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序言

　　军政制度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保障统治的基本制度，卫所制度是明代军事制度的主体。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从京师到州县皆设有卫所，《明史》记载：“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有明一代，卫所因各种政治经济条件或裁撤或增设，数量虽然时有变动，但作为基本军事单位，遍布于帝国版图内。在明代卫所体制下，卫所的人口户籍、生计模式、生活方式和管理制度相对独立，成为不属于州县系统管辖的空间单元。卫所人群也在防卫中相互协作，在生活中彼此互助，形成稳固的地域团体。明凊易代，大部分卫所虽然被裁撤，但卫所作为“制度遗产”演变成地方家族构建、人群整合、地域联盟的空间基础和合法化依据。如顾诚先生指出的：“卫所就军事职能而言，自明中期就已严重削弱……清入关代明以后，卫所的军事性质基本消失，但作为一种与州县类似的地理单位却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学界已从军政制度和行政地理等角度就卫所的“军事政区”的特质展开深入探讨，在制度的静态构造分析上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不过，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专门就政治史研究提及“会通着”研究制度的要点，他说：“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做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钱穆先生提出“配合当时的史事”的研究制度，也可以理解为赵世瑜先生所说的“社会史的视角”，如他在《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中指出：“当我们在进行区域社会的田野调查时，特别是在搜集和阅读大量民间文献时，却常常发现明代卫所、军户制，不仅在明代，即使到晚清时期还能看到它的影响。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关注这一制度在明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制度对社会的作用内涵也如郑振满先生在《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对“社会机制”的精辟论述：“所谓‘社会机制’问题，你能够看到它在时间上的变化，也能够看到它在地域上的差别，但是你要从很实际的资料进入，而不是从明史、清史那些很制度化的规定入手，如果你只看到那些制度，你一定会上当……明代和清代基本上是稳定的，它有一些很高明的东西，或者说很‘高级’的政治智慧，我们就要把这样一些内在的道理说出来。每个地方、不同时期可能都会不断有变化、有调整，其中有无数的社会谈判的过程，无数的权力转移的过程，有无数的新的制度的创新，这些不是可以用一二句话就能说清楚，或者可以简单定性的。”

　　“政治智慧”有多种表现形式，郑振满先生以乡族为例，就社会机制中的谈判、转移、创新等进程提炼出的“授权”理念，宋怡明（MichaelSzonyi）教授在《被管制的艺术：帝制晚期中国的日常政治》中运用的“套利”（arbitrage）概念，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当然，这些对明清国家政治智慧的总结都是通过田野工作的实证研究而获得的，由此形成方法论反思有利于理解明清时期的“国家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要逐渐摆脱静态的制度研究中出现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架构，而应转向“制度与生活”的整体性的研究范式，诚如刘志伟先生所言：“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接受近年来一些学者不时会提到的所谓‘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把国家和社会看成两个不同的对象，虽然都会说研究的是它们之间的互动和渗透，但前提都是将其视为对立的实体。其实，在传统中国，王朝国家与社会并不是分离的，更不是对立的。或者可以更直接地说，在中国的王朝统治下，不存在一个我们在近代欧洲看到的那种与国家对立的社会。由于没有合适的概念，我们在讨论中国王朝历史时，也不得不借用‘社会’这个概念，但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识到这个社会是王朝体系的一部分，其中当然包括很多所谓‘民间’的东西。……所以，要理解王朝的国家秩序，不能只到紫禁城里边去找，它就存在于百姓的世界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研究小规模的地区，研究民间下层的社会，当然一方面对我们理解作为整体和政治实体的国家是有帮助的，但不是因为我研究的对象有所谓的典型性，而是因为我在地方和民间社会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国家的权力、国家的秩序、国家的观念，也就是国家存在的方式。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能够发展出认识国家的一种方法，或者一种思路，甚至是建立某种具有范式性意义的研究逻辑。”

