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学者，在他的论述中，“历史的态度”、“历史的看法”、“历史的进化”、“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等等词眼俯拾即是，不论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还是在文学、历史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胡适对于考据和史料研究的热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史癖”。胡适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最感兴趣于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这种表述也许只是胡适兴之所至的随口一说，但至少证明，对于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史学研究可以说是他的本色当行。所以，本书收录的文章显得格外从容和熟悉。
　　“史学通论”部分收录的文章，是胡适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说史》所述是中国人历史观的经典描述，虽无新意，也算是开宗明义。《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和《中国再生时期》从不同的侧面为中国历史作了一个说书式的梳理，看似浅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适的历史态度。胡适早年批判传统文化时曾严词厉色，然而对于西方世界诋毁中国文化的攻讦，他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中国传统与将来》就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未来的信心和期望。
　　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他说：“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治学方法”部分就收录了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一系列重要文字，它们集中反映了胡适所提倡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所有这些方法，不仅运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也是他整个学术研究所贯彻始终的宗旨。章学诚和崔述是胡适十分推崇的两位清代史学家。读过《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就可以明白胡适的用心所在了。
　　“史学研究”部分收录的是胡适的专题研究，其中《两汉人临文不讳考》《注〈汉书〉的薛瓒》都是他熟练运用考据的最好体现。论王莽和曹操的文章，已显出胡适做翻案文章的本领，读来颇有趣味。胡适晚年对于《水经注》倾注了大量的关心，说来起因很简单，就是为戴震洗刷冤屈。而之所以要为戴震鸣冤，就是因为胡适视戴震为清代考据学的主帅和旗帜。《〈水经注〉考》就是胡适晚年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可惜尽管胡适费尽心力，他为戴震辩白的努力却似乎并不太成功，关于《水经注》的悬案至今依然扑朔迷离。
　　中国历代的学者似乎都喜欢用“笔记”这种文体记录自己的学术成果。胡适作为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很深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脱不了这样的习惯。虽然他没有刻意收录一些短文小札，但在他大量的著述中，还是有很多这样短小精悍的文字，读来颇有兴味。我们把它编入“读史随笔”，借此展示一下胡适作为新文化先驱不被注意的一面：一个书生，一个骨子里面充溢着儒家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编者
　　2012年9月

　　胡适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学者，在他论述中，“历史的态度”、“历史的看法”、“历史的进化”、“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等等词眼俯拾即是，不论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还是在文学、历史研究，都可以看到胡适对于考据和史料研究的热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史癖”。胡适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感兴趣于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这种表述也许只是胡适兴之所至的随口一说，但至少证明，对于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出来的知识分子，史学研究可以说是他的本色当行。所以，《胡适谈史学》收录的文章显得格外从容和熟悉。

