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有条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世界上的许多自然景观、文化古迹均荟萃在这条虚拟的纬线之上，三岩赫然位于其间。三岩是金沙江中上游一段狭窄的峡谷，此处山高水深，地势险峻，群山连绵，而三岩人的村寨错落有致、星罗棋布地散布在这些高山峡谷上，显示出依江而建、就地取材和聚族而居的特征。
　　然而，三岩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兴趣，还不仅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与地理位置，更是因其长期作为“化外野番”存在于国家的视阈之外。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三岩”一词亦可能来源于此。历史上的三岩人“以犷悍为能，以杀掠为事”，他们来往于川藏大道之间，夹坝偷盗，杀人越货，为所欲为。毫不夸张地说，三岩人曾让邻近地区的农牧民避让三舍，让历代的政府官吏谈之色变，也让过往穿梭于茶马古道的众多商队马帮胆战心惊。三岩流传着的一些族源传说、《强盗歌》和“男人不抢窃，不如守灶门”等习语，足见此习俗绝非空穴来风。
　　诚然，三岩得以声名远扬，还因为当地保存着原始社会时期基于父系血缘认同的宗族组织——帕措，保留有“男织女耕”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实行多偶制婚姻，以及遵奉苯教和以红教宁玛派为主体的藏传佛教的宗教信仰等。正因为如此，三岩作为一个特殊的旅游文化胜地，被附加上“父系社会的活化石”、“男人国”、“父系部落”等光环，作为猎奇的商品不断地给读者消费。近年来陆续面市的一些与三岩有关的旅游文化作品，可视为其中的代表。
　　一定程度而言，三岩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和价值理念，或许与我们一般所熟知的社会有所不同，甚至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震撼不已。然而，把所有极端的事件和情景放置在人类学的视角之中，一切都是可以解释并找到答案的。诚如人类学家博厄斯所言，每个社会都是其特殊历史的产物，要想了解为何这一特定的社会不同于另外一个，关键点就隐藏在特定人群的历史当中。为此，笔者隐约感到，三岩在历史发展时期所形成的独特的族群与文化，正是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与文化适应相结合的历史产物。人类学既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也是理解人类自身社会与文化的一把利器。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为深刻理解人类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对三岩做较为透彻的学术探讨，在当前的学术界还甚为少见，本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书的关键词有两个：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一方面，三岩是个整体稀缺的社会。顾名思义，“整体稀缺”的社会不仅指在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料方面极度匮乏，还指一个政治制度、军事制度、道德规范、宗教制约等方面高度缺乏的社会，近乎等同于人类早期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整体稀缺在三岩地区包括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稀缺、社会制度的稀缺、道德的稀缺、精神教化的稀缺和娱乐与游戏的稀缺。可以认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三岩人长期处于一种“整体稀缺”的状态，在无形中造成一种“生态迫力”。另一方面，人们绝非被动无助地适应着环境；正相反，这是一种动态的调试过程，此过程常常被认为是种文化适应。文化适应是特定的动物有机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用来调适自身与其关系的一种具体而又明确的文化机制。文化适应特别关注在特定环境中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文化适应在三岩地区表现出三种独特的维度——帕措、红教和民俗。
　　在此文化适应的进程中，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帕措不仅是种基于父系血缘认同的世系群，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组织，虽然它何时形成于三岩，于今已无稽可考；从意识形态层面上来看，在吐蕃政权和中央王朝的国家势力进入之时，此处宗教走上了一条由多元走向单一的发展道路，红教亦由此在三岩呈现出“独尊一家”的盛况；而从社会文化层面上看，三岩人历经岁月编织出了一条贯穿生活与生产各方各面的绳索——民俗。帕措、红教与民俗三种文化制度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它们不仅具有和谐的特征，而且共同指向同一内核——社会团结。此社会团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主题，又被三岩社会内部不断地加以强化，最终促使三岩发展出极具自身特色的族群、宗教与民俗文化。
　　诚然，剖析三岩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是本书的重点，如关注三岩的整体文化，厘清帕措这一基于血缘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运作模式，追溯三岩的宗教文化何以出现单一化的特征，以及翔实地罗列出涉及三岩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民俗文化等。然而，本书的重点并不局限于此。中国自身的地理、政治和历史背景，是否对三岩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三岩人如何被卷入国家的进程中？三岩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三岩人又是如何成功解决争端与冲突的？它对于保留三岩人的族群性是否有着积极的作用？以上的诸多问题，本书都试图一一去寻找答案。

　　三岩是西藏自治区贡觉县与四川省自玉县交界的金沙江峡谷区，地处横断山民族走廊之要塞，文化底蕴深厚，有“格萨尔王避祸”和“古格王朝遗裔落难”的传说。因地理位置特殊，元以降成为朝廷与噶厦政权的军事缓冲区。当地居民性情剽悍，素不属汉，亦不归藏，史称“野番”。清末因夹坝（偷牛盗马、抢劫杀人）蜂起，危及商旅，先后受到藏军和新军的围剿，被纳入国家的版图，管理权限几度易手。至今，三岩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父系血缘组织，遗有血.亲复仇残余，夫兄弟婚和妻姊妹婚已是公开的秘密，生计模式简朴实用，村庄依山而建，碉楼林立，江岸寺庵错落，人死葬法多样……独特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背景令外界注目。《艽野东南的民族丛书·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三岩的帕措、红教和民俗》承接前人之研究，着力从社会组织、信仰体系、民俗文化等方面描绘真实的三岩，特别提出“整体稀缺”的概念来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勾勒了当地文化在与时代相适应中的分离与整合过程。

