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中国妇女史和女性学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本土互动的一个有效案例，特别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妇女性别史学科的积极发展。然而，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却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同，前者主要是基于女性自发组织的理论挑战和实践活动，后者则是顺应了国家的革命运动和行政干预，属于自上而下的被动改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解放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给中国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台，政府从法律上赋予了女性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并制定了如废除买卖妇女、严惩包办婚姻、取缔和关闭妓院、组织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等一系列措施，使她们逐渐完成了从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转换，并出现了大量的女先进生产者、女劳动模范、女“三八”红旗手等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女性形象。
　　“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正是在新中国成立17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由于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动乱、经济上的破坏、文化上的批判以及“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引起人们的迷茫与困惑，这必然带给女性一种紧迫感。在当时主流文化的宣传和社会氛围的影响下，社会认可的规范也成了对女性个人的自我强制，几乎每个女性的角色定位都是在社会成员，甚至是家人的监督之下完成的。这种官方认同的规范也正是在人们相互交往中不断强化，所以这个时期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化，出现了这一时代特有的女性形象，如“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形象，“敢说、敢做”的女红卫兵形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形象，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形象等。
　　虽然生活在“文革”时期的女性并不是每个人的形象都发生了政治化转向，但不能否认的是，即便其地域、民族、年龄、职业、阶级成分等有诸多的不同，她们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化的影响。可能这种影响时间上有先后，程度上有深浅，但“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的最大特色就是在政治运动的挟制下，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政治化转向。她们在思想、言论、行为、服饰等方面无不被国家政权力量重新塑造，无论是官方宣传的女性形象，还是生活中女性的实际表现，无不带有这一历史时期特有的政治化痕迹。需要说明的是，“文革”10年中，也许还产生了其他类型的女性形象，但本书限于所叙述内容，只选取这5种类型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从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来透视当时的政治，以试图揭示出“文革”期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
　　通过深入研究和细致分析，不难发现，“文革”时期的女性虽然表面上看似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但这并不能说明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被激活，也掩盖不了“男尊女卑”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影响。而获得社会角色的女性并没有获取更为先进的主体意识和本体意识，在现实行为与思想深处，“文革”女性处于错位的尴尬中，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被遮蔽。即便这一时期，有些地区贯彻执行了男女同工同酬原则，女性取得了和男性一样的经济地位，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的平等远远没有实现。而且“文革”时期的男女平等是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去做男性能办到的事为代价，与之相伴随的是女性“男性化”性别文化的出现和“不爱红装爱武装”审美趣味的形成。“文革”时期，女性形象的“男性化”特征正是男权社会中男性优越地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背后隐藏的仍然是对女性的歧视。实际上，即便在女性看似强势的“文革”年代，女性话语仍然被淹没在阶级话语和男权文化之下，广大女性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革”时期，由于政治的影响，女性形象本来应该具有的自主性、多元性特征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可能，而呈现出被动性、单一性的发展脉络。在此过程中，女性自身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政治文化塑造，很难有精力去认真地自我反思。那么，生活在“文革”时期的这些特有的女性如何认同自身形象；其他普通女性又如何看待这些女性形象；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男性又是如何认同这些女性形象；当这些普通女性成为全国的典型后，其思想、行为、社会地位以及家庭地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女性形象产生的历史动因是什么；特别是如何揭示其中的深刻社会文化内涵等诸多疑问——都是本书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意义
　　“文革”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但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发生原因错综复杂、影响深远而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文革”史研究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就目前“文革”史的研究现状看，主要集中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对于普通民众的婚姻家庭、性别性伦、娱乐消费、文艺体育、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却鲜有涉足。另外，对“文革”女性的研究比较重视宏观考察，对于微观方面的考察比较薄弱，尤其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更是付之阙如，故本书的选题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文革”时期的女性受到了国家舆论导向、各级行政组织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治化转向。女性由“文革”初期热烈的盲目追随到后期的迷茫与困惑，无不带有时代特有的烙印。究其缘由，女性形象政治化的产生是社会现实中政治、文化、性别等多重力量运作的结果，其中交织着意识形态、文化建构、两性伦理等复杂关系，也在历史的、具体的社会时代语境的变迁中重构女性形象自身。本书通过对“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研究，以便于深刻认识“文革”时代政治对女性的重要影响以及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现阶段如何处理好国家、社会和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现实意义
