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于2008年正式发文成立国学研究院后，所有同仁便有一心愿，即编辑出版国学辑刊，使之成为反映国学研究成果的园地。最初的想法是分门别类，逐年一辑。于是，2008年岁尾，国学研究院即组建国学辑刊编辑委员会，出版过一部主要反映我校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集子，冠之以“中国历史文化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辑刊第一辑”，由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来经过多次商议，编委会调整了原有思路，遂将辑刊改名为“华中国学”，自2015年起，每年春秋各出一卷，为半年刊，篇幅在20万字左右：在内容方面，除我校同仁的论文之外，也适当吸纳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收录在这本集子的论文，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诸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有的则是作者提供的近作。如果这些作品能得到学界各位师友、各位同仁的关注、批评与指正，将不胜欣慰与荣幸！
　　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到《华中国学》的编辑出版，我们要深深感谢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界前辈、学校领导和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对人文学科的关心、爱护、支持与扶持。我校国学研究院成立庆典举行于2009年4月1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先生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为参加这一活动，退掉原先订好的返程机票，重新订票，赶回学校时已是凌晨，并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做了主题讲话；校党委书记路钢教授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高屋建瓴、热情洋溢的致辞；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因11日要赴京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遴选，于10日专门打电话到我家中对国学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贺，并对他不能与会表示歉意；原校党委副书记、对我校文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刘献君教授更是全程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教授，原西北大学校长、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家朱雷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家萧汉明教授，武汉大学语言学家宗福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历史学家熊铁基教授等近70名著名专家学者或发来贺信，或莅临大会发表重要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电能源学家张勇传先生则欣然为国学研究院题写了院名。没有他们各种形式的关心与支持，我校人文学科是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一局面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非凡人格力量的学界前辈，一位深具战略眼光和充满人文情怀的教育家，一位一辈子并不以人文学科为工作对象但又时时刻刻对人文学科念兹在兹、一往情深的卓越科学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杨先生毕生耕耘于机械工程领域，在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研究中，特别是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均有独创性的贡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居功甚伟，1991年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对人文学科、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始终倾注了满腔的热忱，真正是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予以关心和支持。除前述参加国学院成立大会的感人事迹外，杨先生为本辑刊的出版所展现的人格风范、人文情怀与高尚情操更使我们增添了难以言表的感戴之情。卷首这篇3500字的“总序”是杨先生在抱病卧床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完成的，其间数易其稿，初稿及二稿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文字。须知，先生已是81岁的老人，且此类不情之请不仅不是他应做的工作，也为撰写“总序”时的健康状态所不容许，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先生独特的人格风范、宽广无私的胸襟、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古道热肠实在是摄人心魄，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华中国学》得以顺利出版，还得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先生，以及策划编辑周晓方女士和钱坤先生，没有他（她）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热爱以及注重发展本校人文学科的情怀，这套辑刊纳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并如期问世，是不可能的。此外，辑刊的执行主编、历史研究所夏增民博士在论文整理归类、规范体例、编辑文本以及联系出版事宜等诸多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6年·秋之卷 总第7卷）》的论文，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诸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有的则是作者提供的近作。

【总论】
天人之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文献学研究】
“自古兵家流，皆出司马法”——《司马法》之综合研究
石刻文献题署风气的起源及定型
读阜阳汉简《万物》缀合三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订误
明末李腾芳《宦寺考》编刊时间考

【古代史研究】
浅析诸葛亮治国实践对后世的影响
宋朝武举制度概况研究
苏东坡游历阳新、庐山考——以《兴国州志》所载为例
元统御试策问与对策研究
期为豪杰：元儒吴澄的学术面向与道学承创
明代经筵讲官与皇帝的特殊师生关系考论

【近代史研究】
从纸币帝国到白银帝国——近代中国衰落的货币制度成因
立身则志在儒行，论政则期于民主——记曾被遗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张君劢

【汉语史研究】
黄仁碹点校之《大唐众经音义》序
先秦至西汉的非介词结构性前置方式状语

【访谈】
实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完美结合，培养一流人才——专访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罗家祥院长

