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爱你：自然选择与世界的返魅》作者莱文试图借助近30年达尔文研究中的进展，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及“优生学”、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等新旧科学隔离开来，表明它们实际上是“利用”了达尔文的理论。
　　莱文还试图通过对达尔文的生平和著作的文学解读，展现达尔文的内心世界，探讨他的热情、痛苦、美感和浪漫主义与他的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描绘出一位友善、温和，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寻找生活的慰藉和快乐的绅士。
　　“利用”这样的达尔文，莱文想唤醒读者对自然的情感和热爱，使他们感受到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让世俗化的物质时代重新充满某种崇高的、神秘的体验，也就是为世界“赋魅”。

　　乔治·莱文（George Levine，1931- ），1952年获纽约大学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罗格斯大学荣誉英语教授。撰写了大量有关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与文化的作品，尤其是有关达尔文及科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作品，代表作有《达尔文和小说家》（Darwin and the Nouelists）、《渴望知道——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的叙事和科学的认识论》（Dying to Know： Narrative and Scientfic Epistemology in Victorian England）、《小说的疆域》（The Boundaries of Fiction）和《现实主义、道德与世俗主义——有关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与科学的随笔》（Realism，Ethics and Secularism： Essays o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等。

序言
致谢

第一章 世俗的“返魅”
第二章 祛魅的达尔文
第三章 利用达尔文
第四章 一种现代用法：社会生物学
第五章 达尔文与痛苦：为什么科学使莎士比亚变得令人厌恶？
第六章 “如果是个漂亮女人，那就更完美了”：达尔文与性选择理论
第七章 一个更友善、更温和的达尔文
结语 这意味着什么？

注释

　　《统合》野心惊人，并且有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作为思想基础，但是它充其量也只是围绕达尔文产生出来的一部当代乌托邦作品。如果说达尔文对进步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而他创建的理论又允许追随者进行彻底的非进步解读，那么威尔逊就作出了进步主义的解读，从而抹平了达尔文与斯宾塞之间的差距。达尔文预见到，更深入的研究将照亮人类这种动物，威尔逊则沿着这条路线奔向了一种异想天开的科学成就。达尔文的论著提供了一种赋魅，这种魅力源于自然界中的复杂性、美与崇高；威尔逊呼应了达尔文这种态度，但他笔下那种有意识地取代宗教的终极赋魅，却是一种关于宇宙秩序的幻想（我们可以说，这种幻想是由衷的、热情的），在其中，达尔文的定律不再“乱七八糟”，而是体现了一个彻底统一、融合的世界。《统合》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对秩序的狂热追求。
　　在我看来，狂热、激情、信仰以及思想上巨大的跳跃和概括，使《统合》体现出一种惊人的帝国主义行为。它呼应了威尔逊之前很多人的乌托邦幻想，而且对其所提倡的那种野心勃勃的（实际上是世界历史性的）转变具有十足的信心，而那种转变很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虽然我对威尔逊及其在生物多样性方面（而不是在社会生物学领域）所做的工作持有最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他的抱负，与其说是对生物化未来的一种清楚明白、理性可信的勾勒，毋宁说是一种梦想，因而显得更为壮丽辉煌。这个梦想呈现出一种启发作用，它启发了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研究，也启发了丹尼特和平克的论证，并且比他们走得更远，承诺生物学将最终与文化直接相连。
　　不过，在结束这段讨论之前，我想回到这个问题：尽管社会生物学已经合乎情理地引起众多政治抵制，但它是否信奉人类生物化历史上那类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呢？德格勒（Carl Degler）指出，过去，“在人类行为中看到一种生物学影响”，就意味着给出了“一个不能做某事的理由”。因此，考虑到人类生物化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我们很难不去担心那些“有害的目的”。
　　威尔逊强烈的还原论倾向（他坚信随着我们进一步探讨并考虑文化问题中的生物决定因素，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显然不仅仅意在对事物当前的存在方式予以自然化。这是达尔文的扩展版——至少是达尔文思想中的一种。虽然威尔逊本人所拥护的似乎是保守主义（这部分是出于对其早期著作的强烈负面反响的回应）——很难理解，威尔逊在致谢部分提到金里奇（Newt Gingrich）还有什么别的用意（莫非这是威尔逊政治幼稚性的另一种体现？）——但这种联系肯定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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