　　本书通过对“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问题的研究，从而获得女性社会地位的整体性认识。从“被政治化的女性”这个特殊的角度出发，依据历史文献，配合个体的口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探究“文革”中女性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为“文革”史、当前社会文化史以及女性问题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
　　二“文革”时期女性问题的文献和研究状况
　　（一）基本书目
　　1。文献、档案、报刊
　　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均有针对妇女问题的相关指示，散见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等经典文献中，他的指示引导了当时舆论的发展方向，故为本研究提供了宏观历史背景。
　　档案资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包括“文革”时期对女性问题的相关报道，以及各时期的妇联章程、决议和工作报告等。从目前看到的这些档案中，可以发现很多新例子，为研究提供佐证材料。
　　报刊资料主要来源于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主要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北京日报》《中国妇女》等，从这些报刊对妇女问题的报道中，可以分析当时的舆论导向对女性的影响。
　　2。年谱、回忆录、日记
　　《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等年谱是研究“文革”史重要的历史资料，便于分析当时宏观的政治背景。回忆录如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季羡林的《牛棚杂记》，马识途的《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1966～1976）等；日记如顾准的《顾准日记》，方广胜的《红卫兵长征日记》，张新蚕的《红色少女日记：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等，这类史料比较宽泛，很多内容反映了经历过“文革”的一些人的真实感受，便于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一步理解“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
　　3。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有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刘中陆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叶维丽、马笑冬的《动态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等。为了弥补档案、文献等官方史料的不足，笔者还访谈了一些经历过“文革”的55～75岁的女性与男性，收集口述史资料。通过收集“民间话语”和“女性话语”，注重当事人自身的体验，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待历史，力图再现真实的场景。
　　（二）研究状况
　　1。国内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性别史研究在中国迅速发展，新材料的发现以及新研究视角的介入，使学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中，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属于复兴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妇女运动史、妇女解放史、妇女生活史等，研究主体、关注的内容都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扩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了高潮，女性学学者也逐渐用社会性别视角来研究女性问题，为妇女/性别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进入21世纪，由于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都有了大范围的扩展，使妇女/性别史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梳理三十多年的妇女/性别史研究成果，专门研究女性形象的专著并不多见，特别是目前国内史学界专门探讨“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的专著和论文更是付之阙如。
　　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一书对“文革”时期全国各地出现的“扎根”农村的女知青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随着河北省白启娴“扎根”农村的事迹被报道后，一批白启娴式的女知青典型在各地脱颖而出。经过研究，作者认为，女知青嫁给男农民这种婚姻形式之所以被“拔高”，反映“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丑化。通过对女知青婚姻的分析，他认为，有很多女知青的婚姻只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目的，而作为婚姻主旋律的爱情却被忽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学学者逐渐开始用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如李小江指出，生活在“文革”时期的女性由于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其思想、行为、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革’时期，话语世界的核心思想是阶级斗争，‘阶级’概念决定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群体’性质，不仅抹去了人的个性特征，而且淡化了性别特征。不管是服饰、行为举止，还是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形象宣传等，女性都被倡导践行‘僧侣主义’，即以无性，甚至男性为标准。男女平等思想也一度被异化为否认男女两性差别的男女绝对平等”。耿化敏对“文革”时期妇联组织的演变、组织危机与成因进行了历史考察，为我们了解妇联组织在“文革”时期对妇女运动的组织和动员情况，以及分析“文革”时期女性问题的阶段分期提供了便利。金一虹的《“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一文，考察了《人民日报》从1955～1982年“三八”社论的内容，认为可以把这一社论视为官方对妇女及妇女运动自上而下的一个指示、一个重要的政治导向，并且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动员妇女方面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即动员模式的高度政治化，并且这一特点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即所有的性别问题都被纳入到政治斗争范畴。
