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并不是与世俱来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私人生活的界定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活动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总在变化之中。只有与公共生活相对比，私人生活才有意义；私人生活的历史首先是对“私人生活”这一概念进行定义的历史。在20世纪的法国，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是如何演变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因为这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意义也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对于“美丽年代”的中产阶级而言，“私人生活的围墙”隔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在这个保护栏的一边，私人生活在不同程度上与家庭生活相重合。一些诸如家庭财产、健康、道德和宗教的问题都属于这种“私人领域”。如果父母非要通过公证人暗中调查孩子的婚姻对象的情况，这肯定是因为他们也在同样小心地掩盖自身的情况，比如孩子的叔叔行为无赖，或者姐姐患有肺结核，或者哥哥为人放荡，抑或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情况。当饶勒斯因为他的女儿在家里接待教友而受到一个社会党议员的指责时，他反击道：“我亲爱的朋友，很显然您按照您本人的意愿改造了您的夫人，但是我不会这样做。”他的这些话明确地表明了他如何着意区分自己在公共领域和在私人生活中的不同角色。

　　从另一个方面看，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也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方面的规矩得到加强和深化。比如，斯塔芙男爵夫人提到过下面几条规矩：“一个人越少打探别人的私事，就越值得邻居尊敬……在火车车厢里或其他公共场合，有教养的人从不跟陌生人交谈……从不在别人面前谈论私人的事情，包括同行的亲友。”在上流社会的住宅中，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房间和家中的其他部分有显著的区别。公共房间用来展示和陈列所有“体面”的东西；所有不应在别人窥探的眼光中出现的东西都被“驱逐”了。家庭本身绝不在会客室中出现。斯塔芙男爵夫人告诉我们，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孩子们不许进入会客室，而且家人的照片也不应在会客室里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房间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在上流社会，每一位女士都有她自己的“会客日”（而在1907年的讷韦尔，每位女士至少有178天的“会客日”），    不过，在拜访一位尊贵的女士之前，你必须先托人介绍。这样，住宅中的公共房间就成为公共领域和严格的私人领域之间的过渡地带。

　　不过，19世纪末中产阶级所保持的这种清晰的“公”、“私”界限在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这么明显。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条件不允许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掩藏仅仅因其被掩藏而成为“私人的”那部分生活。举个例子吧，让我们跟让·保罗·萨特一起走过那不勒斯的街道，“每栋楼房的底层都有无数个小房间，房门正对着街道；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户人家……在这些房间里，人们不仅睡觉、吃饭，而且还工作。但是……人们都喜欢到街上来。他们到外面来是为了省钱，因为在外面他们不用点灯；或者是为了呼吸点新鲜空气；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寻求归属感，是出于一种与别人交往的渴望。他们把桌子和椅子拉到街上来，或者把桌椅放在门槛上，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屋里，他们就在这种中间环境中进行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既然无所谓外面还是里面，既然街道只是他们生活空间的一个延伸，于是他们就让街道中弥漫着自己私人的气味，塞满了自己私人的物品，也充满了自己私人的历史……外面和里面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昨天我看见一对夫妇在门外吃饭；而门内，他们的婴儿在父母床边的摇篮里睡觉，在另外一张桌子旁边，还有个稍大一点的女儿在点着煤油灯做功课……如果一个妇女病了，整天躺在床上，这会是公开的情况，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看望她。”

　　很显然，“私人生活”对于那不勒斯的穷人们的意义，跟对于“美丽时代”法国中产阶级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种比较很可能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所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家庭生活和外界生活的互相渗透很可能是地中海文化的一个特色，这种渗透在法国南部的城镇里也广泛存在着。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在鲁贝或者里昂的克鲁瓦－鲁塞区，或者在法国北部矿区的城镇上，工人们同样无法避免邻里们窥探自己的私人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贝里或洛林的乡村居民没什么不同。事实上，私人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发生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私人生活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阶级特权，只有那些通常依靠私人收入生活得比较奢侈的人们才能拥有这种特权。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们则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交织。从这方面来考虑，20世纪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仅存于中产阶级当中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划分，慢慢扩展到了大众的各个阶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私人生活的历史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历史。

　　我们不应当把这种民主化看作一个自动的或者简单的过程。20世纪末工人和农民们所得到的私人生活与1900年中产阶级所享受的私人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同时，在这种缓慢发展而成的私人生活领域之外形成的、我简称为“公共领域”的那个领域，也与一个世纪前有着不同的标准。越来越深刻的“公共”和“私人”的区分，不仅改变了私人生活，而且改变了公共生活。两者都有了新的表现方式，遵循着新的规范。同时，随着新的界限的转移和巩固，生活的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显然，私人生活的历史，隐私的需求和形成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再加上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的差别，就使得这一课题更加错综复杂。妄称本书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极为荒唐的。我们的愿望只是：识别主要的发展方向，提出重要的问题，确定关键的划分。若能实现这个愿望，吾心足矣。