胡适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学者，在他论述中，“历史的态度”、“历史的看法”、“历史的进化”、“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等等词眼俯拾即是，不论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还是在文学、历史研究，都可以看到胡适对于考据和史料研究的热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史癖”。胡适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感兴趣于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这种表述也许只是胡适兴之所至的随口一说，但至少证明，对于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出来的知识分子，史学研究可以说是他的本色当行。所以，《胡适谈史学》收录的文章显得格外从容和熟悉。
“史学通论”部分收录的文章，是胡适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说史》所述是中国人历史观的经典描述，虽无新意，也算是开宗明义。《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和《中国的再生时期》从不同的侧面为中国历史作了一个说书式的梳理，看似浅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适的历史态度。胡适早年批判传统文化时曾严词厉色，然而对于西方世界诋毁中国文化的攻讦，他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中国的传统与将来》就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未来的信心和期望。
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他说：“我的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治学方法”部分就收录了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一系列重要文字，它们集中反映了胡适所提倡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所以这些方法，不仅运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也是他整个学术研究所贯彻始终的宗旨。章学诚和崔述是胡适十分推崇的两位清代史学家。读过《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就可以明白胡适的用心所在了。
“史学研究”部分收录的是胡适的专题研究，其中《两汉人临文不讳考》《注汉书的薛瓒》都是他熟练运用考据的好体现。论王莽和曹操的文章，已显出胡适做翻案文章的本领，读来颇有趣味。胡适晚年对于《水经注》倾注了大量的关心，说来起因很简单，就是为戴震洗刷冤屈。而之所以要为戴震鸣冤，就是因为胡适视戴震为清代考据学的主帅和旗帜。《水经注考》就是胡适晚年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可惜尽管胡适费尽心力，但他为戴震辩白的努力似乎并不太成功，关于《水经注》的悬案至今依然扑朔迷离。
中国历代的学者似乎都喜欢用“笔记”这种文体记录自己的学术成果。胡适作为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很深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脱不了这样的习惯。虽然他没有刻意收录一些短文小札，但在他大量的著述中，还是有很多这样短小精悍的文字，读来颇有兴味。我们把它编入“读史随笔”，借此展示一下胡适作为新文化先驱不被注意的一面：一个书生，一个骨子里面充溢着儒家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第一编    史学通论
说“史”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中国再生时期
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
中国传统与将来
第二编    治学方法
研究国故的方法
再谈谈整理国故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
考证学方法之来历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740-1816）
第三编    史学研究
两汉人临文不讳考
