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指人心的独立思想  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    当代中国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坚守人道主义立场，被誉为“中国的巴尔扎克”；
　　三十年来思想精华，直面社会现实，反思文化传统，剖析国民性格，倡导公平正义，高扬人文主义旗帜；言语振聋发聩，思想直指人心；民众良知，家国情怀，感人至深…… 
　　在风云变幻中宠辱不惊，在岁月流逝中心清如水，从而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自20世纪80年代，梁晓声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整体思考，这也是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之外另一个重要写作路径——具有作家个性化特征的梁晓声式的政论文和杂文的写作。在本书中，梁晓声站在平民的立场，以作家、思想者、学者等多维视角谈论和分析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状况和社会生态。他关注政治、经济、民生、文化、教育等领域，笔端常带感情，直面社会现实，反思文化传统，剖析国民性格，倡导公平正义，高扬人文主义旗帜，言语振聋发聩，思想直指人心。可以说，这部作品凝聚了作家梁晓声三十年来思想的精华，展示了梁晓声作为平民代表、人生导师、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深刻思考和真诚言说，是作家梁晓声告别理想主义之后高高举起的一面人文主义旗帜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1968年至1974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劳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副厂长等。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浮城》、《年轮》、《知青》、《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迄今创作小说、散文、杂文等1600余万字。《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父亲》分别获1983、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分别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1988年第六届中国电视剧金鹰奖。其多部作品在港台出版，并被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

第一章 艰难的中国人

倘言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那么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甫过，就不断“折腾”，很快便使各阶层先后品咂到了“郁闷”的、欲说还休的滋味。有些郁闷是国家转型时期各阶层所必然遭遇必须渐适的心理过程，有些则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导致的，更有些时候体现为“极左政治”的危害。


1. 变动的中国人 / 3
2. 中国人的郁闷 / 4
3. 勇于羞耻的现代公民 / 7
4. 从奴性到理性：国民性的变迁 / 10
5. 中国中产阶级，注定艰难 / 17
6. 我们的下一代真是“小上帝”吗？/ 21
7. 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 25
8. 扫描当代中国女性 / 33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沉思

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国百余年文化云涌星驰，时有新思想的闪电，撕裂旧意识的阴霾；亦有文人之呐喊，儒士之捐躯；有诗作檄文，有歌成战鼓；有鲁迅勇猛所掷的投枪，有闻一多喋血点燃的《红烛》；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强国之道，有“新文化运动”势不两立的摧枯拉朽……

1. 百年文化的表情 / 79
2. 传统文化之断想 / 83
3. 指证中国文化之摇篮 / 87
4. 国人辩论的表情 / 91
5. 文化的反省 / 94
6. 论文化在政治之上 / 99
7. 皇帝文化“化”了什么 / 104
8. 论文痞的起源 / 108
9. 论“苦行文化”之流弊 / 111
10. 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 / 114
11. 沉思鲁迅  / 135

第三章 呼唤人文教育

人文在高层面关乎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最朴素的层面，我个人觉得，人文不体现在学者的论文里，也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不要让我感觉到，“你不说我还听得清楚，你一说我反而听不明白了”。其实人文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中，就在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质地中，就在我们心灵的细胞中，这些都是文化教养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学文化的原动力，而且是我们传播文化的一种使命。

1. 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 145
2. 论大学 / 153
3. 论大学精神 / 158
4. 大学生真小 / 161
5. 走出高等幼稚园 / 165
6. 论教育的诗性 / 167
7. 倦怠的时代 / 175
8.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 179
9. 一种愿望，一种理想 / 186
10. 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 / 191


第四章  社会的疼痛

我进一步认为，“公平”在人类的词典中是这样的一个词——若抽掉其“人文”的，亦即自觉自愿地关怀弱势群体的内涵，那么也就失去了人类社会学的主要含义。这时的“公平”一词，只不过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已。人类社会若依据丛林法则行事，“泛达尔文主义”必成独步天下的主义。而“泛达尔文主义”是反人类的。

1. 崇尚“曲晦”乃全社会的变态 / 199
2. 税是社会公平的砝码 / 202
3. 一位地税员的自白 / 204
4. 社会黑洞 / 212
5. 权力与金钱 / 215
6. 贴官贴商 / 222
7. 关于“跑官”/ 228
8. 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 230
9. 医生的位置 / 233
10. 木匠哪里去了？/ 236
11. 站直了，不容易 / 242
12. 敬畏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244
13. 俯瞰商业时代 / 247


第五章  做立体的中国人

我愿我们未来的中国，“纸板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立体人”多一些，再多一些。我愿“纸板人”的特征不成为不良的基因传给他们的下一代。我愿“立体人”的特征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有良好的基因体现。

