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观点后，学术界对于唐代社会和宋代社会的认识，虽然有着不小的分歧，但基本上都认同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所看到的主要变化在于：唐代门阀贵族政治至宋代完全没落，而通过科举制度所产生的官僚政治开始兴起；土地耕作形态也由部曲制演变为佃户制；货币经济在宋代开始勃兴，代替了唐代的实物经济。而在对外关系方面，日本学者西岛定生还提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与周邻国家间所维系的“册封体制”也开始出现危机，而唐朝的灭亡则使“册封体制”崩溃。从此，东亚世界的构成原理出现重大变化，开始由政治支配转变为贸易关系。
　　其实，清代乾隆时期官修《续通典》的作者们就已发现宋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行为模式的变化。该书卷十六中称，“宋、辽、金疆宇分错，敌国所产，各居其有，物滞而不流，人艰于所匮。于是特重互市之法，和则许之，战则绝之。既以通货，兼用善邻，所立榷场，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易二国之所无。而权其税入，亦有资于国用焉。”由此来看，他们认为宋代对外行为的一个突出模式在于“互市”贸易。质言之，由唐入宋，封建王朝的主要涉外行为也由封贡模式演变为互市模式。
　　“互市”在宋朝为何成为主要涉外行为模式？在清朝乾隆时期的官方学者看来，主要由于宋辽以及宋金的分立而客观上必须开展互市以促进物流，从而弥补因政治分裂所带来的物质匮乏局面。不过，战争纠葛不断的宋辽或宋金统治者都同意以两国之所有来“易二国之所无”，还在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交换的客观要求。因此，宋朝统治者才将“互市”贸易作为“华夷”关系的主要模式。而传统的“朝贡”贸易模式，在面对宋辽以及宋金间的“兄弟关系”而非“君臣关系”时也难以为继，甚至朝鲜半岛的高丽也放弃宋朝而朝贡辽朝及金朝，日本天皇和控制朝政的藤原氏也对宋朝皇帝的“回赐”以不合“名分”而断然拒绝。面对着“华夷”关系剧变与经济高度发展需要市场交换的新形势，宋朝统治者充分吸收吴越统治者的成功经验，将“互市”模式从边关地区扩大到海外世界，在沿海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机构，用以管理中外商民的海外贸易。这样既可以使“华夷”经济互惠，又不涉及“华夷”之间政治尊严的敏感问题；既可以给政府带来税收利益，又便利于民生从而减少社会矛盾。
　　而随着互市贸易的兴起，海外商人也开始频繁来到市舶司港口甚至进入内地侨居，宋朝政府又是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宋朝的涉外法律。应该说，这个问题由于关涉法学，在历史学界还是比较疏忽的课题：而在法学领域，又因为它事涉中国与外国关系史，现实研究又是那么引人注目，竟然更是少人问津。英亭自2002年随我攻读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学位后，即愿进行跨学科的尝试，投身于宋朝涉外法律史研究领域。这部《唐宋涉外法律及其比较研究——以外国人来华为中心》，就是2006年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本。我以为，这部著作不仅对于拓宽唐宋法律史研究领域有着积极意义，而且对于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社会变化论问题也提出了重要补充证据。另外，海外汉学界一直关心和探讨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是，前近代时期中国与其邻邦交往及互动模式是什么？我以为也只有这样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涉外制度分别进行研究才能找出答案。故乐而为序。

　　《中国书籍·学术之星文库：唐宋涉外法律及其比较研究 以外国人来华为中心》作者以唐宋王朝的对外政策与中外关系的发展为背景，将外国人来华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途径，系统考察唐宋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外国来华人员的不同活动如朝贡、经商、入仕、求学、通婚、居住、财产继承、诉讼等分别制定的相应的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之上，将唐宋涉外法律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处理涉外问题的特点及由此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华夷观念和民族性格，并以此为视阈，呼应今人提出的唐宋社会变革问题。

　　吕英亭，女，1976年生，山东莱芜人。1995年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涉外法律史。

绪论
第一章 唐朝涉外法律
第一节 唐朝以前涉外法律之演变
第二节 唐朝对外政策、涉外制度与对外关系
第三节 唐朝涉外法律

第二章 宋朝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
第一节 宋朝对外政策
第二节 宋朝对外关系

