
三、辩护合同主要条款考察 241
第四节合同项目受案范围 247
一、合同项目受案范围与辩护合同受案范围 247
二、合同项目受案范围之实践 251
第五节合同项目履行 253
一、合同项目履行中质量风险因素 254
二、合同项目质量风险之生成逻辑 261
三、合同项目质量风险之实践考察 267
第六节合同项目监督管理 270
一、合同项目监督管理的理念支持 271
二、合同项目监督管理主体 274
三、合同项目监督管理项目 279
第一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破解辩护权不彰之可能性 286
一、当前刑事司法辩护权不彰之表征 286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中引入合同制度的现实意义 291
第二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本土化的效果因素 295
一、法律基础：刑事法律援助国家一元义务主体的确定 296

二、权利基础：公民律师辩护权人权属性的广泛认同 307
三、职业及市场基础：律师行业与法律服务市场的发达与有序 312
四、行政管理基础：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常态化 317
五、经济基础：国家对刑事法律援助资金投入的充足 324
第三节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本土化的初步构想 334
一、合同制度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中的定位 334
二、我国合同项目双方当事人的确定 337
三、我国合同项目受益第三人的确定 340
四、我国合同项目的订立方式 341
五、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合同的主要条款及其要义 345
一、中文文献 359
二、英文文献 371

然而，当面对高发的犯罪态势，基于维护社会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人们总是会质疑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诸多权利的做法，尤其是律师辩护权，因为这似乎并不利于打击犯罪。对此，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在刑事司法中强化律师辩护权的正当性基础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强化律师辩护权在于防止无辜之人深陷刑事诉讼之囹圄。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律师辩护是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毋宁说是在确保无辜之人免受错误刑罚。“刑事辩护是为维护人权而斗争的，这意味着刑事辩护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委托人（被告人），也是为了未来的委托人以及所有的市民”。因此，立法者们不断扩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实质上是保护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权益，盖因只要存在冤假错案，任何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另一方面，强化律师辩护权在于制约刑事司法活动中权力运行的恣意。在和平年代，对公民权利最大的侵害主要来自于公权力之滥用。国家发动的刑罚权往往针对公民个人，一旦权力者滥用侦控权，公民权利将遭受重大侵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因而律师起到抑制不当追诉、限制侦控恣意的作用，所谓“刑事辩护制度是一项通过反向视角对侦查、审判加以审视，使国家不陷于无缪性神话，从而实现公正程序的制度”。因此，律师辩护制度从反向角度确保刑事司法活动中权力运行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通过制约权力运行的恣意，以维护公民权利，而这正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义。可以说，律师辩护制度建构的两个正当性基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强化律师辩护权也在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对于当事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盖因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涉及不同的利益内容，刑事辩护关涉公民的自由权乃至生命权，民事代理主要涉及财产权益。事实上，从律师制度的起源上看，律师作为一种职业的出现时，指的就是辩护律师。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希腊，一些辩护律师为庭审中的当事人辩护，法律顾问们则负责处理商事事务，起草立法建议案。可以说，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充满了神圣性、艰巨性和挑战性。刑事辩护是律师代表被追诉者以私权“对抗”公权，民事代理更多地体现为私权之间的“对抗”。因此，律师辩护权是一种“结构性”权利，而不能仅仅被视为“个人”权利。例如，在美国，有检察官曾指出，直接与被告人打交道比与律师打交道难得多，并且会影响案件最终的裁决。案件是否有辩护律师会影响到他的决定，有辩护律师的案件他会终结诉讼，如果没有律师，他会对被告人进行认罪答辩。因此，辩护制度，尤其是律师辩护在整个刑事诉讼构造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律师辩护权自公民有权自行聘请律师为其辩护，逐渐扩展至贫困的公民有权获得国家提供的免费法律援助，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二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建构，这是丹宁勋爵对英国法律援助历史发展的评价，但自二战之后，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法律援助为国家义务化的基本共识。例如，在美国，使用强制力量来增加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数量以及使职业内律师的公益负担平均化并没有取得成功。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律师协会和纽约市律师业协会都考虑要求成员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但它们都遇到了成员的抵制而偃旗息鼓。更是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贫困者的客观需求。当今世界，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刑事诉讼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为贫困者。“应当承认，即便在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律师的服务市场明显地倾向于企业财团或富人阶层”，刑事法律援助由律师慈善举动转变为国家义务是实现社会正义、维护贫弱群体权益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司法文明发展的逻辑结果。当今世界，“法律援助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因此，政府资助必然成为法律援助提供制度的核心”，因而“获得辩护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依赖于律师和慈善家慈善冲动的一种礼物，这首先在刑事案件中建立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援助的实践与法制建设起步较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务院制定的《律师收费办法》规定，律师应为人民提供法律援助，对无力交纳律师费用的可以减免费用。但是，制度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在这一时期尚不具备建立的条件。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法律援助制度才正式建立起来。1996年《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法律援助予以规定，1996年《律师法》专章规定了法律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于1996年5月15日通过，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本法专章规定了“法律援助”。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体系初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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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在中国日益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辩护权保障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的研究适逢其时。对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为学界进一步的研究抛砖引玉，以期对完善与发展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事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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