　　目前国内已经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文革”时期的女性问题，并指导学生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如高毅的《论“文革”时期女性的异化现象》，认为“文革”时期的女性外在形象和内在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章从历史渊源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文革”时期的女性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还有论文认识到了“批林批孔”运动对女性的重要影响，如曲阜师范大学的董业勖以曲阜地区为研究对象。文中列举了小雪公社北兴大队党支部领导用本大队妇女和男同志一起战天斗地的事实，批判“妇女无用”“妇女当家，墙倒屋塌”等轻视妇女的思想。文中认为，通过这种形式的分析批判和实际行动，使人们认识到了妇女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出“文革”中“斗、批、改”形式对女性的深刻影响。
　　姚鹭鹭的硕士学位论文《〈人民日报〉中女性形象的变迁》，认为在“文革”时期的报道中，女性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突破口，最终被塑造为依靠精神、人定胜天的“高大全”的“铁姑娘”“铁战士”，文中认为，由于将女性形象扭曲为男性化的“钢铁战士”，因此造成了人们对男女平等认识的严重偏差。张倩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报纸新闻报道中女性形象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研究》，运用历史梳理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人民日报》《中国妇女》作为分析研究的文本，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认为在那个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年代，积极踊跃参加“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运动的女性纷纷见诸报端，由于新闻报道的“泛政治化”，女性的媒介形象被边缘化和扭曲，女性成为政治意识的附庸。可见，二者都借用报纸资料，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问题，并认为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导致了女性形象政治化的产生。诚然，新闻媒体报道是其中原因之一，但这并不能揭示女性形象政治化产生的深刻社会文化内涵，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目前国内史学界专门探讨“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的论文并不多见，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多分布在文学、美术、电影等研究领域，主要从社会性别和结构主义符号学两个视角探讨问题。如李巧宁的《被“进步”迷失的女性——从随笔中的革命女性形象谈起》，考察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的大批女性纷纷走出家庭，投入社会工作的现象。认为当时女性革命极端性的产生原因是各种媒体宣传不断催化的结果，女性普遍认为，只有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才是安全的、进步的，这也是生活在“文革”时代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的表现。过分忧虑使她们在行动上出现了极端政治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结果。王林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当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书写》，认为文学作品中女性英雄人物的塑造普遍存在着“引路人+新女性”模式，而在“文革”时期“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时代，文学受政治宏大叙事的影响，于是出现了“爱情=女性气质=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简单等同关系，并由此认为女性性别意识被掩盖。此外，在“文革”文学中，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女性形象问题的还有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在此不一一赘述。
　　近几年来，美术学也逐渐开始关注“文革”时期女性形象。张静淼认为，“文革”时期的“泛政治化”为艺术铐上了致命枷锁，让其走向单一、守旧、僵死的深渊。贺万里、董娴娟认为，“文革”时期出现的女性“男性化”倾向，其实质是一种对男女平等的误读和矫枉过正。这种所谓的平等，是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为原则，牺牲女性传统形貌，追求男性传统特征所达到的男女共性来实现的，它非但没能使女性真正地解放，而且更加凸显了中国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是传统男权文化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翻版，甚至比过去更糟的是，它使女性陷入了耻为女性而强作硬汉的尴尬境地。硕士论文如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的薛扬和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的刘冰侠分别在自己专业领域探讨了“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问题。
　　也有学者从“样板戏”和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入手分析问题，如沈光明通过对“样板戏”中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分析，认为“文革”是一个否定独立意识、弥漫着集体意识的时期。这些“雄化”和“非家庭化”的女英雄，尽管她们似乎跟男人一样，撑起了“半边天”，但是她们并没有女性的独立意识和反抗男权中心的主体意识，她们的女性特征荡然无存，因而这些女英雄也显得不伦不类。宋光瑛的《银幕中心的他者：“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基本持同一观点。此外，也有其他论文对“文革”时期“样板戏”、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考察。