【札记·书评】
国学刍议
读书五题
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读后
“五马”南渡时间小考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6年·秋之卷 总第7卷）》：
　　人生而具有感性欲望，嵇康把人的感性欲望分为“性动”之欲和“智用”之欲两个层面。凡是由人之自然性的自发动而非人的心智思虑激发出来的欲望称为“性动”之欲，这种欲望只要得到与之对应的相关物，它对于对象不加分别，欲望满足了就不会再去追求。维持生命存在和种族延续的“性动”之欲出于自然之理，天人之学既承认其合理性，同时也主张当以宜于生命的平和调适来规范和纠正这种欲望。凡是人的心智主观催生而非人性自发动的欲望属于“智用”之欲，“智用”之欲无关生命存在之所必需，只是专注于欲望实现的过程与结果所产生的官能快适，对于外物有很强的选择性。“智用”之欲终将走向物欲的放纵和对外物无节制地索取，因此天人之学力主节制乃至禁绝。
　　欲望的实现就是物自身存在的取消，物欲的无限扩张首先会过度耗费自然资源。《逸周书》云：“生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这是说，自然界动植物的繁殖生长是有限度的，人的采用也应与之相适应。人对自然物的采用远低于自然物的增长，物数就会大量累积；如果人的采用远远超过了自然物生长的数量，自然资源就会很快耗尽。其次，物欲的扩张伤害人的生命。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生命存在需要耳、目、口等感官与物相交接，各种官能原本是服从于生命存在的内在需要，现在为了单纯的感官快适而不断追逐声色口味，生命存在的需要让位于欲望的泛滥，其结果就是伤害生命本身，导致目不辨色，耳不闻声，口不辨味，乃至人心丧失正常的理智，妨碍德行的修成。老子说：“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就是欲望丧失理性的控制而不断扩张，“欲得”就是欲望所要得到的外物。“不知足”的欲望永远追求所要得到的外物，人就成为单纯的欲望的存在者。人最大的过错就在于放纵欲望，生命最大的祸患就来自对外物的无止境的追求。“甚爱必大费”，贪爱外物愈深，耗费的心力也就愈大。由此老子主张“少私寡欲”，“寡欲”不是禁欲、绝欲，而是减损那些超出生命存在所必须的欲望。庄子更认为，“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外重者内拙”，人一旦深陷物欲之中，他就缺少生命的灵性，只追逐外物的人，其精神世界就会枯竭。庄子看到无节制地追逐物欲实际上让人成为欲望的奴仆，人被外物所宰制，成为“物之逆旅”，人生蜕变为～个只是不断让外物来填充，不断消耗外物的过程。受欲望支配的生命已然被物化，人成为仅供外物往来暂住的旅舍而已，丧失了人生的根本意义。再者，物欲的扩张败坏人的德性。孟子揭示了德性“心”与“多欲”的对立。心具有进行道德自我反思的能力，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端的德性。耳目官能欲望不具道德的自我反思能力，最易被外物所牵引。“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人的过多欲望会淹没其先天的道德心性，存养道德心性的关键在于“寡欲”。最后，放纵欲望会引发社会纷争，影响国家治理。荀子认为，如果“纵欲而无穷”，“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如果君臣上下无止境地放纵欲望，欲望滋甚而外物不足以供给，势必造成人与人的纷争，导致天下秩序瓦解。《乐记》以穷极人欲为天下“大乱之道”，正是因为看到放纵欲望对于自然资源、人的生命以及社会政治所带来的种种祸患；《礼记》有“欲不可从”之说；《说苑》有“纵欲则败”之诫；老子的“不欲以静，天下自定”，是把根绝贪欲视为邦国归于自然安定的途径；荀悦把“奢”视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去除的四大祸患之一。
　　当今带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扩大消费，消费是与欲望直接相关的活动。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就有了刺激消费、超前消费等等消费观念，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激发人的消费欲求，实际上是激发人的欲望放纵，对此消费主义必须加以深刻反思。如果我们参照天人之学的上述观点，当今消费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费不仅仅是为了生命存在，生命存在的基本需要在今人的消费中只占较小的份额，更多的则是为消费而消费，消费本身成为目的。至于崇尚奢华淫靡，更是人欲恶性膨胀的直接表现。必须看到，所有的消费直接或间接地都将还原为资源的消耗，资源的消耗就是生态的消耗，生态消耗突破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限度就会造成生态灾难。和天人之学格格不入的消费主义直接造成人的生命的物化和精神的沉沦，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根本对立的。
　　由此一来，如何处理人欲与物的关系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荀子深刻地指出：“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就人而言，人不应该只是欲望的存在者，人欲也不应仅仅专注于物，更不应该以人欲来穷尽物，把一切物都只看作是欲望的对象。就物而言，物虽然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但不可因人欲而使物丧失自己的全部意义，更不能放纵欲望来无尽地掠夺物，导致物的枯竭。荀子由此提出“礼”的观念，一方面以礼养欲，在礼的规范下使人的基本欲求按照其各自所处的社会层级得到合理的满足；另一方面以礼节制人欲，防止欲望的膨胀。节制欲望既是让人不被物化，不做欲望的奴仆，以养成不为物役的德性，同时也是爱物，让自然生生不息，这样使得人和物双方都可以持续存在发展。荀子的“礼”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典章名物制度，客观上呈现出维护自然持续生命力的旨趣，具有保护生态的意涵。这也启示我们，只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完善的制度建设，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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