第一章 三岩
第一节 三岩进入国家的肇始
第二节 生态环境与村落
第三节 精神世界与宇宙观
第四节 整体稀缺和表现形式
第五节 文化适应及其方式

第二章 帕措
第一节 族源与历史
第二节 基于血缘的社会群体
第三节 跨越血缘的政治团体
第四节 帕措的结构与功能
第五节 “血仇制”的原理
第六节 教育、人格和成年礼

第三章 红教
第一节 三岩的宗教特色
第二节 “国家进入之前时期”三岩宗教的多元格局
第三节 “国家进入之后时期”三岩宗教的单元模式
第四节 中心寺庙的历史与现状
第五节 寺庙的经济收入

第四章 民俗
第一节 口腹之需
第二节 技术器具“博物馆”
第三节 三岩民居
第四节 服饰文化
第五节 婚姻家庭
第六节 丧葬文化圈
第七节 方言、格言与神话
第八节 年节、民间娱乐和体育活动

附录
附录1 三岩帕措基本情况统计表（新中国成立初期）
附录2 10户以上帕措名录（2000年）
参考文献
后记

　　在各种持续的社会交往中，合作、冲突和领导权是不可缺少的组成因素，这三个变量与历史和生态变量一起组成一个社会的模型。领导权是用来缓冲合作与冲突的变量。整体稀缺是一个常量，生态和历史是变量。整体稀缺可以包含在一个总的主题，即冲突和合作的互动之中。冲突意味着采取手段争夺处于稀缺供应的奖励，不同的稀缺类型具有不同的冲突。如果存在“整体稀缺”，必然就会有部分稀缺。将两者进行比较将会得到有趣的结论，能够揭示不同稀缺类型的社会的结构意义。
　　整体稀缺是指在一定社会中，人们觉得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任何事情，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物质供应，在数量上都绝对地不足。相比之下，部分稀缺明显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只有一些迫切需要的东西不够，其他方面并不缺乏。
　　首先分析社会结构与部分稀缺的关系，按照笔者提出的社会模型，合作、冲突和领导权这三个组成要素必须同时出现。开发供应不足的资源时会出现合作，协调合作需要领导，并激发冲突。然而，冲突仅仅局限于看上去普遍存在稀缺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合作和领导仍然重要。但是，由于只是部分稀缺，还有很多地方会出现剩余。因此，如果某些个人和群体具有野心或侵略意图，他们就会选择在没有稀缺和冲突的范围内争取最大的收获，这样，冲突就仅仅限于某些事物之上，往往只是涉及社会的部分成员。
　　笔者提出的社会模型在用于整体稀缺的社会中时，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范围都存在稀缺，针对这些稀缺很明显就会出现合作和领导，有了领导之后就会出现冲突，这些要素就像稀缺一样普遍。在整体稀缺的社会中，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和在哪个层次上，都没有人可以在系统之外选择，因为合作开发不足的资源是所有人生存的必要条件。由于领导和冲突是合作的必不可少的伴生物，如同合作本身一样，它们将会组成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责任。整体稀缺使得社会中每一个群体和个人都要普遍地合作，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最大可能地参与领导权和冲突。在只有部分稀缺的社会、中，因为剩余物给人们提供了生存的手段，那些希望将合作义务减少到与社会其他成员保持一致的人，就会拒绝参与领导权的斗争，这与整体稀缺的社会差别很大。
　　这种结构性对比的结果源自笔者的社会模型，在整体稀缺与部分稀缺这两种情况下，领导权不变，其他组成要素——合作与冲突——的特性和结构则会随着稀缺类型的变化而波动。部分稀缺促进了社会分裂为互相联结的分支群体，他们的兴趣可能会在某一点重叠，但社会成员的兴趣并不一致，因为出现了能够感觉到的剩余，这就给社会成员提供了机会撤退到那些没有冲突和合作必要的空间之内。然而，在整体稀缺的社会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撤退，人类活动空间内到处弥漫着合作与冲突。
　　由于整体稀缺导致了合作、冲突和领导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无限制地扩大，因此，争斗是怀有敌意的集团之间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可以将松散的各个部分黏合在一起。在缺乏条件发展出强大君主或集权的地方，暴力的使用产生了一种力量的平衡，并伴随着产生了压制混乱的状态。争斗成功地控制了群体之间的关系，并强迫社会规范的一致。两个群体或个人之间的暴力构成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争斗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是交流和沟通的手段，也是表达临时性统治与臣服关系的语言。
　　社会的内部结构特征和生态约束导致制度的缺乏。在平等主义思想的表达、中，可以发现缺少高度发达的制度和处于生存边缘的危险特征。然而，这种思想的内涵并不局限于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领域，他们几乎延伸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抑制任何想要比社区中其他人获得更多物品的想法。这种态度在生态条件不利的地方往往表现得相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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