　　可以说，从社会性别视角入手解读“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占目前论文的大多数，但也有一些学者援引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工具来解读“样板戏”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问题。如惠雁冰认为，《沙家浜》中隐含了一种符号化的社会秩序，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政治文化隐喻系统，以符号化、人格化的诗意形式体现了当时将“样板戏”作品政治化的创作思潮。陈吉德认为，“文革”时期的女性无爱情意识、无家庭意识、无个体意识。当这些意识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意识、民族解放意识、革命专政意识。并根据“三无”到“三有”现象的出现，作者进一步指出，“文革”故事片中的女性是没有女性意识的空洞符号，成为无情无性无爱的“超人”。陈超在《〈红色娘子军〉的改编与叙事变迁——兼论其女性形象的嬗变》一文中认为，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革”中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红色娘子军》塑造的女性人物与同期大多数作品一样，具有符号化的特征。她们虽属于女性，却在强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语境下被“符号化”“样板化”了，其阶级、政治身份远远大于性别身份。
　　以上论文都不同程度探讨了“文革”时期塑造的女性形象，论述的问题多集中于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女性形象问题。虽有学者认识到“文革”时期政治霸权比男权更要命，但并没有对此深入分析，尤其是对“文革”时期产生这些被政治化的女性形象的原因、社会文化内涵、角色认同等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剖析，也就不能为如何处理好国家政策、社会舆论和女性问题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指导。整体上看，目前国内对“文革”时期女性形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以上论文对我们从史学角度研究“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2。国外相关研究
　　虽然目前学界中有一种“文革”发生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说法，但国外研究“文革”史也多集中于探讨“文革”的起源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政治核心人物的问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国家对社会支配的视角考察了“文革”的社会后果，虽然得出的结论与国内主流学术界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却为我们研究“文革”史提供了新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翻译出版了多部海外相关学术专著，大大扩展了“文革”史的研究视野。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不断有学者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基本持“压迫——解放”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妇女是受压迫的，此后中国妇女是解放进步的，并肯定中国革命对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作用以及取得的成就，代表作品如美国学者MarilynB·Young主编、1973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妇女——社会变革和女性主义的研究》和英国学者伊丽莎白·克罗尔（ElizabethCroll）著、1978年出版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反思和深入研究时期，国外学者通过对中国妇女的访谈调查，发现有些“被解放了的妇女”实际的生活现状是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妇女们并没有因为参加社会工作而减少家务劳动，同时承受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而且很多地区和部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存在。经过分析研究，学者们认为，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远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父权制的传统观念仍然在束缚着人们的思维，中国妇女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这一时期代表作品如1983年出版、菲莉斯·安多斯（PhilisJohnson）的《未完全解放的中国妇女（1949～1980）》和1983年出版、朱迪恩·斯特西（JudithStacey）的《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加之中国学者和国外女性主义学者的频繁交流，研究者更加关注中国妇女群体的现实感受，并把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和国家、民族、阶级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把妇女解放问题和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加深了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显著变化就是学者们认识到了时代背景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影响。代表作品如白露（TaniE·Barlow）的《妇女观的形成：妇女、国家、家庭》一文，探讨了“妇女”与“女性”词汇的区别与联系，认识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家庭妇女政治化问题，并认为家庭妇女政治化使国家与家庭之间相互影响。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一些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成立，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日益频繁，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研究主体、研究范围、史料搜集还是研究成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现了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就本书所关注的“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来看，目前国外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并不多见，涉及“文革”时期女性问题的研究在一些论著中也是被一笔带过。