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
汉初儒道之争
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再论王莽
曹操创立的“校事”制
补记曹魏的“校事”
孙吴的“校事”制
书院制史略
注《汉书》的薛瓒
《水经注》考
第四编    读史随笔
论初唐盛唐还没有雕板书
八股的起原
考作象棋的年代
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跋崇祯本《逊国逸书》残本）
读《北史》杂记
海外读书笔记
编后赘语

　　第一编   史学通论
　　◎   说“史”
　　《论语》十五，有这一段话：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何晏集解》引包氏曰：
　　古之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有马不能调良，则借人使习之。孔子自谓及见其人如此，至今无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凿也（此据日本古卷子本）。邢昺正义本“古之史”作“古之良史”，又“借人使习之”作“借人乘习之”。邢疏说：“史是掌书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能者，不敢穿凿。孔子言我尚及见此古史阙疑之文。有马者借人乘之者，此举喻也。喻己有马不能调良，当借人乘习之也。”
　　又《论语》六，有这一段话：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集解》引包氏曰：
　　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也。彬彬，文质相半之貌。（邢昺疏：“……‘文胜质则史’者，言文多，胜于质，则如史官也。”）
　　文与质的讨论又见于《论语》十二：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也？”（适按，末三“也”字作“耶”字读，就不用解说了。皇侃本，高丽本，日本古卷子本，都有最末“也”字。）
　　《集解》引孔安国说：
　　皮去毛曰鞟。虎豹与犬羊别者，正以毛文异耳。今使文质同者，何以别虎豹与犬羊耶？
　　以上三条，可以互相发明。我以为“史之阙文”一句的“文”字，也应该作“文采”、“文饰”解。“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是说，“我还看见过那没有文藻涂饰的史文。现在大概没有了吧？”这就是说，“现在流行的‘史’，都是那华文多过于实事的故事小说了。”
　　当孔子的时代，东起齐鲁，西至晋秦，南至荆楚，中间包括宋郑诸国，民间都流行许多新起的历史故事，都叫做“史”，其实是讲史的平话小说。最好的例子是晋国献公的几个儿子的大故事——特别是太子申生的故事，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僖公五年至二十四年）才归国重兴国家的故事。这个大故事在《国语》里占四大卷（《晋语》一至四），约有一万八千字；在《左传》里也有五六千字（旧说《左传》出于《国语》，是不确的。试比较《国语》《左传》两书里的晋献公诸子的大故事，可知两个故事都从同一个来源出来，那个来源就是民间流行的史话，而选择稍有不同，《国语》详于重耳复国以前的故事，《左传》详于重耳复国以后的故事）。这个大故事，从晋献公“卜伐骊戎”起，到晋文公死了，还不曾完，文公的棺材还“有声如牛”，卜人预言明年的殽之战的大捷。这故事里，有美人，有妖梦，有大战，有孝子，有忠臣，有落难十九年的公子，有痛快满意的报恩报仇；凡是讲史平话最动人的条件，无一不有；凡是讲史平话的技术，如人物的描写，对话的有声有色，情节的细腻，也无一不有。这种“史话”就是孔子说的“文胜质则史”。
　　又如鲁国当时就流行着许多史的故事，如季氏一族的大故事，从季友将生时卜楚丘之父的卜辞起，到鲁昭公失国出奔——从前八世纪的末年直到前六世纪的晚年，一个二百年的大故事。试读“昭公出奔”的一“回”（昭公二十五年），从季公鸟的寡妇如何挑拨起季氏的内讧说起，次说到季平子与郈昭伯两家斗鸡引起仇恨，次说到平子如何得罪了臧孙氏一族，次说到这些不满意的分子如何耸动昭公决心要消灭季氏的政权，次说到阴谋的实行，公徒攻入季氏门，季氏的危机，次说到叔孙氏的家徒如何决定用武力去救援季孙氏，次说到孟孙氏如何犹豫，如何转变过来援助季氏，合力打败公徒，最后才说到昭公的去国出奔。这是很有小说意味的“史话”。
　　此外，郑国有郑庄公的故事，有子产的故事，卫国有卫宣姜的故事，有卫懿公亡国的故事，鲁国有“圣人”臧文仲的故事，晋国有叔向的故事，还有那赵氏从赵盾到赵武的大故事。在《左传》结集的时候，那个赵氏史话里还没有程婴公孙杵臼的成分，然而已很够热闹了。后来《史记·赵世家》里采取了那后起的程婴、公孙杵臼大故事，于是那个后起的史话也就成了正“史”的一部分了。
　　我们必须明白在孔子时代各国都有那些很流行，很动人的“文胜质”的“史话”，方才可以明白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一句话。“阙文”的史，就是那干燥无味的太史记录，例如“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类的史文，绝没有文采的藻饰，也没有添枝添叶的细腻情节。