　　宫凌海在博士论文修改完毕并付梓出版之际，嘱我作序，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责无旁贷。宫凌海以“明清温州地区卫所体制”为博士论文选题，是我给他的命题作文。在前面转述各位先辈的宏论，意在指出宫凌海的研究取向的学术渊源。温州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永嘉盐场，历史上，此地属温州府永嘉县一至五都，方志载“以濒海故，尽占籍为灶，隶永嘉场”，因此也称为“永嘉场”，简称为“永场”，后来谐变为“永强”，现已经演变为“龙湾区”。在我自小生活的地域空间内，宁村千户所离我所居的三都普门与寺前街只有几里之隔，近在咫尺。但在我的儿时记忆中，除了“百家姓”的特征外，就是宁村城隍庙的“抬佛”仪式。温州卫所进入我的学术视野始于2005年。当时，我陪同科大卫、萧凤霞、蔡志祥、陈春声、刘志伟、赵世瑜、郑振满、鲁西奇、张小也、吴滔、谢湜等来到温州开展田野调查，原因是嘉靖时期首倡大礼议的张璁是我家先祖。大家在张氏一品家庙与普门村活动后，到周边的永昌堡、宁村所等地考察。在宁村所得到了乡老的热情接待，宁村所的城隍庙后殿摆开了二十多种谱牒，供我们翻阅。此行结束后，在诸位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了“家乡历史”的研究历程。明初温州设有温州卫、磐石卫、金乡卫，确立了滨海地域的统治秩序，给地方社会带来了新动力。宁村所属于磐石卫，与永嘉场关系密切，因此温州卫所制度的演变纳入了我的研究计划。此时，厦大历史系2004级的林昌丈同学选我为本科论文导师。他是苍南舥艚人，金乡卫属于苍南县，他具有田野调查的便利条件，于是我建议他进行金乡卫的研究。2008年，他以《明清温州金乡卫军户地方化略论》为题撰写了毕业论文，该文经鲁西奇教授指导修订，2009年正式发表于《历史地理论丛》，题为《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成为第一篇研究温州卫所的学术论文，至今仍具较高引用率。2008年夏天，我们还以温州卫所为主题展开一次较为深入的田野考察。此行由郑振满、宋怡明、陈瑞赞、林昌丈和我调查了永昌堡、宁村所、蒲岐所、金乡卫、蒲壮所，我们对卫所制度在沿海地区的推行过程与历史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后来宋怡明教授在《被管制的艺术：帝制晚期中国的日常政治》一书中论及了永昌堡王氏家族与军户制度的关系。

　　2012年9月，宫凌海从温州大学考入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基于他在硕士阶段对明清浙江兵制的研究基础，入学伊始，我就与其商议，将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为明清温州卫所研究。不过，把研究设想转化实证研究并非易事。在此过程中，宫凌海需要调整知识结构，补足理论短板，还要学习历史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收集、整理、解读民间历史文献。幸运的是，此时我主持“温州海洋历史文化调查与研究”“明清帝国体系与东南滨海地域社会”等课题，参与吴松弟教授主持的"温州通史”的专题史编撰工作。宫凌海与朱新屋、杨换宇、万来志、方勇骏、董丽琼、呂俊昌、陈显露、戴丹琦、谢丹琳等同学共同参与其中。我们在张卫中等地方学者的帮助下，开展了多次田野工作，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此后，宫凌海独立开展田野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通过三年的反复讨论和修改，2015年9月，宫凌海完成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申请到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的博士后工作站继续深造，于逢春教授为其合作导师。在于逢春教授的帮助下，宫凌海修改完善博士论文，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现以《明清浙江海防体制与地方互动——以温州卫所为中心》为名出版。综观全书，可以看到他沿着前人的思路展开了较为有效的研究工作。

　　首先，书稿以“国家的地域内化”为核心命题讨论明清温州地区的卫所、海防与地方变迁的关系，呈现明清国家体制在东南滨海地区的确立与演变的复杂面貌，有助于深入理解明清滨海地域社会的独特进程和明清国家制度的多重面向。我们在博士生进行论文写作时，常常会问，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你的博士论文。宫凌海确立的研究主题沿袭郑振满先生的“国家内在于社会”而来，这与近年来一些学者将“制度性权力”和“内生性演化”相结合来说明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机制”属于同一思路。宫凌海在书中认为，卫所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动员、控制与管理的一种方式，但制度展开并非自上而下的单向推进，而是各种力量与国家制度的动态博弈，既有自下而上的回应，也有横向要素之间的纠缠。国家制度从文本转为实践，就是它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被利用、被改造与被重塑的过程，这是日常政治的基本面貌，也体现了历史主体——人的能动逻辑。刘志伟先生在《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中谈及：“制度的历史情境和实践形态，也只有通过人的行为才能解释，制度史也需要追求形而下之理。”从宫凌海的关注点'而言，他也在尽量寻找“形而下之理”的内涵。他认为，卫所制度的“地域内化”就是国家机能的日常生活化。