　　保卫私生活！法国年鉴派经典传世之作

　　2.“星期天历史学家”、本书主编阿利埃斯和杜比与马克思并列为20世纪19位著名的史学家

　　3. 独特角度（正史和野史合一）

　　4.插图版（3000余幅未曝光的私人生活图片和图片故事）

　　5.与“正史”相对，与“公共舞台史”相对，与男性统治史相对

　　6.非纯粹个人的秘密生活史

　　7.私人生活史并不是记录一些逸事，它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它的背后是国家

　　8.史学上伟大的历险，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20世纪，大众时代急剧到来，经济与社会日益丰富化，政治上不断民主化，社会呈现多元共生的形态，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也因此出现更加复杂的交错互动的局面。无论是国家大规模介入原属于市民社会自律的社会劳动领域，还是堕胎或同性恋等社会伦理问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政治问题、犹太人或新移民的种族问题等，都使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互为渗透，关联一体，19世纪中产阶级观念中壁垒森严的公私之分演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法国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1

导言/3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9

空间的专门化/9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29

家庭与个人/47

私人生活的空间/47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62

婚姻的变化/72

个人即国王/78

增强体质/84

受到威胁的身体/87

从社区到都市的过渡/95

破坏与重建/101

公共生活中的私人规范/107

走向一个更宽松的社会/114

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影响/121

自由遵从/126

2.秘密的历史？/133

历史之密与身份之谜 /135

源泉/136

金钱在哪里/139

国家和法律/141

无法探取的秘密/149

记忆的作品/153

秘密之处：屈辱、羞耻、恐惧/156

身份之谜/161

家庭秘密 /171

避孕的合法化/171

堕胎的合法化/175

与不育症的斗争/178

法律中的不明确之处/180

成长：亲子关系/184

离经叛道/187

同居/193

挑战婚姻/198

伴侣选择/201

婚姻中的爱情/202

离婚无愧？/206

男性的没落/208

身体与性之谜 /213

土地的果实/218

受到威胁的身体：从病人到顾客/227

心理疾病/229

衰老/231

谁死了——为了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死的？/236

死后/244

寻求性和谐/247

同性恋/251

性与社会节制/254

中性/255

3．法国的文化多样性/261

天主教徒：想象与罪恶 /263

基督教徒的假想/267

忏悔，悔罪，转化/271

新的罪恶感/277

共产主义：一种生活方式 /291

好战/297

离开共产党/309

辞职？/317

法国的犹太文化 /321

两次大战之间的犹太人/331

1940年以后的法国犹太人/341

移民的地位 /351

二战前的意大利移民和波兰移民/355

二战以后的北非移民/367

4．各国家庭/383

瑞典模式的兴衰 /385

反私密模式/386

隐私的各个方面/405

神话的兴盛与衰落/411

意大利家庭：隐私的矛盾统一体 /417

20世纪20～80年代的家庭人口统计状况/425

家庭空间/436

夫妇与孩子，关系与关爱/444

私人家庭到底有多私人？/454

德国家庭：介于私人生活与政治之间 /461

美国家庭：神话与现实/493

在第二次大战过后的头30年，虽然社会不平等现象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法国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4倍。人民生活水平空前迅速的提高令人感到异常惊讶，并被称作是一种“奇迹”。其他西方经济也经历了类似的进步。古老的普罗米修斯神话重现了，而且助长了傲慢。人们在经济学家和专家治国论者身上看到了这种傲慢——他们声称可以通过改变政府政策达到繁荣稳定的经济增长。人们在以勒科比西耶为代表的城市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身上看到了这种傲慢——他们希望将未来的城市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人们还在医生身上看到了这种傲慢——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人们希望人类寿命可以继续延长。传染病和自然灾害受到人类越来越有效的控制。决策者们似乎找到了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机制的诀窍。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幻灭已经开始出现。经济方面，在这个产出以指数形式上涨的时代里，需求却由于越来越高的失业率而受到了很大抑制。城市建设方面，曾经光辉灿烂的住宅楼群如今却成为青少年犯罪和暴力的发源地。医疗方面，镇静类药物只能使精神病患者稍微安静，但并不能治愈他们。

　　过去，人们终生从事同一份工作，或者同一个行业；生意常常是由父亲传给儿子，但是计算机的使用、自动化、计算机辅助教育等的进步带来了生产过程的“永久革命”，结果，现在的工人必须定期再培训。失业威胁着各行各业的人们。装配线工人被机器人取代了；农民被迫卖掉规模太小无法赢利的农场；小商人在与东南亚的竞争中破产。如果你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且无望在近期内找到另一份工作，那么你就面临着巨大的身份变化——也就是“身份危机”。这种说法很常用，但表意并不够充分，它可能会打破人们旧日的信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人人为己”作为座右铭。如果一个年轻人风闻某处有一个工作机会，他不会将这个信息告诉别人。日常生活困苦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也是如此。引导人们寻求食品、帮助人们避免与当局的麻烦，是同谋而不是友谊。号称无阶级差别的社会实际上在鼓励自我保护的行为。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制度的不同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不管人们身处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如何，人还是原来的人，更倾向于霍布斯所认为的“性本恶（自私）”，而不是卢梭所认为的“性本善”。失业的创伤很难平复，而对于那些更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提高社会地位的人，它的影响尤其大。这些人担着一定的风险：他们借了钱购买三种必需品——房子、汽车和电视——但是现在面临着失去这一切。个体经营者（自我经营者）数量的下降也带来了身份的问题，尽管不像失业那样显著。直到手工艺人和小零售商们还在采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生产方式，即家庭同时也是生产单位（个体）。个体经营者的下降破坏了这一切，改变了传统的角色，造成了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