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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研究文库·海疆卷】海丝路上的“布道者”: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西关系研究(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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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名称:【中国边疆研究文库·海疆卷】海丝路上的“布道者”: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西关系研究(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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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从书总序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海疆卷”(以下简称“海疆卷”)即将付梓并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聚合了16部专著的“海疆卷”不但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较大的突破并有所创新,而且一些专著还填补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多项不足。本丛书聚集了一批国内相关专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家、居于学术前沿的老中青学者,他们的或浸淫本研究领域多年或新意凸现的海疆海洋硏究著作,为本丛书的学术性与权威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丛书编辑缘起

  古代中国海洋事业经过秦汉至北宋数朝持续发展,逐渐走向良性循环,使得南宋、大元两朝不但造就了中国航海盛世,也将“中国帆船时代”推上了巅峰。可以说,自前汉以降的一千数百年时间里,中国海船的点点帆影、熠熠渔火曾长时间铺陈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程上,诉说着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及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但令人唏嘘的是,伴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具有朱元璋特质的明朝绝对君主专制体制也随之在中国登场,中国快速发展的海洋事业巨轮上被其强行地安上一个刹车装置,使得自前汉起挂帆远航,元朝达到鼎盛的中国帆船时代走到了尽头,帆破樯倾,逐渐退出世界海洋舞台的中心。朱元障得政权伊始,便迫不及待地实施了官府垄断经营海上贸易事业、民间百姓“片板不得下海”政策,并作为祖宗之法要求其子孙世代遵守。

  1402年,在明成祖朱棣打着“靖难”之名率领叛军攻占了南京并意欲篡夺其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之际,朱允炆却如人蒸发般下落不明。不消说,这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被清乾隆帝奉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简称患帝)的朱允炆自然成为篡位者朱棣挥之不去的噩梦。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朱棣“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于是,自1405年至1421年,朱棣先后6次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嗣后,朱棣之孙明宣宗朱瞻基于1430年派遣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对于朱棣祖孙屡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除了上述的欲探询朱允炆行踪并借此耀兵异域外,还有多种分析或揣度,但论者经过详细考察与探究,普遍认为此乃满足专制帝王个人私欲之举。因此之故,明廷只准官家航海,而对民间海上贸易乃至于渔业则以“渔人引倭为患”为借口,竟“禁片帆寸板不许下海”,而“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清廷入关后,虽然治国理念、政治体制及施策方式等均有所改弦更张,但“海禁”政策却始终是明规清随。官府垄断海上贸易利权而不允许臣民分一杯羹、为了维护朝廷绝对君主专制统治而不允许人民脱离土地、不管沿海人民多么贫困也不允许其脱离统治者视线,这是明清统治者所有施策的出发点。

  在有明一代至清中期近500年的时间里,中国私人海商因一方面始终遭受本国统治当局的限制或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则在明中叶以降遭遇西方殖民者一次次屠杀,或遭西方殖民者与明清朝廷联合挤压乃至屠杀,从而成为一群没有祖国的商人,只得艰难生存,难以健康发展。而明清官府垄断经营的海上贸易事业因各级官吏的无限度贪腐,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如此一来,自前汉起挂帆远航,到元朝达到鼎盛的中国帆船时代,先遭朱明专制皇权的毁灭性打击,再遇清廷的严厉镇压,最终将环中国海与北印度洋贸易及经营主导权拱手让给了西方殖民者。

  应该说,明清大陆性皇权势力经常凌驾于海洋性民间社会力量之上,阻遏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中国成为“大航海时代”的落伍者,其对中国海洋事业尤其是对中国海洋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今,一个新的划时代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上从容铺展: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东南亚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要求抓紧制定战略规划;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全面实施海洋战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旨在强调相关各国联合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主席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要方略,在相当长时间内,可视为我国对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长远决策。

  我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我国的经济核心区与近8亿人口集中在海上和沿海地带。如果说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着眼于贸易、交通,附带着引发文化与人员交流的话,那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则主要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促进海上通道互联互通,拉紧亚太国家相互间的利益纽带,为我国“全面实施海洋战略”鸣锣开道,最后达到“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所以,加强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想为中心的海洋问题的创新性理论研究是历史赋予学者的使命。