　　其次，就史学立场而言，史学论著的问题意识、理论假设和方法论运用都离不开系统史料基础以及由此实施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在“形而下之理”的探索过程中，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和在地阅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是历史人类学所提倡的“田野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宫凌海在这点上付出了辛勤的工作，他开展了多次田野调查工作，收集了诸如谱牒、碑铭和宗教科仪等民间文献，观察了卫所神明的祭祀活动并开展了口述访谈，在此过程中，他初步形成了田野中有效解读文献的能力。应该说，这种能力对宫凌海完成博士论文帮助甚大，不仅可以让他以在地观点解读文献以及以当地人思维理解文献，还可以让他由此考察制度在民间日常生活的落地生根和现实延续。可以说，田野和文献搭建而成的“活的历史”不仅可以启迪研究者展开想象的翅膀，而且也让研究对象尽可能地自我呈现，并向深度意义脉络延展。

　　第三，依托田野而进行区域研究或个案研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就个案论个案”，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应该说，在写作过程中，宫凌海对此有所警觉。他以蒲岐所、海安所、金乡卫为三个案例对卫所人群进行长时段比较，以此论述温州区域内不同卫所的演化路径。与此同时，他将社区历程与大历史的转变节点相联系，以此捕捉卫所体制承载和关联的要素的互动关系。如明清之际，卫所军户作为军事制度和身份制度的消失，并不代表它们的历史作用的消失。卫城人群借助卫所的政治资源拓展的生计模式，非卫所人群得以借助卫所符号而参与地方社会权力的分割。尤其他也关注到了卫城信仰的文化合成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个案分析的整体史意义。此举如渠敬东教授在《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中指出的，“由仪式生活促成的‘事件化’与由外部因素激发的‘事件化’相比，更能深入杜会构成的内源性机制，更能体现出历史积淀而成的那些内在机理，这里发现所谓地方性知识'甚至是更具普遍性的文明传统的路径”。

　　一篇博士论文能回答的问题是很有限的，对照前人的研究思路，书稿仍有可继续改进之处。比如作者受制于社会科学理论素养的不足，书稿缺少概念化提升的力度，还无法以精准语词来凝练“国家的地域内化”的进程。另外，由于语言等条件的限制，在磐石卫的田野工作不够充分，一定程度影响了分析卫所群体参与明清之际军事拉锯的深度。2018年春节，我们参与了蒲城“拔五更”仪式。午夜时分，满城近两万清一色的成年男性随着东、西晏公在大街小巷中奔跑而呐喊；抢杠之际，围观者中的渔民就冲到队伍中，奋力抢夺晏公身上的红布和抬轿的竹杠。我们发现，学术书写面对着如此生动而富有激情的场景，显得不那么真切，甚至有些苍白。如果说，历史是切入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把自己与大地贴得更近一些。草成此序，与凌海共勉。

　　张侃于2019年3月

　　本丛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浙江省重点培育智库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学术支持与经费资助！是巨著《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系列的崭新成果，继承并发扬了传承历史、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文库精神！

　　★ 作者亲入当地，调查并了解相关正史、政书、方志、文集、族谱、档案材料，令本书每一句话都有理可依，有史可循；

　　★ 历史系博士著书，导师作序，书中所研卫所“永嘉盐场”为其故乡。学术的渊源，文化的积淀，历史的变迁，均凝结为本书的智慧；

　　★ 书中大量史料引用，既反映了明清时期温州地区老百姓的生活百态，也为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很多思考与借鉴。

　　本书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初步厘清了明清温州地区卫所体制的变迁过程，揭示卫所制度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实际运作情形以及对于地方社会的意义。概以言之，卫所制度对于滨海地域社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有明一代，卫所制度在地方社会中充当着一种“制度资源”的角色；进入清代，卫所体制作为“制度遗产”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历史演进；伴随着历史车轮的行进，“卫所”逐渐积淀成卫城人群的“共同记忆”。卫所体制在东南沿海的推行，不仅确立了王朝国家在滨海地域的统治秩序，同时带给了区域开放新的发展动力，改变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节奏。

　　宫凌海（1987- ），安徽马鞍山人，201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获中国史博士学位。2015-2017年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任博士后研究人员。现为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史与经济史。

　　于逢春，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与边疆史地。系“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构建者、是国内较早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构筑民族国家的研究者之一。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等国家·级项目7项。代表性论著有《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等。

序章

第一章 明初温州卫所体系与地方控制

第一节 宋元滨海豪民与地方秩序

第二节 温州卫设置与地方戡乱

第三节 海氛不宁与建立备倭卫所

第四节 海防体系与海洋控制

本章小结

第二章 明代中后期温州卫所体制的地方转化

第一节 卫所军户的初步地方化

第二节 府县官员干预卫所事务

第三节 卫所制度颓坏与地方军事化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清代裁撤卫所与地方格局

第一节 温州卫所的裁撤、调整与保留

第二节 卫城人群生计的多元拓展

第三节 金乡卫宗族社会的形成

第四节 蒲门所非军户家族的权力建构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卫城的文化塑造与地方认同

