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词
　　梁景和
　　
　　尊敬的耿先生、尊敬的刘先生、各位嘉宾、各位代表：
　　大家好！
　　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现在开会。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与会嘉宾。参加本次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李长莉研究员，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蒋竹山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李红岩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左玉河研究员，全国政协文史馆研究中心主任刘仰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陈于武处长，《光明日报》史学版副主编户华为编审，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专任助理教授潘宗亿老师。参加本次会议的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多所省市社会科学院，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等20余所高等院校，有《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等学术期刊，有《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参加会议的资深学者和中青年学者以及研究生共计80余人，让我谨代表大会主办单位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
　　本次会议提交论文27篇，会议将有24个主题报告和大会发言，我们期待并将分享青年学者们在本次会议上的学术奉献。
　　中国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25年的学术历程，并取得了令人关注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文化史虽然与欧美的新文化史有相交之处，与中国的新文化史、新史学、新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有相交之处，但它依然显现着自己的本土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以及国内诸多学术团体都在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积极地工作着。相信中国社会文化史还将有宽广的发展空间，在老一代学者的感召下，在中青年学者的努力下，我们对社会文化史的未来充满着希望。当然社会文化史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青年学者们的辛勤耕耘，才有希望。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的主旨就是来推动青年学者们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工作。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还有句耳熟能详的话，叫作“后生可畏”。这两句话讲的是年轻人是大有作为的一代，任何希望在年青一代人的身上是能够实现的。我们期盼年轻的一代学者，期望我们的学生们在学术领域一定要尽心竭力，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举首荣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我们拭目以待，十年之后，看在座的青年学者们有谁登上了学术殿堂的龙虎榜，有谁走到了学术领域的凤凰池。我们期待着。
　　谢谢大家！
　　
　　2013年9月21日
　　
　　
　　贺　　词
　　耿云志
　　
　　各位朋友：
　　上午好！
　　今天是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面的一个分会，即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我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会长，理应来祝贺一下。借此机会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会的主要情况。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是全国性的一级学术团体，成立于1989年，第一任会长是著名近代史学者丁守和先生，我是第二任会长。该学会下面有五个分会，第一个是胡适研究会，第二个是闻一多研究会，第三个是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第四个是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第五个就是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今天是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以学会的名义举办此次研讨会，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庆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由我们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推荐，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梁景和先生担任，副会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的副院长蔡礼强先生担任。
　　我本人对近代思想文化问题都有兴趣，但对于社会文化，还缺乏专门研究。这个学科的创立和学术上的奠基性的工作，至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开始，21世纪以来，有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社会文化仍然是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可做的工作实在多得很，是一大富矿，等待着有志者去开发。
　　现在，好像还没有令大家一致认同的社会文化的精确定义，我当然更没有资格给出这个定义。但我想，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其应有的研究范围。普泛地说，文化都是社会的。没有社会，纯粹个人创造不出文化。然而，通常我们说的社会，是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一个广大空间。如此，则可以说，社会文化是介于官方主导的文化与社会精英文化之间的大众文化和俗文化。不知道这样理解社会文化是否有几分道理。官方主导的文化，比如古代皇帝诏书及各种官方文献，似乎都不宜说是社会文化。另外思想家、文学家等的著作也不宜说是社会文化。
　　若我的说法不算大错，那么，社会文化的研究势必要像社会学研究那样，特别注重田野调查，从民间社会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加以整理和研究，得出我们对社会文化的种种认识。
　　做调查也好，做整理研究也好，都须要借鉴已有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因为西方学者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已形成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但这些理论与方法，只有在我们自己有了足够的调查研究的资料积累，方才有借鉴的可能。否则，谈不上借鉴，只能生硬地照搬了。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热刚刚起来的时候，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说，文化研究，最忌笼统，也最容易陷入笼统。所以，有志做文化研究的学者一定要从调查和搜集第一手资料做起，要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做最细心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各项专门史的建构，在各项专门史有了相当基础之后，才有希望做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我想，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应当是如此。
　　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今后在同行学者们的支持下，在组织和协调社会文化研究的工作上，能够发挥较大的积极作用。