  与陆路边疆研究相比,国内对海疆海洋问题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力量相对较弱(只有数量不太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力量)。当然,确有不少冠有“××研究中心”“××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等名称并从事海疆海洋问题研究的单位,但多属于开放型研究机构,单位专职研究人员相对不多,成果暂时不太显著。至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国內虽有学者多年孜孜以求于此,但大都属于单兵作战,只有为数极少的高校拥有较大规模的研究团队。至于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整个学界正处于从诠释其意义到开始真正实施研究阶段,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院所开始重视该项研究事业并付诸行动,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投身于此。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各国家(地区)热烈响应,国内各省级政府更是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积极谋划,力图抓住这个决策带来的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红利。然而,实现“一带一路”设定的目标,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深度谋划,科学论证,稳步推进。时不我待,作为从事海陆边疆研究的学者更应积极应对,立足服务国家与时代需要,明确认识“一带一路”构想之于海疆海洋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祖国大陆(内地)与台港澳从事中国海疆海洋研究的学者,各展所长,其结晶便是这套“海疆卷”,并且入选了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在此之前已出版发行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之“初编”“二编”,曾入选201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共计100部图书于2015年年初顺利结项。该“海疆卷”实质上是“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之“三编”,故赓续前两编选题风格与撰写宗旨,深植于国家“全面实施海洋战略”与“一路一带”建设规划之中,所收专著紧扣国家特需主题。

  二、丛书撰写宗旨与选题范畴

  近年来,海疆海洋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及学界焦点,相关的出版物也多有涉及,各类专著各有不同侧重,但大多是从某一个角度和局部出发对海疆海洋问题进行挖掘。“海疆卷”旨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合多种产品,从较长时段历史趋向着眼,考察海洋文明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阐释海洋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揆诸近代以来人类海洋文明、海洋意识与海权思想对中国向近现代国家迈进过程中的多方面影响,本丛书撰写力图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探索海疆海洋问题,挖掘并赓续被明清两朝颠覆的中囯自己的传统海洋文化,汲取并消化近代以降英美囯家的海洋文明成果,以期构建今日中囯海洋文明框架。以上诸项乃本丛书希冀实现的编纂主旨和思考脉络。为此,本丛书拟从以下几个维度落实设定的编纂主旨: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梳理中国历代政府经略海洋、开发利用海洋与治理海疆的成败利钝;探索古代中国海洋文明的生成、隆盛与衰落过程及其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影响,进而研究2014年国家提出的“全面实施海洋战略”议题。与此同时,着重探究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列国对环中囯海的探查、利用、侵扰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揭示中国与周边国家海疆海洋争端问题的历史沿革、法理依据与我因应之策;探讨我海上邻国的海疆海洋政策及域外大国对环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政策等。

  总之,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决策、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全面实施海洋战略”以来,海疆海洋问题愈益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丛书便是该领域的添砖加瓦之作,尽管主编与各位作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囿于见识与学养,难免有不足不当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于今后再版时改正。


  于逢春 谨记

编辑推荐

  本丛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浙江省重点培育智库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学术支持与经费资助!是巨著《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系列的崭新成果,继承并发扬了传承历史、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文库精神!

  ★ 《海丝路上的“布道者”——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西关系研究(1552—1840)》被列入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的五年研究规划之中,且被纳入浙江省首批重点培养智库;

  ★ 《海丝路上的“布道者”——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西关系研究(1552—1840)》以传教士视角研究明清时期中西关系,涵盖人物和事件研究,是了解明清时期对外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内容简介

  本书以传教士为视角研究明清时期西方对华贸易及中西关系等问题。共有十个专题:葡萄牙早期遣华使团与传教士来华;传教士与明代中后期的“广州交易会”;澳门葡萄牙人与马尼拉西班牙人的早期关系;法国耶稣会士与法国商船首次来华贸易;服务于清廷的“技艺传教士”与清代广州口岸;马礼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马礼逊对泛广州十三行的记载;马礼逊与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马礼逊参与交涉的“伶仃岛事件”;商人奥立芬与美国早期对华传教。有人物研究,也有事件研究,跨越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列。

作者简介

  伍玉西,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广州史、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在《宗教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海交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30余篇论文,出版《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2部学术著作,完成1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和多项省厅级科研项目,获广东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承担《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史》等多门本科课程教学,以及1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

  于逢春,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与边疆史地。系“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构建者、是国内较早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构筑民族国家的研究者之一。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等国家·级项目7项。代表性论著有《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等。

目录

第一章 葡萄牙早期遣华使团与传教士来华

第二章 传教士与明代中后期的“广州交易会”