　　《仪礼》八，《聘礼》有这一段：
　　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郑玄注，“史谓策祝”。）
　　这里的“辞多则史”，与论语“文胜质则史”，都是指古代民间流行的“史的平话”，是演义式的“史”。
　　这种“史的故事”，或“史的平话”，起源很古，古到一切民族的原始时代。商民族的史诗：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那是商民族的史的故事。周民族的史诗，说的更有声有色了：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
　　生民如何？
　　克禋克祀，以弗无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载震载夙，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
　　诞（诞有“当时”之意）弥厥月，
　　先生如达。（达是小羊）
　　不坼不副，无菑无害。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置之寒冰，鸟履翼之。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这是人类老祖宗爱讲爱听的“故事”，也就是“史”。这生民诗里已有很多的藻饰，已是“文胜质”的“史”了。
　　古代的传说里常提到“瞽，史”两种职业人。《国语》的《周语》里，召公有“瞽献典、史献书”的话，又说：“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周语》里，单襄公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很可能的是古代说故事的“史”，编唱“史诗”的“史”，也同后世说平话讲史的“负瞽盲翁”一样，往往是瞎子。他们当然不会做历史考据，止靠口授耳传，止靠记性与想象力，会编唱，会演说，他们编演的故事就是“史”，他们的职业也叫做“史”。
　　春秋时代以至战国时代各国的许多大规模的“史”的故事，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就是这些“瞽史”编唱出来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经过《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诸书的收采，居然成了历史了（我们不要忘了古代还有“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的传说）。中间虽然出了几个有批评眼光，有怀疑态度的大思想家，如孔子要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然而孔子自己说的尧舜，说的泰伯，也还不是传说里的故事吗？孟子自己大谈其舜的故事，象的故事，禹的故事，也还不是同“齐东野人之语”一样的“史”吗？
　　总之，古代流传的“史”，都是讲故事的瞽史编演出来的故事。东方西方都是这样。希腊文historia，拉丁文historia，也是故事，也是历史。古法文的estoire，英文的story与history，都是出于一个来源的。
　　（原载1958年12月15日台北某杂志）
　　◎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历史可有种种的看法，有唯心的，唯物的，唯人的，唯英雄的……各种看法，我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从文学方法的，文学的名词方面的，是要把它当作英雄传，英雄诗，英雄歌，一幕英雄剧，而且是一幕英雄悲剧来看。
　　民族主义是爱国的思想，英国有名的先哲曾说过：“一个国家要觉得它可爱时，是要看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否有可爱之点”，中国立国五千年，时时有西北的蛮族——匈奴、鲜卑……不断的侵入，可说是无时能够自主的，鸦片战争又经过百年，而更有最近空前的危急，在此不断的不光荣的失败历史中，有无光荣之点，它的失败是否可以原谅，在此失败当中，是否可得一教训。
　　这一出五千年的英雄悲剧，我们看见我们的老祖宗继续和环境奋斗，经过了种种失败与成功，在此连台戏中，有时叫我们高兴，有时叫我们着急，有时叫我们伤心叹气，有时叫我们掉泪悲泣，有时又叫我们看见一线光明，一线希望，一点安慰，有时又失败了，有时又小成功了，有时竟大失败了，这戏中的主人翁，是一位老英雄——中华——他的一生是长期的奋斗，吃尽了种种辛苦，经了种种磨难，好像姜子牙的三十六路伐西岐，刚刚平了一路，又来了一路，又好像唐三藏西天取经，经过了八十一大难，刚脱离了一难，又遭一难似的，这样继续不断奋斗，所以是一篇英雄剧，磨难太多，失败太惨，所以是一篇悲剧。
　　本来在中国的文字中——戏剧中、小说中，悲剧作品很少，即如《红楼梦》一书，原是一个悲剧，而好事者偏要作些圆梦、续梦、复梦等出来，硬要将林黛玉从棺材里拿起来和贾宝玉团圆，而认为以前的不满意，这真不知何故，或者他们觉得人类生活本来是悲剧的，历史是悲剧的，因此却在理想的文学中，故意来作一段团圆的喜剧。