第三章 外国官方人士入宋法律
第一节 外国使节来华享有之权利
第二节 关于外国使节在宋朝境内行为的法律
第三节 关于外国使节人贡的特别法律规定

第四章 宋朝涉外民事法律
第一节 关于人宋居住及生活的法律
第二节 关于宗教信仰及就学的法律
第三节 涉外婚姻与继承法律

第五章 宋朝涉外经济法律
第一节 贸易与税收法律
第二节 禁止钱银出界法律

第六章 宋朝涉外刑事与诉讼法律

第七章 宋朝涉外法律渊源、特点及性质
第一节 宋朝涉外法律渊源
第二节 宋朝涉外法律的特点
第三节 宋朝涉外法律的性质

第八章 唐宋涉外法律之比较
第一节 外国官方来华人士入境及在境内活动法律之比较
第二节 涉外民事法律之比较
第三节 涉外经济法律之比较
第四节 从唐宋涉外法律之比较看唐宋社会变化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书籍·学术之星文库：唐宋涉外法律及其比较研究 以外国人来华为中心》：
　　宋朝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
　　宋朝涉外法律作为政治史的一部分，其制定、实施与修正无不受到宋朝整个对外政策的影响，同时又为对外政策服务。因此，全面考察宋代对外政策及其特征与演变过程，综观宋代对外关系的发展，是研究宋朝涉外法律产生、变化的历史渊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一节宋朝对外政策
　　宋朝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对外政策在继承传统的“华夷”理论的同时，又受到周边形势和国际环境的深刻影响。为了适应周边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自身发展的需要，宋朝确立了“来则不拒，去则不追”、“服则舍之，不黩以武”比较保守的柔远方针。
　　这一对外方针的形成与宋初的周边环境有密切关系。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是，太祖赵匡胤坐拥的天下却不仅四分五裂而且金瓯有缺，因为南方割据政权依然林立，而在北方，契丹族政权早在公元916年已经建立。（公元947年改称辽，之后仍有反复，本文统一称之为辽。）因为有了五代时石敬瑭贡献的“幽云十六州”，辽朝政治军事力量更加强盛。与此同时，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势力也日益壮大。因此，宋朝从立国之初就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势，稳定政局、统一全国成为宋太祖迫切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然后才可以从容地作为天下共主享受万国来朝。
　　为此，宋太祖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先后灭掉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国，而大业未成便沙场早逝。其后宋太宗继其志，亲征北汉胜利，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但是，统一全国却成为宋朝始终未能完成的任务。北方辽朝的实力强大使双方几经战役终以宋向其纳币求和定局，而党项族羽翼丰满也于公元1038年正式建立了西夏王朝。此后又有女真族政权金朝兴起，灭辽攻宋，使宋朝偏安江南一隅，直到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蒙古重新统一全国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所以，终宋之世，边患侵扰都是困扰宋朝君主的大问题。因此，宋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守势，所谓“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
　　可以说，宋代中国境内各政权之间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宋朝对外方针形成的决定因素，同时宋朝的政治军事制度也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兵变夺取政权的宋太祖，深知武将权力过大的危险性，从登上皇位便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采取守内虚外、中央集中军事权力的策略，而且被后代君主继承。而战马缺乏、幽云十六州等战略要地的丧失都使宋军长期积弱，纳岁币的政策又促使苟且偷安心态的形成。因此，宋代君主中鲜有人拥有唐宗汉武的气魄敢于主动出击，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了这种消极被动的对外方针。
　　但是，作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宋朝统治者还是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虽然畏战却不失万国来朝的希望。而且，宋朝虽然民风文弱，经济文化却高度发展。因此，宋朝仍然吸引了海外各国争相前来朝贡或贸易。宋朝对这些海外国家也采取了睦邻友好的政策，所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同时，宋朝特别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希图通过对外贸易的桥梁，将自身的政治文化魅力辐射到海外诸国。
　　那么，宋朝的这一对外方针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政策实现的呢？
　　第一，宋朝将北方和西北方的辽、夏、金政权作为重中之重加以防御。其中，北宋的外交重心为辽朝与夏朝，而南宋的重心则放在与金朝的关系上。
　　如果从今天统一中国的角度来看，契丹、党项、女真等族都是我们的兄弟民族，无“对外”可言。但是在宋代中国，他们建立的辽、夏、金各朝相对于宋朝却属于外族政权。此处所指的“外”，不一定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外国”，而是指他们在当时是与宋朝“敌对”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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