第三章 澳门与马尼拉关系的开始——1579-1584年间自马尼拉赴澳门的西班牙人

第四章 耶稣会士与法国对华贸易的开始

第五章 技艺传教士与清代广州口岸

第六章 马礼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系

第七章 马礼逊笔下的泛广州十三行地区

第八章 马礼逊与中英早期的官方交往——以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为中心

第九章 鸦片战争前英国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破坏——以“伶仃岛事件”为中心的研究

第十章 商人奥立芬与美国早期对华传教

参考文献

本书后记

编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葡萄牙早期遣华使与传教上来华

  中葡两国间的官方接触是以葡萄牙遣使来华的方式开始的,在中葡交往的最初50年里(1513-1563年),葡萄牙共向明代中国遣使三次,这三次分别是1517年的皮雷斯(Tomé pires)使团、1552年的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使团和1563年的戈依斯(Gil de Góis)使团。在西班牙与葡萄牙进行海外扩张时期,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是与殖民者的军事征服、经济掠夺同步进行的。根据1494年《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对西葡两国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受罗马教皇的委托,葡萄牙国王在广大东印度地区负有“保教”的责任,因此葡萄牙政府旨在与中国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的遣使活动与天主教对华传教必然会联系在一起。本章依据相关史料,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证。

  一、皮雷斯使团与传教士踏上中国土地

  15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开始了海外扩张。1488年,迪亚士发现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开辟了西欧通往东方的新航路。随后几十年,葡萄牙人通过武力和欺诈手段,控制了印度洋上的贸易,建立了一条从亚洲到里斯本的以香料贸易为中心的东印度商路。1505年,葡萄牙在科钦建立殖民政权,1530年把首府迁到果阿,由印度总督(副王)代表葡萄牙国王在这里进行统治。1534年,教廷设立果阿主教区,统辖从好望角到远东的宗教事务。与此同时,葡萄牙人的脚步逐渐向中国靠近,1511年攻占了东西洋交通要道满剌加(马六甲),随后控制了香料生产地马鲁古群岛。1513年(明正德八年),在中国贩海私商的引导下,葡萄牙人来到珠江口外的屯门岛,与那里的中国走私商人进行贸易活动。

  那时的中国处于朱明王朝的统治之下。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确立了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即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他的后世子孙遵守祖宗成法,不敢轻言废除。但由于海禁和朝贡贸易都损害国家经济,海禁使大批濒海小民失去生计,朝贡贸易更是损己利人,因此各朝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有所差异,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进入正德朝(1506-1521年),海禁有所松动,私人海外贸易悄悄进行,朝贡贸易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市舶司开始对贡舶附带的番货收税,中国海商混杂其间,中外贸易很是活跃。葡萄牙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

  1515年春,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Dom Manuel Ⅰ)派遣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东方去“发现中国”,并要求他选择一名对东方情况比较熟悉的葡萄牙人作为国王特使,把他护送到中国。葡印总督选定了葡萄牙王室派到东方的医药官托梅·皮雷斯为特使。1516年4月,费尔南的舰队载着皮雷斯等人从科钦出发,前往中国。皮雷斯此行的使命是:“到中国觐见中国皇帝,要求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除特使本人外,使团的随行人员有23人,其中有6名葡萄牙人、5名译员,其他12人为仆役。使团在东南亚有长时间的耽搁,1517年8月15日抵屯门,9月底到达广州城下,声称“佛郎机国”(葡萄牙)遣使前来进贡。虽然“佛郎机国”为《大明会典》所未载,但使团经过努力还是得到了进京许可,并于1520年1月北上。但当明朝官员获知了“佛郎机”的种种劣迹后,最终于1521年拒绝了葡萄牙的入贡请求,且囚禁其使臣。与此同时,明军驱逐了盘踞在屯门岛上的葡萄牙海盗商人,并于1522年(嘉靖元年)取得了“西草湾之战”的胜利。中葡交恶,皮雷斯使团以完败告终。

  葡萄牙此次出使纯为商业目的,旨在谋求与明政府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在广东官府的一封函件中可以得到证明。广东相关官员根据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的书信内容及葡萄牙人的口头请求,写有一封公函,由特使带往北京。这封函件称,葡萄牙人“申请在广州获得一所房子作为商站”,没有提及传教问题。在使团随行人员之一的克里斯托万·维耶拉(Cristóvao Vieira)提供的使团人员名单中,也不见传教士的踪影。使团与天主教之间的唯一关联或许是把《圣经》带到了中国。时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接待过这班“佛郎机”,他在《静虚斋惜阴录》描述他们说:

  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状,……头目常看书,取而视之,乃佛经也。

  这个时期的西方人不可能读佛经,他们常带在身边随时翻阅的应是《圣经》。“头目”很可能是指皮雷斯,这位好学的药剂师博文广见,著有《东方概要》。

  不过,仍有迹象表明,在皮雷斯出使中国期间,天主教传教士已经踏上了明代中国的土地。1519年至1521年年间,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连续向远东派出武装舰队,一方面接特使皮雷斯回国,另一方面试图在中国沿海建立要塞和贸易据点,以开辟远东至欧洲的商业航线。费尔南之弟西蒙·安特拉德(Symao Andrade)等海盗商人来到屯门岛后,在那里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官民的愤怒。1521年6月至9月,明军在备倭官海道副使汪铉的指挥下,驱逐了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是为“屯门之役”。在这次战役中,明军打死了一位姓梅尔古良(Mergulhao)的葡萄牙神父。维耶拉在广州狱中写道:

  在暹罗的姓梅尔古良的神甫于1521年来此。迪奥戈·卡尔沃停泊在贸易岛港内时,华人对他发动了进攻,……乘他们无防备将他们夺取,然后带到南头。他们的奴隶及货物被夺去。他们受了伤。梅尔古良神甫阵亡。

  梅尔古良应是有据可查的最早来到明代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可惜他气运不佳,刚到中国就被打死。1522年8月,明水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海域打败了由末儿丁·甫思·多·灭儿(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率领的葡萄牙武装舰队,在这次海战中,又有一名葡萄牙“神职人员”丧生。

  葡萄牙人没能与明朝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在武力上又敌不过明军,只得进行走私贸易。嘉靖初年,广东海禁甚严,他们就转往海禁相对松弛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与那里的中国海商进行商贸活动。据葡萄牙籍多明我会士克鲁斯(Gaspard da cruz)在1570年出版的《中国志》介绍,那些违禁到海外经商的中国人把葡萄牙人引到了宁波,“因为那一带地方没有带墙的城镇和村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人开始在宁波附近的海岛上过冬,建立起相对固定的走私贸易据点。在这些据点中,最为著名的是宁波诸港之一的双屿港。双屿港位于现在舟山市普陀区的六橫岛,据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renao Mendes Pinto)在他著名的《远游记》中的记载:到1542年时,葡萄牙人在岛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官及各级官吏,建立了医院和慈善堂;居民达3000人,其中葡萄牙人有1200人,其余是各国的天主教徒。他还提到,岛上有六七座教堂,其中“无染受孕圣母堂”是主堂,有8个教士,1位名叫埃斯特万·诺格伊拉(Estévao Nogueira)的代理主教。他还讲了这样一件事,1542年5月14日,一支由146人组成的葡萄牙冒险队乘坐两条快船,从双屿港出发,到一个叫卡伦普卢伊(Calempluy)的中国岛屿劫掠,这支队伍中也有一位神父。很多学者对平托的这些记载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远游记》“不过是一部长篇冒险故事罢了”。但汤开建先生通过仔细考证后认为,“平托《远游记》中反映的关于双屿港历史事实的主干内容均与中文记载相合”,虽不排除在叙事时“对某些细节的夸大及对个别情节的杜撰”,但就“主要内容而言,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汤先生还根据朱纨《甓余杂集》中“将双屿贼建天妃宫十余间”焚烧尽绝的记载,认为中国海商不可能在这个小岛上建这么多的天妃宫,有些应是葡萄牙人建立的天主教堂,即平托所言的“六七座教堂”。由此看来,西方传教士来到双屿港,并在此建立教堂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皮雷斯遭广东政府拘禁后下落不明,给西方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平托在《远游记》中就讲了一个关于他的故事:皮雷斯出使中国失败后,被中国逮捕、流放,之后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把她发展进教。平托声称自己还见过皮雷斯的女儿,她叫依内斯·德·莱里亚(Inez de Leiria),据她介绍:

  (她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一直过着基督教徒的生活。他们还洗礼了许多当地人,该城[指邳州(Sampitay)——本书作者注]中至今仍还有三百余名教徒。每逢星期日都集合在她家中习礼教义。

  平托所说的这些很值得怀疑。个别中国人因商业或因其他原因,由葡萄牙人发展进教是有可能的,但在嘉靖时期有这么多内地的中国人集体皈依天主,只能说明平托在编故事。

  ……

  • 著者伍玉西
  • 编者于逢春
  •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ISBN9787531699743
  • 版次1
  • 包装平装
  • 出版时间2019-09-01
  • 用纸胶版纸
  • 页数312
  •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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