　　在这老英雄悲剧中，我们把他分作几个剧目，先说到剧中的主人，主人是姓中名华——老中华，已如上述，舞台是“中国”，是一座破碎的舞台——穷中国，老天给我们祖宗的，实在不是地大物博，而是一块很穷的地方，金银矿是没有的，除东北黑龙江和西南的云贵一部分外，都是要用丝茶到外国去换的，煤铁古代是不需要的，土地虽称广阔，然可耕之地不过百分之二十，而丝毫无用的地却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的祖宗生下来，就是在困难中。
　　这剧的开始，要算商周，以前的不讲，据安阳发掘出来的成绩，商代民族活动区域，只有河南、山东、安徽的北部，河北、山西南部的一块，也许到辽宁一部，他们在此建设文化时，北狄、南蛮不断的混入，民族成了复杂的民族，在此环境之下，他们居然能唱一出大剧，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现在撇开了“跳加官”一类开台戏，专看后面的几幕大戏。
　　第一幕   老英雄建立大帝国      第二幕   老英雄受困两魔王      第三幕   老英雄死里逃生      第四幕   老英雄裹创奋斗      第五幕   老英雄病中困斗
　　第一幕   老英雄建立大帝国
　　中国有历史的时期自商周始，地域限于鲁豫，已如上述，在商代社会中迷信很发达，什么事情都问鬼，都要卜，如打猎、战争、祭祀、出门……事无大小，都要把龟甲或牛骨烧灰，看他的龟纹以定吉凶，在此结果，而发明了龟甲、牛骨原始象形的文字，这文字是很笨的图画，全不能表达抽象的意思，只能勉强记几个物事名词而已，在这正在建设文化的时候，西方的蛮族——周，侵犯过来了，他具强悍的天性，有农业的发明，不久把那很爱喝酒的、敬鬼的、文化较高的殷民族征服了，这一来，上面的——政治方面是属于周民族，下面的就是属于殷民族，二民族不断的奋斗：在上面的周民族很难征服下面的殷民族，孔子虽是殷人（宋国），至此很想建设一个现代文化，故曰“吾从周”，而周时，也有人见到两文化接触，致有民族之冲突，所以东方（淮水流域）派了周公去治理，南方（汉水流域）派了召公去治理，封建的基础，即于此时建设，但是北狄、南蛮在此政治之下经了长期的斗争，才将他们无数的小国家征服，把他们的文化同化，以后才成七个大国家，不久遂成一个大帝国。
　　至于文字方面，也是从龟甲上的，牛骨上的，不达意的文字，经过充分的奋斗，而变为后代的文字，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历史方面，都得着可以达意的记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周朝的时候，许多南蛮要想侵到北方来，北边的犬戎也要侵到南部去，酝酿几百年，犬戎居然占据了周地，再经几百年，南方也成了舞台的部分。
　　此时的建设期中，产生了一个“儒”的阶级，儒本是亡国的俘虏——遗老。他本是贵族阶级，是文化的保存者，亡国以后，他只得和人家打打官司，写写字，看看地，记记账，靠这类小本领混碗饭吃而已（根据《荀子》的《非十二子》篇），这班人——“儒”一出来，世界为之大变。因为他们是不抵抗者、是懦夫。我们从字义看，凡是和儒字同旁的字眼，都是弱的意思，如需（耎）字加车旁是软弱的輭（软）字，加心旁是懦字，加孑旁是孺字，是小孩子。他们是唱文戏的，但是力量很大，因为他们是文化传播者，是思想界。老子后世称他为道家，但他正是“儒”的阶级中之代表，他的哲学是儒的哲学，他的书中常把水打譬喻，因为水是最柔弱的，最不抵抗的，这就是儒的本身。他们一出，凡是唱武戏的，至此跟着唱起文戏来了，幸而在此当中，出来一个新派，这就是孔子，他的确不能谓之儒者，就是儒者也是“外江”派，他的主张是“杀身成仁”。他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这完全和老子相反。老子是信天的，主自然的，而新派孔子，是讲要作人的，且要智仁勇三者都发达，他是奋斗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他的精神。新派唱的虽也是文戏，但他们以“有教无类”打破一切阶段，所以后来产生孟子、荀子、弟子李斯、韩非。韩非虽然在政治上失败，而李斯却成了大功，造成了一个大帝国。（第一幕完）
　　第二幕   老英雄受困两魔王
　　不久汉朝兴起来了，一班杀猪的，屠狗的，当衙役的……起来建设了一个四百年的帝国，他们可说得上是有为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斗，则决不会有这四百年的帝国，但是基础究未稳固，而两个魔王就告来临！
　　第一个魔王——野蛮民族侵入。在汉朝崩溃的时候，夷狄——羌、匈奴、鲜卑都起来，将中国北部完全占领（300至600），造成江左偏安之局。
　　第二个魔王——印度文化输入。前一个魔王来临，使我们的生活野蛮化，后一个魔王来临，就是使我们宗教非人化。这印度文化侵略过来，在北面是自中央亚细亚而进，在南方是由海道而入，两路夹攻，整个的将中国文化征服。
　　原来中国儒家的学说是要宗亲——“孝”，要不亏其体，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将个人看得很重，而印度文化一来呢？他是“一切皆空”，根本不要作人，要作和尚，作罗汉——要“跳出三界”，将身体作牺牲！如烧手、烧臂、烧全身——人蜡烛，以献贡于药王师，这风气当时轰动了全国，自王公以至于庶人，同时迎佛骨——假造的骨头，也照样的轰动，这简直是将中国的文化完全野蛮化！非人化！（第二幕完）
　　第三幕   老英雄死里逃生