不过，有些论文比较早的借用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和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女性问题，代表论文如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韩启澜（EmilyHonig）教授的《跨越性别分界：“文革”时期的铁姑娘形象与知青》和“SocialistSex：TheCulturalRevolutionRevisited”等文章，韩启澜教授通过对“文革”时期“铁姑娘”这一女性群体的研究，认为“铁姑娘”形象的出现让人觉得性别平等问题已经解决，但实际上，“铁姑娘”也只是妇女中的极少数，她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把‘铁姑娘’形象完全当作国家宣传并认为它与妇女的社会经历毫无关联也是一个错误”。再如美国学者罗丽莎的《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变化的渴望》，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中国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完成的。全书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不安的记忆”就是从一个在“文革”中挨了打的妇女入手，进而探讨话语权力、权威政治对女性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英国学者艾华在《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中认为，是“文革”把女性变得非女性化，“它（文革）不讲性别地鼓励所有的年轻人都审视自己的政治价值，与城市文化决裂，到农村去；实际上当时并没有真正的有关女性婚姻和性关系的公开讨论，除非是为了赞美社会主义的同志关系”。美国学者马克·赫特尔认为，“文革”中，政治运动赋予女性与男性的并不相同，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地位在“文革”时期的家庭中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个结论和中国学者坚持的“文革”时期女性地位仍处于弱势地位的结论有明显不同。
　　相对于国内学者比较隐晦地对“文革”时期“性伦”问题的研究，国外有学者则在专著中论述了“文革”时期的“性伦”问题，如英国学者艾华认为，由于“文革”中对女性和青年出版物的禁止，所以导致从公众话题中消失了有关青少年、婚前关系、婚外关系、结婚与离婚的问题等。并进一步指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小说、诗歌或戏剧内容中只要有任何性的暗示，就会在市场上消失，作者也会受到惩罚。即使是在与批判封建剥削制度有关的内容中，性也是不能公开提及的。红卫兵年代的男人和女人的个人叙述显示很多年轻人在初夜时没有得到父母的指导，而且他们探索的性经验足以嘲弄当时的道德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作者通过调查认为，由于20世纪50～70年代公众表达性兴趣受到压制，因此要和父母、老师甚至是朋友谈论性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一种认为性是不正当的、可耻的氛围中，几乎没有人在结婚前有任何的性行为。韩启澜(EmilyHonig)教授的“SocialistSex：TheCulturalRevolutionRevisited”认为，“文革”时期存在着禁欲主义倾向的同时，还广泛存在着性暴力与性混乱。这些观点都为我们研究“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问题提供了借鉴。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研究“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的专著和论文虽然基本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现实生活状态，并有着较高的社会化程度和社会适应性。虽然有些研究也引入了一些新视角和新观点，对研究“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有些研究没有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研究程度不够系统、深入，所以得出的结论有时会有失公允。如仍存在着男性话语主宰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评价相对模式化等问题。同时这些论文没有专门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问题，所揭示的问题也并不深刻，但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后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男性和女性一样丧失了话语权，同样无法发出个人的声音，如果仅从男女性别对立的角度来研究“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就无法全面揭示出这一时期女性形象的特殊性。同时，如果不了解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就无法深刻理解“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中国女性解放具有的特殊意义。
　　三相关概念界定
　　（一）“文革”时期
　　“文革”的上限，即“文革”开始的标志问题是目前研究“文革”分期问题中争议最少的部分，一般都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论述，即以196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为起点。但有研究者对“文革”下限提出不同的观点，较早对其进行探讨的是唐昌兴，他认为：“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不能独立构成党的一个历史时期。说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并不过分，说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结尾阶段恰到好处。”同年，阎洪贵发表《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下限》一文，同意唐昌兴文章中提出的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是“左”倾错误“在新形势下的继续”的立论。1990年，《河南党史研究》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对“文革”的下限问题展开讨论。尹俊忠、李兴革认为，“文革”的下限应该是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文革”运动之时。虽然学界对“文革”下限的划分有一定争议，但这并不影响笔者对“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问题的研究，笔者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分的界限为标准，故本书中所指的“文革”时期指的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10年，具体以《五·一六通知》的下发作为“文革”的起点，以粉碎“四人帮”作为“文革”的终点。
　　（二）女性形象
　　“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特指生活在“文革”时代的女性在社会活动中受政治的影响，其思想观念逐渐被政治内化后，女性的外貌特征、言行举止、公众化装扮等既定的外在性别认知元素产生一系列变化，从而在社会公共活动领域所呈现出的公共视觉印象。
