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男，上世纪60年代生于北京，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皆有所染，但所获成就甚微，迄今已出版散文诗集《太阳真好》、长篇报告文学《月儿弯弯照九洲》和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恰同学芳华：城市的海绵》是其创作的中篇小说集。

　　红孩在当代作家中，以散文创作和文艺批评为文坛所瞩目。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发表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村口那家小店》、《小贩作家》、《回乡》等。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他的创作方向转向了散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小说的衷爱。自2002年，受出版社之托，他曾连续8年主编了《中国年度争鸣小说年选》，并撰写了大量的小说评论。此外，主编出版了5部都市情感推理小说。这些积累，无疑为他近几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传达室》《花王》《大先生》《小木梳》提供了很多技术和经验。红孩的小说是乡土的，也是地域的，其典型特征是他所在的北京郊区。在中国，郊区是一个特殊的地理概念，它不同于城市，也不同于农村，但它却以鲜明的地理特性而存在。或许郊区是被人们忽视的，可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像红孩这样充满才情的作家的努力与探索，在未来的中国文学中，郊区文学一定会大放异彩的。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恰同学芳华：城市的海绵》是其创作的中篇小说集。

　　红孩，男，上世纪60年代生于北京，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皆有所染，但所获成就甚微，迄今已出版散文诗集《太阳真好》、长篇报告文学《月儿弯弯照九洲》和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近年策划、主编的书有《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都市情感推理小说丛书》、《全国蒲公英奖获奖作家长篇小说丛书》、《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中国争鸣小说年选》以及《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年选》等。现供职于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大先生
花王
小木梳
传达室
殷实人家
饶你不死
城市的海绵
新闻调查
等待
爱情往事
冷锅热油
今夜，我为你梳头
我的美丽南方女孩
躲在门柱后面的姑娘
编后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恰同学芳华：城市的海绵》：
　　村上唯一不信服大先生的是他大哥，我们都管他叫二先生。二先生是本分的农民，人聪明，万事不求人。1984年农村刚开始实行撤销人民公社，把土地分到个人时，他就第一个报名。当时大先生与二先生还没分家，大先生说你急啥，我看土地归集体管挺好。
　　二先生说你一个人过日子，俩肩膀扛一个脑袋，有口饭吃就行。大先生说，你从小就能算计，我看你就像小二黑结婚里边的二诸葛。你不用打你的小算盘，土地分开后咱们分家，我那几亩地你愿意要你就要，给我点口粮就行，不愿意要我把他转让出去。二先生说，你话不要说得太难听，我说过不管你的话吗？我只是想自己管好自己，再不愿被别人管制。以我的头脑，你的智慧，咱还养活不了一家人咋地？大先生说，你的想法我能不知道，我这个人过惯了闲人的日子，我把土地交给你，但我不管种。二先生说，就依你。
　　大先生说的有口饭吃就行不是随便说的。那话你得当真听。大先生是个忙人，除早晨在家吃饭，中午和晚上几乎都在别人家吃。在我离开家乡到城里工作的几年，听父亲说，大先生现在动静老大了，经常被外村人从家里接走，甚至连京城都有人来，有的还是大干部哩！我说好啊，看来大先生也懂得市场经济啦！父亲说，不要埋汰人家，他出去从来不收钱。
　　在农村，像大先生这样的人我见到过几位。他们虽然没正经读过多少书，但对中医、民俗、风水又有一定的心得。你就说大先生吧，他虽然没有中医的资质，可他开出的药方连同仁堂药店都接受。听我父亲说，小时候我得了哮喘，跑了三家医院都没治好，无奈，只好请教大先生。结果大先生给开了三剂药，服后就好了。我父亲问他方子是从哪弄来的，大先生笑而不答。
　　大先生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他的饮食以素食为主，不嗜烟酒。关于女人，他历来主张敬而远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不跟女人开玩笑。我问过父亲，大先生从来没有结过婚吗？父亲说，四清的时候，从北大哲学系来了几个研究生，在村里帮助写村史，由于大先生掌握村里的情况比较详细，就让他协助几个学生一起写。一来二去，大先生和其中的一个女孩好上了。这事自然被其他同学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不久，那女孩就被调到北京延庆的一个山村里去了。从那以后，大先生仿佛被去了势，再也没有动过女人的心思。
　　至于出行，大先生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没有自行车的年代，他情愿步行到北京城里的同仁堂药店或王府井书店去闲逛。后来有了自行车，他就一个人骑车去。大先生的自行车跟别人不同，每次回来，他都要用棉丝蘸机油擦了又擦，直到光圈照出人的影子，才小心翼翼地挂在墙壁上，用塑料布罩上。我父亲曾戏谑地对他说，你既然这么心疼车，我看你干脆别骑车了，让车骑你算了。大先生很认真地说，你这是个误区，这车好比人的器官，你不能光让他拼命工作，而不注重保养，否则，它就回出毛病，不给你打工啦！ 大先生的话就这么通俗而又不无道理。
　　我曾有幸跟大先生到同仁堂药店。那时我还是个毛头小伙，跟他去药店，主要是对那地方充满好奇。
　　开始说好，我只跟着去拿药，不能多说话。等真的到了药店，他不但不让我说话，还不许我跟在他身后，只是捡一块空地，让我在那儿老实地等着。究竟他进去跟柜台抓药的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觉得我被他戏弄了。回来的路上，我提着几包药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在公交车站赌气地把药放在地上，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跟抓药的说话？大先生笑着说，你又不是医生，人家凭什么跟你说话。我说，你也不是正经的中医，你连执照都没有！大先生说，我没有什么不重要，可药店信我的不信你。我说，你这里肯定有秘密，总有一天我会识破你。
　　我在大先生的眼里始终是个孩子。等他终于对我有了新的认识，是父亲将我发表在《丑小鸭》杂志上的小说给他看过以后。据大先生说，在我们这个十里八村，从新中国成立后我是唯一一个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人。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他甚至觉得，我的崛起，今后必然要代替他在村民中的位置。从那以后，他再见到我，心理明显就多了些谨慎。他每每到家里串门儿，也总希望跟我多探讨一些社会上的事。这个时候，我渐渐感到他的知识已经有些吃力。可我从来不正面否定他。我知道他多么希望我同他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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