第一节 地方教育的文化网络

第二节 卫所志书的文化标识

第三节 卫城信仰的文化合成

本章小结

结章

参考文献

本书后记

编后记

　　序章

　　一、学术史综述

　　有明一代，军队与军事活动在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明初各类人户中，军户的数量占到了人口的1/5，“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明代军事制度的核心是卫所制度，它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明史·兵志》总结为：“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即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都司卫所作为与驻扎地有密切关系的组织体系，管理上独立于民政系统，与地方州县形成“犬牙相制”的空间格局，并且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在物理空间上建有卫城、所城及其他军事设施，而因屯田独立设置的耕作区和垦殖区，也有别于普通民众的居住地。可见，卫所体系所延伸的诸多空间均形成了多元而独立的地理单元。与此同时，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卫所作为基层军事实体，初期以世袭军户为主，后来就有各种人群的介入或者军户人群的分化，成为拥有不同身份的人群集合体，成为基层的社会经济实体。粗略而论，卫所制度涉及了国家版图、疆域管理、军事建制、财政支出、屯田征用、人口迁徙、军舍安置等，已不单单是军制史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了社会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进入清代，卫所虽经裁撤，人口并入地方系统，但其部分制度依然保留并发挥长期作用，成为地方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卫所制度作为明清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外学界予以了极大关注，并有大量学术成果产生。

　　于志嘉、张金奎、赵明、邓庆平等人对卫所制度的研究成果已有较为详细的综述。如于志嘉分“卫所制度（附京营、边防、海防）”“军屯制度（附军饷）”“军户制度（附民壮、募兵、家丁、武官世袭）”等予以梳理；张金奎则分为“明初军制”“卫所与军屯”“军户制度”“中后期军制变化”四个专题予以总结；相比较而言，邓庆平在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到地域差异和清代演变等内容，分“军事制度”“行政区划与地理单位”“区域性的卫所研究”“清代卫所的演变”等进行评述。从学术史的书写方式而言，专题列举式展开是其中一种模式。其实，学术研究持续探讨和议题深化，离不开其所处的学术大环境，学术思潮或社会思潮、中外学界的交流对话、不同学科的借鉴程度以及新史料的发现与公布，都会影响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史回顾作用还展现一个学术命题如何从一粒种子长成为一棵大树的过程。有树必有年轮，因此以历时性维度由表及里剖析学术命题的传承和延展，也是一种学术史的书写模式，而在其中也隐含着总结和反思，乃至于批判性重构。在前人已有学术总结的基础上，本书为了比较明确定位重点，将以“学术年轮”的方式对以往学术成果进行回顾。

　　（一）从边疆史地到制度研究肇始

　　20世纪初，卫所研究获得开端，这与近代中国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关联，起因于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辽东半岛及南满铁路租借权，为了解东北历史与地理，1908年，任满铁社长的后藤新平委托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在东京满铁分社设置“满铁地理历史调査部”，他们1913年刊行了《满洲地理历史调查报告》。后来调查部撤销后，东京大学文学部继续进行满洲历史地理调查研究，一个特殊的课题——“满洲学”由此形成，并直接促成了日本东洋史的繁荣。在这个群体中，东京大学东洋史科的骨干如稻叶岩吉（君山）、箭内亘、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等均参与其中，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进行考证。东北史地研究离不开对明代卫所建制的分析。1914年，箭内亘对东北地区奴儿干都司属卫——兀良哈三卫的考证，后来由和田清继续研究，鸳渊一、园田一龟、旗田巍等人则研究建州三卫，稻叶岩吉辨析了辽东铁岭卫位置和地点°，后来鸟居龙藏还对奴儿干都司进行了考察与研究。

　　面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感到压力，如黑白学会（日本学者）谓：“研深察几，几于东北之一草一木，靡不洞识，搜藏宏富，著述浩繁，国人视之，瞳乎其后矣。”出于爱国热情，不少知名学者也积极从事东北边疆史地研究，相继推出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等重要著述。其中，孟森先生最早在卫所制度上开始相应研究，对建州卫进行了考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界震惊于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开始反思国家对边疆治理政策之缺陷和措施之失当。面对日本抛出的“‘满洲’非中国领土”的论调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日本学者数十年来对中国边疆地区有目的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学者深切感受到学理的缺失。历史地理为实证之学，也是忧患之学。明清以来，每逢边地危机之时，舆地之学即勃兴。1934年2月，《禹贡》半月刊创办，顾颉刚在发刊词中说：“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我们原有的……《禹贡》列在书经，人所共读，但是没有幽州，东北只尽于碣石，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以为中国的东北境地确是如此的了。不搜集材料作实际的查勘，单读几篇极简单的经书，就注定了他的毕生的地理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这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在此号召之下，《禹贡》学人以沿革地理重构边疆认识，其中张维华等人集中以辽东诸卫为对象，考证设置年代及地点。也有学者对西北卫所进行了考证。