1. 地质局长和一顶帐篷 / 275
2. 做立体的中国人 / 278
3.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 284
4. 推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287
5. 法理与情理 / 291
6. 不能保护，难以文明 / 293
7. 文明的尺度 / 295
8. 时常想起方志敏 / 297
9. 父亲 / 300

　　★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著名作家 龙应台

　　★二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我们改变得太多太多，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
　　——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

　　★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到后新时期的市场批判，同代人都转身离去，只有梁晓声以笔为旗，始终不渝，呼喊、坚守、承担。因为有真正的仁义之道，他才可以那么爱憎分明，那么不留余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程光炜

　　★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等作家继承的都是契诃夫的传统，而梁晓声是个例外，梁晓声继承的是高尔基的传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路文彬

　　★他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始终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他从不因为所谓纯文学的原因而放弃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吴义勤

　　★我深为梁晓声的骨气和血性而感染……在为梁晓声不泯灭的良心叫好的同时，也不由使我为之一震：原来中国有血性的好人还没死绝！！
　　——经济学家 巴俊宇

　　★生活中的梁晓声低调、充满温情，但在争取公权力上，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晓声是个斗士，声色俱厉、直言上书。
　　——《南方人物周刊》

　　第一章  艰难的中国人
　　倘言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那么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甫过，就不断“折腾”，很快便使各阶层先后品咂到了“郁闷”的、欲说还休的滋味。有些郁闷是国家转型时期各阶层所必然遭遇必须渐适的心理过程，有些则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导致的，更有些时候体现为“极左政治”的危害。
　　1变动的中国人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职业呢？它们又将世人划分成多少种人生形态呢？
　　谁能说得清楚啊！
　　然而很久以前的中国人，特别喜欢将世界数字化。开句玩笑，比今天由电脑科技所体现的世界数字化情况早很久的时代，中国人已经大致地将世界数字化了，比如用代表“十干”和“十二支”的文字配成六十组专门词，来规定年、月、日的次序；比如三十六颗天罡星，七十二颗地煞星（《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即是那些天上的神煞之星在凡间的化身）；比如二十四节气，这是世界上只有中国才家喻户晓的节气的细分法。而有些节气极富诗意，清明、谷雨、白露、惊蛰、大满、小满，等等。
　　数字的意象，也每体现在汉语言的形容方面和诗词佳句之中——如“九曲黄河”、“万里长江”、“一马平川”、“百年好合”，等等。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如“微觉三四五点雨，闲看八九十枝花”……
　　很久以前的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大国。其职业的种类是非常有限的，故用“五行八作”来形容。“五”、“八”是单数，概括不了的，于是又有“七十二行”、“三十六业”的说法。太啰唆，于是也有人干脆一言以蔽之曰“百工”。“百”在中国人的数字意识中是虽有限但意象很大的数，于是，似乎包罗了世间一切职业；自然，也便似乎包罗了许多种人生的状态。
　　有些民间职业，在中国曾普遍存在。比如“锔缸锔碗”的、修理雨伞的（他们的吆喝声是“扎鼓雨伞”）、吹糖人的、捏面人的、弹棉花的、磨刀剪的、走街串巷完全手工制作家具的木匠，等等。比如蒸汽火车时代的验轮工……
　　现在，中国的最后一辆蒸汽火车早已寿终正寝，开蒸汽火车的司机和司炉以及站台上的验轮工早已改行；现在，家具都是由流水线上生产的材料组装的了，于是游走木匠销声匿迹了。而我，最后一次见吹糖人的艺人，已是二十余年前的事了……
　　现在，中国早已不是从前的中国。它正由一个农业国变化为现代工业国和现代科技国。但是和全世界一样，由职业而形成的人生状态，依然是社会常规。也和全世界一样，最平凡的人们，往往从事最平凡的职业；而从事特殊职业的人们，也往往有较为特殊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这样的中国人，那样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精神面貌已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2中国人的郁闷
　　倘言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那么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甫过，就不断“折腾”，很快便使各阶层先后品咂到了“郁闷”的、欲说还休的滋味。有些郁闷是国家转型时期各阶层所必然遭遇必须渐适的心理过程，有些则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导致的，更有些时候体现为“极左政治”的危害。
　　新中国成立是一次国家性质的根本改变，中国自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工商改造公私合营是必然的，触及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郁闷也是少数人的感受。
　　互助组、高级公社当年在农村也起到过好的作用，但所谓人民公社化，迫使农民吃食堂则分明犯了主观主义、激进主义的大错误。农民不情愿，也根本不习惯，很抵触，牛不喝水强按头，广大农民很郁闷。并且，不只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而是大人孩子都饿肚子的苦楚。饿肚子不许说，还得强装出每天都撑着了的样子。
　　大炼钢铁虽然具有闹剧色彩，但当时清醒反对而又面对势不可挡的局面却无可奈何的某些党内领导人心中实感郁闷。知识分子亦是如此。看得分明却不能道出，而且批评有罪，于是郁闷之极。
　　“文革”自不必说，那不仅是清醒的、正直的、多少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空前郁闷的十年，而且是命运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十年。独立思想稍有流露，必招致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许许多多过来人，当年感觉“四人帮”之被粉碎，“文革”之终结是“第二次解放”，将这个大事件与新中国成立相提并论。应该承认，即使放在全世界看，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正义行动，没有牺牲，没有流血，顺应民心党心军心，自然举国欢腾。当年那一种全国大喜悦，不但遍及从城市到农村的各个地方，而且持续了三四年之久。