　　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祝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的工作，稳步前进！
　　谢谢大家！
　　
　　2013年9月21日
　　
　　
　　致　　辞
　　刘志琴
　　
　　能参加“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我备感荣幸，以青年学者为主的、全国性的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在史学界这是第一次，首都师范大学能召开这样的会议说明已成为研究社会文化史的重镇，在全国将会产生重要反响。
　　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兴学科，它的产生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在改革开放之前，主导史学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观和精英文化史观，各种中国通史都着眼大人物、大事变，很少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息；思想史著作都是阐述思想家的思想，极少涉及民众的话语，实际上是精英的观念史。思想家的思想若要产生影响，形成思潮，不能缺失社会层面的反应，社会文化史正是从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和民众文化方面弥补中国史研究的不足。
　　社会文化史学科虽然是新学科，但经过近30年的努力，已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如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精英思想的社会化、从礼俗互动的本土资源建树中国社会文化史基本理论，等等。在这里我推荐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家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它明确提出历史以生活为本的观念，这与社会文化史的思路具有共同性；一本是社会学家于建嵘的《底层立场》，它提出基层政治和底层意识的观念。社会文化史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来丰富自己。
　　从社会下层看历史，会看到正史没有的另一个世界。在传统社会，国家和社会是二元化的。国家固然以礼法制度为主导，但是社会上有一些合理却未必合法的存在。如男尊女卑是通则，但在有些沿海地区，新娘进门可以称霸三天，这三天新娘可以指挥丈夫和公婆，三天后再当小媳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风俗，是一件有趣而有内涵的现象。从社会基层意识也可观察国家大事，农民起义的矛头指向谁？长期以来都耽于农民反对地主一说，从而忽略了农民战争的真正指向。试看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陈胜、吴广起事前说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针对的是官僚系统而不是地主老财；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是要变天；明末大起义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不向王朝纳粮，不是不向地主交租。为什么大起义都指向中央王朝？这是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是全能性的体制，王朝政府管天管地，管人管事，一直管到人们的穿衣吃饭，穿靴戴帽。朝廷权力无限扩张的结果，就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向朝廷集中，这些矛盾是发生在王朝和民众之间的。因此仅仅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来解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凡要搞一元化的必定短命，最有力的例证就是“文革”，它的口号是“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赤裸地表现了国家以权力吞没社会的状态，这是“文革”必然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家、社会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国家与社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为我们社会文化史带来了非常宽阔的研究空间，所以说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新兴学科，也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学科，前途无量。
　　
　　2013年9月21日
　　
　　
　　致　　辞
　　李长莉
　　
　　非常感谢耿先生和梁老师邀请我参加“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因为在求学时，我就对理论与方法比较感兴趣，理论与方法也是将学术推向进步和深入的钥匙。
　　现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对于我们研究者而言，这些问题都应属于我们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领域。我们现在所探索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延续，是社会结构、文化机制发展和演变的延续，所以我们应该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时代问题和社会责任来进行我们的史学研究。
　　自1980年代起步以来，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20多年的历程，根据我们现在所做的论文统计，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论文数量、水平，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与提高，论题也有不同程度地扩展。随着研究环境的改善，年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这样优越的条件，扎扎实实地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我希望大家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在社会文化史领域中已经探索了多年，感觉现在有一些现实和历史相关度比较高的、同时也急需理论探索的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领域，提供给青年朋友们做一参考。
　　一是民间社会。传统社会主要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基础，随着近代化和城市化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以家庭为中心到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化的转向，伴随着旧秩序崩塌和新秩序尚未建立，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探讨，在这种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民间社会的结构和演变机制是怎样的，新旧关系如何，成败得失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二是社会治理。传统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近代社会转型以后，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哪些延续与断裂，中西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处理的，实际效应如何。
　　三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人们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近代的生活方式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对社会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
　　四是价值系统。价值系统在进入近代社会的转型期以来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中西因素的关系如何，怎样建构适应一定时代的价值系统，这些也值得我们思索。
　　我个人认为这四个方面值得年轻朋友们进行探索，希望我们青年学者能够在这些领域进行一些理论创新，为我们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当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2013年9月21日