　　这三百年中——隋、唐时代是很艰难的奋斗，先把北方的野蛮民族来同化他，恢复了人的生活。在思想方面，将从前的智识，解放出来，在文学方面，充满了人间的乐趣，人的可爱，肉的可爱，极主张享乐主义，这于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中都可以看得出，故这次的文化可说是人的文化。再在宗教方面，发生了革命，出来了一个“禅”！禅就是站在佛的立场上以打倒佛的，主张无法无佛，“佛法在我”，而打倒一切的宗教障、仪式障、文字障，这都成功了。所以建设第二次帝国，建设人的文化和宗教革命，是老英雄死里逃生中三件大事实。（第三幕完）
　　第四幕   老英雄裹创奋斗
　　老英雄正在建设第三次文化的时候，北方的契丹、女真、金、元继续的侵过来了，这时老英雄已经是受了伤——精神上受了伤（可说是中了精神上的鸦片毒，因为印度有两种鸦片输到中国，一是精神上的鸦片烟——佛，一是真鸦片），受了千年的佛化，所以此时是裹创奋斗，然而竟也建立第三次大帝国——宋帝国，全国虽是已告统一，但身体究未复元，而仍然继续人的文化，推翻非人的文化（这段历史自汉至明，中国和欧洲人相同，宗教革命也是一样），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王荆公的变法，正与前“任重而道远”的学说相符合。
　　在唐代以前，北魏曾经辟过佛，反对过外国的文化，禁止胡服胡语即其例，但未见成功。而在唐代辟佛的，如韩愈，他曾说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三个大标语，这风气虽也行过几十年，但不久又恢复原状，然在这一次，却用了一种软工夫来抵制这非人的文化，本来是要以“人的政治”“人的法律”“人的财政”来抗住它的，但还怕药性过猛，病人受纳不起，所以司马光、二程等，主张无为，创设“新的哲学”“新的人生观”，在破书堆中找到一本一千七百几十个字的《大学》来打倒十二部大佛经，将此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来创造新的人的教育，新的哲学，新的人生观，这实在是老英雄裹创奋斗中的一个壮举。但到了蒙古一兴起，老英雄已筋疲力竭，实在不能抵抗了！（第四幕完）
　　第五幕   老英雄病中困斗
　　这位老英雄到明朝已经是由受创而得病了，他的病状呢？一是缠足，我们晓得在唐朝被称的小脚是六寸，到这时是三寸了，实在是可惊人！二是八股文章，三是鸦片由印度输入。这三种东西，使老英雄内外都得病症。
　　再有一宗，就是从前王荆公的秘诀已被人摒弃了，本来他的秘诀一是“有为”，一是“向外”，但一班的习静者，他们要将喜怒哀乐等，于静坐中思之，结果是无为，是无生气，而不能不使这老英雄在病中困斗。
　　清代的天下居然有二百余年，这实是程朱学说——君臣观念所致，因为此时的民族观念抵不住君臣的名分观念。不过老英雄在此当中，而仍有其成绩在，就是东北和西南的开辟，推广他的老文化。湖南在几十年前，在政治上占有极大势力，广东、广西于此时有学术上的大贡献，这都是老英雄在病中的功绩，他虽然在政治上失地位，然而在学术上却发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而成就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这种新的学术，是不主静而主动的，它的哲学是排除思想而求考据，考据一学发生，金石、历史、音韵，各方面都发达。顾亭林以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读“逼”字音，这实在具有科学之精神，不过在建设这“人的学术”当中，老英雄已经是老了，病了！
　　尾声
　　这老英雄的悲剧，一直到现在，仍是在奋斗中，他是从奋斗中滚爬出来，建设了人的文化，同化了许多蛮族，平了许多外患，同化了非人的文化，从一千余年奋斗到如今，实在是不易呀！这种的失败，可说是光荣的失败！在欧洲曾经和我们一样，欧洲过去的光荣，我们都具备着，但是欧洲毕竟是成功，这种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比他少了两样东西，就是少了一个大的和附带一个小的，大的是科学，小的是工业。我们素来是缺乏科学，文治教育看得太重，我们现在把孔子和其同时的亚里士多得、柏拉图来比一比，柏拉图是懂得数学的，“不懂数学的不要到他门下来”，亚里士多得同时是研究植物的，孔子较之，却未必然吧？与孟子同时的欧几里得，他的几何至今沿用，孟子未尝能如此吧？在清代讲汉学的时候，虽说是有科学的精神，却非加利莱用望远镜看天文，用显微镜看微菌，以及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可比。所以中西的不同，不自今日始，我们既明白了这个教训，比欧洲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努力就有了目标，我们这老英雄是奋斗的，希望我们以后给他一种奋斗的工具，那末，或者这出悲壮的英雄悲剧，能够成为一纯粹的英雄剧。
　　（本文为1932年l2月1日胡适在武汉大学的演讲，
　　收入1966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的《胡适选集》演讲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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