　　接着是党中央批准知识青年可以返城。
　　“右派”获得平反。
　　纠正一切冤假错案。
　　思想理论界迎来了春天。
　　科技迎来了春天。
　　教育迎来了春天。
　　文艺、文化迎来了春天。
　　工农业生产迎来了春天。
　　仿佛是没有冬天的几年。
　　那是和解放初期一样让中国人舒心的几年。但是，中国还没做好面临多方面思想解放的各种准备。不但准备不足，而且乏经验可循。文化思想界自我表达的激动，与“拨乱反正”后亟待走上某种正轨的具体国情发生了对冲矛盾。这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郁闷了。
　　当年政治家们有句话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说明有些政治人士还不是主观上完全不愿“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趋势，是改革潮流。但，他们难以估计到后果，也不知该如何“放”，该“放”到什么程度，才既“放”了而又不至于“乱”了。故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肯定也很郁闷。
　　接着是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优化组合，“甩包袱”、“结束大锅饭”、“砸掉铁饭碗”、工人“下岗”——于是，千千万万的“领导阶级”体味了空前郁闷。
　　再接着是“股份制”，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没钱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益之外了。现在看来，当初的股份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肯定不少，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实。中国工人不但郁闷，进而愤懑了。那是中国当年剧烈的阵痛。
　　刚刚“分田到户”，最大程度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喜悦过后也再次郁闷。种子贵、化肥贵，不用种子、化肥就保证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粮价低，一年辛苦下来，得到的钱甚少。倘若遇到灾年，往往白辛苦一场。收了粮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屡禁难止。
　　全中国都在同情地呼吁——农民们压力太大了，救救农民！
　　那时的中国农民是厚道极了，也老成惯了。没人当面问，心中的郁闷是从不往外吐的。自然，被当面问的时候极少。偶被问，每有假农民替他们回答——不苦不苦，很幸福。
　　城市人面临房改了。
　　不少城市人郁闷了，因为凑不足钱买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产。现在看来，即使当年借钱买下的，也是买对了，买值了。因为毕竟从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产。
　　但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们郁闷了。按从前惯例，单位是要解决住房的，不过时间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旧而已。人们习惯了分房子，从没料到还得买房子。而且刚参加工作的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尽管今天看来当年房价还极低，比现在房价的十分之一还低。
　　教改了——择校要交赞助费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颇为不易，学子们大为郁闷。
　　医改了——虽然单位不是根本不负担医药费了，却并不全面负责了。医改实行在前，医保条例出台滞后，这又使中国人郁闷了。一户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医药费问题每使倾家荡产、家徒四壁……
　　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找工作托关系，转单位托关系。托关系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有关系解危救难，没关系寸步难行。关系不仅是交情，还是人情。并且人情性价比越来越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得已地或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甚至蝇营狗苟的关系。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据局面，不断调整关系。民间的关系经营催生了一笔又一笔人情债，官场的关系经营酿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带及背景庇护之下的腐败。
　　矿难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被“给予”或索取高额“封口费”成为某些记者的灰色收入。
　　大型项目争先上马、竣工、剪彩，喜气的表情还未褪去，豆腐渣工程让更多人郁闷。
　　比起饿肚子的年代，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从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黄姜出现了，甚至“爆炸西瓜”、“绝育黄瓜”等闻所未闻的食物也被“发明”出来。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简直没法逃避郁闷了。
　　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的五花八门的规则。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
　　3勇于羞耻的现代公民
　　近三十年来，中国之实际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国民在郁闷中成长着，国家在困扰中发展着。
　　对于我们同胞国民性的变化，我不用“成熟”一词，而用“成长”，意在说明，其变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面的，但离成熟尚远。而我们的国家，也分明在困扰中令人欣慰地发展着，但其发展颇为不顺，国民所感受到的林林总总的郁闷，其实也正是国家的困扰。
　　但一个事实却是——虽然普遍的国民几乎经常被令人愤懑的郁闷从四面八方所包围，社会经常弥漫对各级政府的强烈谴责之声，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的矛盾衬出这种安定显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前提。
　　“树欲静而风不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向如世外桃源尽呈美好，波澜不惊。
　　日本多年前发生过奥姆真理教地铁放毒事件。那事件甫一经过，我恰去日本访问。地铁站台荷枪实弹的武警壁垒森严，到处张贴着通缉要犯的布告，其中包括数名女大学生。二○一一年，日本又遭遇了海啸袭击，发生了核泄漏事件。从一九九六年至今，除了以上两大事件，日本亦不能说太平无事。比如首相秘书贪污事件、校园少年犯杀害同学的事件……