　　《禹贡》半月刊的重要人物——谭其骧没有参与到东北卫所的具体考证研究中，但他着眼于历史地理中的政区划分，以《明史·地理志》全面论述明代都司卫所的制度特质。他在1935年发表的《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中说：“置卫所以统辖军伍，设都司以掌一方军政，其初本与地方区划不相关。洪武初或罢废边境州县，即以州县之任责诸都司卫所，后复循此例，置都司卫所于未尝设州县之地，于是此种都司卫所遂兼理军民政，而成为地方区划矣。”他将实土卫所视为地方行政区划，为后来的卫所制度研究另辟蹊径。

　　20世纪30年代，经过学界对“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的批评与反思，“新史学”也由务虚转为求实，由“树大旗、喊口号”回归学术本位，其中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实践尤为突出。对于卫所研究而言，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研究是吴晗等人的成果。1934年5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的一群年轻史学家组成“史学研究会”，成员有吴晗、梁方仲、汤象龙、夏鼐、罗尔纲、谷霁光、孙毓棠、朱庆永、刘隽、罗玉东。他们的目标是改变旧史学体系和研究方法，认为产生完整的历史著作，必须从专题入手分工研究，因此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后改名为《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与史学研究会出版创办的天津《益世报·史学》和《中央日报·史学》两个双周副刊为阵地发表论文，在兵制、赋役制度、关税、盐政、厘金等方面有卓越贡献。

　　吴晗因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引人注目，他利用当时尚未刊行的史料——藏于北平图书馆善本库的《明实录》抄本以及朝鲜的《李朝实录》，对明史中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卫所制度。1936年，他发表了《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主要内容是考察军户来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分析明代军卫法以及军兵逃亡、卫所制度兴衰的原因。1937年，他又发表了《明代的军兵》，梳理了明代卫所军户、军电制、勾军、清军及募兵制的发展情况，阐述了明代“军”与“兵”的关系，同时结合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了京军与卫军的废弛、募兵的兴起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吴晗的研究虽然还是概论性的，但相较于边疆史地的考证性研究，涉及了军屯、军户、边防政策、边镇经济以及军事与财政等制度性问题，指明了研究方向，也开启了后人的思路。

　　解毓才的《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稍晚于吴晗，该文全面阐述卫所制度，即从卫所成立在历史上的意义、卫所编制、卫所类别、卫所军饷的来源、卫所的衰落五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卫所的制度渊源、组织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说明，特别是将卫所制度与元代禁卫军制联系，使研究推向一个较长的历史维度。与吴晗研究有所不同的是，解文立足于制度本身的解读，以说明明承元制的渊源。除此之外，解文着眼于卫所制度和公权力的关系，旨在说明卫所维系着公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此时，日本学界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明史研究，以清水泰次的成绩最著。川越泰博后来说，“战前几乎等于清水泰次一人开拓了明代研究的各个领域”。清水泰次的主要切入点在于社会经济史，他致力于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特别将军屯视为土地制度的重要环节，由此延伸到与卫所有密切关系的军屯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清水泰次的土地制度研究很早受到中国学界注意，比如1929年天津《益世报》的学术周刊就翻译了他的《明初开垦与庄田发生》，此后他的军屯研究也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在其影响下，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卫所屯田、屯垦制度的研究，比如万国鼎撰写了《明代屯田考》，孙媛贞发表了《明代屯田制度研究》，将屯田区分为军屯、民屯、商屯，并且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经济制度分析。后来，王崇武先生对屯田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制度梳理。日本学者对明代兵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山崎清一的《明代兵制の研究》以制度为中心，提纲挈领地对整个军制进行分门别类地说明，勾勒了军制的演变轮廓。铃木正则对明代士兵来源有所涉猎。

　　值得注意的是，辅仁大学的张鸿翔和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厘等人开始注意到《武职选簿》，利用选簿中的资料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君约则注意明清卫所沿袭关系，如对清代卫所沿革的梳理最早也较为全面，该文利用清代会典资料，参酌其他文献，大体勾画了清代各卫所的演变轨迹，并对清代卫所归并的形式作初步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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