　　《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旨在梳理社会文化史的缘起、挑战与机遇，理清社会文化史的多维综合交叉的特质、特有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可供借镜的多种理论和方法，多层面、多角度论述社会文化史书写的可能性，进而提升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先后师从龚书铎先生、李侃先生、林增平先生、耿云志先生。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女性文化》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其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并主张从多学科的角度看待社会文化的演化，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文化问题。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项目等，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要专著有《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日本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主编有《社会生活探索》等，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主持词【梁景和】
贺词【耿云志】
致辞【刘志琴】
致辞【李长莉】

当代台湾史学的“文化转向”：以《新史学》为例的探讨【蒋竹山】
社会文化史研究须重视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黄东】
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之我见【李慧波】
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视角“下移”的思考【董怀良】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溯与反思【李二苓】
试论人文史观在近代婚姻变革研究中的运用【王栋亮】
首都国族记忆空间之建构——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与柏林浩劫纪念碑为中心的探讨【潘宗亿】
电影如何成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素材——以“再解读”的方法为例【张弛】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保护的现状与发展研究【蔡杨】
潘光旦的妇女论述及其争议【吕文浩】
国家缺位的防疫：“大跃进”时期河北伤寒疫情与政府应对【王胜】
女学与医学：近代中国“女子宜习医”思潮之兴起【徐晨光】
穿警服的防疫者——北洋政府时期北京警察对传染病的防治【丁芮】
民国时期北京的卫生防疫宣传工作【李自典】
陶希圣与《食货》【刘春强】
黄炎培的地缘交往网络【张立程】
晚清下层人士的西学认知与实践——以阳湖人赵宏为例【赵中亚】
北平官方社会救助实践评析（1927～1937）【刘荣臻】
清末民初黑龙江移民社会保障述论【魏影】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世界——伍廷芳与灵学【郑国】
义序黄氏祠堂功能及其变迁【张菲】
社会文化史具有多维综合交叉的特质——在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梁景和】
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秦方】

　　《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重视现代性问题是1980年代学术转型的特色，也是文化史兴起的学术原因。
　　回顾学术史便不难发现，中国的史学研究虽然不曾出现彻底的范式转型，但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勃兴，其动力显然是来自于对革命史范式宏大叙事的不满。至于兴盛一时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也因为流于大线条的总结、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渐渐不再居于话题的中心。以龚书铎、陈旭麓、乔志强等先生为代表所进行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就在于不仅抓住了“大转型”这一关键词，而且是以文化形态、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变化来体现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之变化。从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这样的治史精神，即不仅要通变化，而且要关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究其实际，是要体现出一种人本精神。
　　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史与文化史尽管有着各自的演进路线，但无疑都有一个极大的共同色彩，即深刻地受到西方新史学的影响。社会史大体有两种趋向，即转向区域研究，形成华南学派和以山西大学为中心的华北乡村研究，另一些研究者侧重于表象史和概念语词史研究，文化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有着“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痕迹。不管诸家名号如何，从外来学术理论的借鉴看，都受到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人类学、语言学、心态研究、话语权力分析等影响。这种影响与借鉴之所以形成潮流，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与两个转型有关。
　　一个是时代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革命共同体向“正常”国家形态转型，是一个重新融入资本竞争世界体系的过程。在此期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差异性加大，个体的权利与发展被日益看重，这对于每一个历史研究者而言都是感同身受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此之谓也。
　　另一个是学术转型。即新时代的学术不再从论证合法性角度来谈宏大的革命，也不再纠缠于现代化的困境与中外现代化的制度文化之比较，而是沿着1980年代诸位先生开启的路径继续前进，以区域或阶层为中心，开展普通人社会生活之研究。实际上，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在自身的发展脉络中已经体现此种研究精神，即“拯救主体”。正是有着这样的转型和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诉求，所以当西方的新理论传人之后，我们接受起来才似乎全无滞碍。我们感兴趣且受影响加以模仿的西方史学理论，其实都跟西方主流学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转型有关；究其大端，无非是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就人类学而言，即从社会功能学派转而研究文化本身；在年鉴学派而言，即“从地窖走向阁楼”。所谓“心态”、所谓“文本”，所谓“话语分析”，所谓“广泛的权力分布”，所谓“深描”，离开了对人性的关怀与反思，离开了对主体的重视，就如珠子失去绳索的串联，虽光彩夺目，却不成气象。米格尔-卡夫雷拉在《后社会史初探》中就指出新文化史的这一立场：“新文化史学者想要拯救个体，使之摆脱遭贬斥的命运，摆脱社会史将其归人结构之下的安排，授予行动者在塑造社会实践中扮演某种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以人类能动性作为历史考察的出发点。……要避免社会结构淹没了主体。”①
　　只要坚持拯救主体的立场，则在具体研究中无所谓眼光向上还是向下，一切都可以以社会文化史的范式来研究之。比如，对于大革命时代，我们当然可以研究某一地区的农会的权力构成，参与革命的农民精神状况与社会生活；自然也可以研究有名的革命者，如陈独秀、毛泽东。不过不是如传统政治史一般去研究其“左倾”还是“右倾”，而是研究其革命志业、个人情感、人际往来等的纠葛，以探究领袖人物在大时代中的非凡与平凡。
　　所以说，关注人性、重视个体价值、拯救主体固然是中国史学研究的自我发展特色，但也符合西方学术之总体趋势，其实际跟转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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