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关于法治的概念、制度大量涌入我国，运用西方关于法治的知识体系来定义中国法治或设计法治的中国图景盛行，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法制实践中人们对法治与政策的关系所形成的一定的思维定势或者说“前见”，导致了包括司法政策在内的政策学术研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2010年，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就法学研究而言，“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模式也必然向“司法的面向”发生倾斜和转化。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关于法律知识和制度，关于检察政策的研究首先必须从更高层面的政治、法治、检察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剖析方能获得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的物质生活方式（经济基础）决定着其他所有社会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韦伯提出了“有选择的亲和性”这么一个关于研究方法的概念。他认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法律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诸层面都是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决定”关系，更不能说是某一种社会层面决定了其他各个层面。韦伯把这种互动关系称为“有选择”的亲和性。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在坚持和肯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基础上，可以批判性地吸收“有选择的亲和性”的合理因素，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探寻检察制度与政治之间的某种“秩序”或“规则”，并借助这种“秩序”或“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来解释包括检察政策在内的检察制度与检察文化之内涵，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书首先回顾了政治变迁与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国检察制度历经创建与波折期、中断期、恢复重建期和改革与发展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生态而不是法治发展逻辑主导了检察政策乃至检察制度的发展。检察政策和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国家的民主法制发展进程休戚相关，与国家的政治昌明密不可分。从另一个角度看，只有在政治更加昌明，民主、法制更加成熟稳健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更科学地对待和研究检察政策。

　　《检察政策研究》首先回顾了政治变迁与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国检察制度历经创建与波折期、中断期、恢复重建期和改革与发展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生态而不是法治发展逻辑主导了检察政策乃至检察制度的发展。检察政策和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国家的民主法制发展进程休戚相关，与国家的政治昌明密不可分。从另一个角度看，只有在政治更加昌明，民主、法制更加成熟稳健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更科学地对待和研究检察政策。

　　卢希起，1974年4月出生，江西丰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1996年9月获得中国律师资格，2008年6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参著《公务员职务犯罪研究》、《中国矿业立法研究》、《反渎职侵权实务问题研究》等。在《刑事法评论》、《求实》、《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法制日报》等发表法学文章40余篇，数篇论文在中国法学青年论坛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中获奖。
　　2008年11月参加清华一哈佛大学“首期应急与危机管理国际研讨班”，与“9.11”恐怖事件处置现场指挥官共同探讨交流。秉承“经世致用”之理念，和中山大学合作制定第一份中国检察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当下致力于推动“司法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建立以及中国高考科目“1+X”模式的改革探索。

致谢
认真对待检察政策（代序）

第一章 政治变迁与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
一、检察制度的创建和波折期
二、检察制度的中断期
三、检察制度的恢复重建期
四、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期

第二章 检察政策研究的学术价值——含“政策”术语的比较研究
一、党的政策
二、公共政策
三、法律政策
四、刑事政策
五、司法政策——检察政策

第三章 检察政策的类型学实证研究
一、执政党有关司法工作的政策转化而来的检察政策
二、有关公共政策的落实与回应的检察政策
三、有关工作部署、资源调配方面的检察政策
四、检察工作解释
五、案例指导

第四章 检察政策的功能与价值
一、政治宣示功能
二、改革探索功能
三、检察管理功能
四、法治再造功能
五、类案解决功能
六、法律原则的激活功能

第五章 检察活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一、检察权影响公共政策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分析
二、实证考察：检察权的行使对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推动
三、参与形式和路径考查

第六章 检察政策的知识管理
一、社会目标的理性选择与检察政策的制定
二、加强对地方检察政策的监控和规范
三、检察政策在实践中的精细化运用管理
四、检察政策法治再造功能的合理边界与控制
……
第七章 检察政策的发展趋势

　　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就很难确定其‘正确’或‘错误’，在此，那些具有必然真理性的确定词汇是没有位置的。”[1]这就是说，政策、政治、社会理想等都可以成为司法决定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策科学的兴起，政策法学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学流派也随之兴起。“政策法学派把公共政策的地位推向了极端，他们要求用政策来统一和指导法律与司法，对法律和司法都要进行一种政策定向的思考。”
　　不仅如此，西方一些国家的司法机关由于有司法审查制度，体现为制度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倾向比较明显。有研究者针对司法中的“政治问题理论”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政治问题理论”来源于西方的司法克制主义，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为三权分立的理论、代议民主的理论以及对于司法自保的要求。“政治问题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存在着很多可商榷之处，主要是过分强调权力分立而忽视制衡，对民主理解过于绝对，强调司法自保而忽视对人民权利的维护。这位研究者认为，由于司法途径的优势，司法有必要介入到所谓“政治问题”的解决当中。在司法与政治之间保持某种均衡和互动，这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三）必须系统分析“政策”概念适用的语境，理性面对法治
　　实践中政策客观存在的现实
　　我们认为，政策是一个多语境的词，通常所说的政策，是指党和国家的政策。随着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党和国家的政策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形态。研究检察政策，不能脱离党和国家的政策。但从政策科学的层面，采用公共政策的提法不仅符合党执政理念的升华、执政方式的改变，更符合政策学科发展的要求。检察政策，是指检察机关执行法律、履行职能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与基本要求的总和，是公共政策在检察环节的体现与具体化，是国家司法政策在检察环节的体现与具体化，也是社会变迁对检察活动影响的体现与具体化。
　　此外，我们必须理性面对法治实践中政策存在的客观事实。恩格斯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这个论述应从两方面加以体会：其一，从根本上说，法的内部和谐一致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其二，除此之外.法的内部和谐一致性还有自身的原因。就是说，只有法的整体结构上的协调，才能顺利地发挥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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