　　欧美各国也殊少宁日，一方面恐怖袭击使各国政府风声鹤唳，忐忑不安的国民们的神经时常处于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各国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增长，国际金融信任率降低，时而曝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新闻。如《华尔街日报》的窃听事件，世界银行行长的性案风波……
　　如果放眼世界，将社会分为相当稳定、较为稳定、不稳定、极不稳定四个级别，那么中国处在哪一个级别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不属于极不稳定的国家当无争议——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那些国家才显然处于极不稳定之中。
　　中国也不属于社会极稳定的国家。我这样认为首先是从普遍之国民的综合素质而言的。这一种综合素质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面对国家大环境恶化时的理性程度。其次也是从一个国家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长久关系而言的。欧美各国，其西方式的民主国体存在了一两百年不等，他们的国民早已适应了、习惯了、认可了那一种国家制度。虽然那一种制度的弊端也多有呈现，他们的国民对那一种制度也不无怨言甚至质疑，但是他们起码目前还不能设想出另一种更好的也更适合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一种国民与国家相互依赖的关系，使他们具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理性意识。基于此种理性意识，面对颓势，他们具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自信和镇定。
　　那么，在较为稳定和不稳定之间，中国属于哪一类国家呢？
　　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具有以下特征：
　　一、其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能力，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意识偏执，固守不变，能力每况愈下。
　　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逐渐提高，而是一日不如一日，连好起来的希望也看不到。
　　三、对于大众生活的艰难视而不见，对于大众怨言及正当诉求充耳不闻，甚至以专制手段压制之，摆出强硬对着干的态度。
　　这样的国家目前世界上还是有的，但实在已不多。进言之，处于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国家，要么它的大趋势毕竟还是与世界潮流逐渐合拍的，要么倒行逆施，直至彻底滑向世界潮流的反面。
　　目前之中国显然不是这类国家。所以我认为，目前之中国是一个社会较为稳定的国家。
　　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已由从前国家当然以政府为主体逐渐转变为以人民为主体。管理已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意识，同时也是责任意识了。
　　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亦在提高。不是指压服能力在提高，而是指向“以人为本”的宗旨改进的觉悟在提高，方式方法在提高，经验在提高。
　　特别要加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显然在提高，并且还在以不停止的、较全面的精神风貌提高着。目前之中国人，已不再仅仅将自己低看成“老百姓”。嘴上往往也仍说“咱们老百姓”，而实际上，此“老百姓”与历朝历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被叫作的彼“老百姓”，身份内涵已大为不同。目前之中国人，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文字表意“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字表意上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等口号，而开始要求各级政府将“为人民服务”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开始名正言顺地向政府提出各种“人民”诉求，主张各种“人民”权利，包括监督权。于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无可争辩地史无前例地接近现代公民了。
　　故我对目前我们的同胞的国民性方面令人欣慰的变化，持特别肯定的看法。这一种特别肯定的看法，包括我对“八零后”的看法，也包括我对“九零后”的看法。我还要进而这样说，包括我对“八零后”、“九零后”们的下一代的看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已很值得称赞了。依我看来，体现在我们某些中国人身上的丑陋的、恶俗的、邪性的言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每不多见的。比如大学生救人溺亡于江，而捞尸人挂尸船旁，只知索要捞尸费的现象；比如发生矿难，煤老板贿赂媒体，悄塞“封口费”，而某些政府官吏暗中配合力图掩盖的现象；比如拜金主义、媚权世相，等等。我们当下国民的文化素质，不是也每遭西方文明国家人士的鄙视和诟病吗？
　　所以我说正在“接近”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不仅具有不轻易让渡的公民权利意识，同时还应具有现代社会之公德自觉。在后一点上，某些中国人往往还表现得很不像样子，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羞耻。
　　中国在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仍显缺失的公德意识两方面的挤压之间发展着。中国人的公民素质在经常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郁闷中有希望地成长着。
　　两方面自然是互相博弈的关系，却又并非在博弈中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增减，共同提升。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每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便相应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人性化，中国人的公德体现也越接近公民素质。反之，政府的管理言行越滞后于中国人的希望、要求和期待，中国人的郁闷感觉越强烈。但这并不是什么中国之发展和中国人之变化的奥秘，而是全世界一切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规律。
　　中国和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只不过都被这规律所“转型”了而已。那么，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好光景之可盼的根据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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