　　（三）政治化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的政治化，特指生活在“文革”时代的女性，受国家舆论导向的影响，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学习，从而不自觉或自觉地获得某些政治意识，产生政治信仰，并在特定政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其思想、行为等一切领域都受到了政治的控制和影响，即所谓政治化。
　　四理论与方法
　　（一）研究方法及依据理论
　　本书将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国家—社会理论、社会性别等理论将“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问题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现实在“文革”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本书借助这一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力图解释“文革”时期女性形象的塑造历程及其历史动因，探讨各种媒介形式对女性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同时，本书借助了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从女性生理、心理角度进一步揭示“文革”时期政治化女性的心理状态与文化意象。
　　（二）依据理论可行性
　　“文革”时期，由于国家、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国家行政力量对人们的干预增强，人们也被人为地按照“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社会等级划分。通过出身不同的女性占有的社会资源的不同，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的阶级出身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问题，进一步分析“文革”时期的女性即使出身不同，但她们的思想、心理、行为及服装服饰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政治化转向。在这个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给女性造成的紧迫张力势必使她们向国家所倡导的主流女性形象靠拢，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
　　目前社会性别理论逐渐得到国际社会和学界的接纳，笔者认为，中国存在着借鉴这个理论的现实土壤，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中国在法律上确认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传统的价值形态和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两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即便在女性看似强势的“文革”时代，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也远未实现，所以只要中国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存在着借鉴这个理论去分析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可行性。
　　（三）解释路径
　　目前，“文革”史的研究理念出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变，在实现这一转变的同时，审视“文革”的视角也应更加多样化。对“文革”的研究应当有新的视角，即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审视“文革”，以深化对“文革”史的研究。在进行个案分析时，注意了宏观和微观的有效结合，处理好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通过口述史材料的积累，对比官方塑造的女性形象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力求反映历史的多维面相，进一步揭示“文革”时期的政治化女性形象背后蕴含的深刻社会文化内涵。

　　本书选取1966～1976年中国女性与形象为研究对象，对女性形象政治化做了梳理、分析和多维解读，描绘了那个特定年代女性政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历史轨迹：在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的政治化转向。本书借鉴和吸收了海内外研究成果，立足于解密的档案资料，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和细致严谨的笔触刻画了“文革”中的女性形象，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无裨益。

　　黄巍，1977年10月生，辽宁丹东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妇女理论研究基地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女性学。

绪　论／1
第一章“文　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16
第一节　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定位／17
第二节　“文革”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及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29
小　结／35
第二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类型与特征／36
第一节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类型／37
第二节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特征／84
小　结／90
第三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形成的原因／92
第一节　中共对妇女解放运动认识的简单回顾／93
第二节　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与“突出政治”的教育／109
第三节　全国妇联和地方各级妇联对女性的组织和动员／120
第四节　“批林批孔”运动对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强化／127
第五节　舆论宣传对政治化女性形象的倡导／132
小　结／151
第四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社会文化内涵／153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抗争文化／154
第二节　新社会与旧观念／165
第三节　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178
第四节　女性意识与男权社会／186
小　结／195
第五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角色认同和女性的多维面相／197
第一节　女性形象政治化的角色认同／197
第二节　女性的多维面相／204
小　结／213
结　语／214
参考文献／221
后　记／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