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引起了国内对于“再工业化”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实际上，在国际范围内这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再工业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联邦德国鲁尔地区、法国洛林地区、美国五大湖地区和日本九州地区等重工业基地曾出现过以复苏老工业基地为特征的“再工业化”提案或主张。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推出并引起很大争议的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再工业化”热潮，这一阶段不仅激发了学术界对“再工业化”问题的极大兴趣，还引起了产业界的激烈争论，并推动智库的深入研究，成为1980年总统大选时候选人精心组织和设计的热词。虽然竞选获胜后的罗纳德·里根政府并没有将执政政策明确为“再工业化”政策，但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20世纪80年代就是美国的“再工业化”阶段。因此，本书从美国两次“再工业化”比较视角展开研究，探讨美国两次“再工业化”的政策背景、学术思潮、政策措施和政策效果，试图厘清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工业化一“去工业化”一“再工业化”路径之间的规律性。本书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展开研究，认为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又到“再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技术范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看似对立的发展历程却是发达国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能力，执掌全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主动权的过程。
　　本书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第一，从工业化发展理论和世界范围内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实践可以看出，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发展路径。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都在重复这一路径，只是不同国家进入某个阶段的时间、停留在某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不同。这是本书第一章研究的内容。
　　第一章主要围绕着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三个问题展开。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化进程呈现代际性特征，“去工业化”表现为同步性，“再工业化”显示同期性迹象。工业化进程的代际性是伴随工业革命的推进而形成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第一代工业化国家，第二代工业化国家的法国、美国、德国受益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三代工业化国家的日本和苏联同样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背景下形成的，亚洲“四小龙”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是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下成为第四代工业化经济体的。“去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与进入经济全球化的顺序有关，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全球化历程，几乎同步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相继融入全球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自此出现“去工业化”迹象。“再工业化”同期性特征是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几乎同时出台了“再工业化”口号或政策，一个共同的根据是反思经济全球化的弊端、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促使经济从虚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发达国家同期出现的“再工业化”政策既是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改变的结果，也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消费使然，更是关注地球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
　　第二，美国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再工业化”实践的研究，这是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研究内容。
　　第二章围绕着“再工业化”政策背景、思潮、政策及其效果展开，重点分析四个问题。一是关于“再工业化”政策背景的研究。两次石油危机的相继爆发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等因素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来自日本、联邦德国的经济挑战以及国内严重的“滞胀”和老工业基地衰退极大削弱了美国的经济竞争能力，成为20世纪80年代“再工业化”的政策背景。二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工业化”问题争论的分歧异常激烈，始终没有达成共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再工业化”概念充斥美国学术界，而对于要不要实施“再工业化”，如何实施“再工业化”，“再工业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等问题争论不休，产业界对“再工业化”更是针锋相对，传统产业积极拥护而高科技产业强烈反对，政府的智库则从竞争力的角度解读“再工业化”，1980年总统候选人更是从赢得选票角度诠释“再工业化”。三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是否存在“再工业化”政策。虽然里根在竞选时期为了获得中西部地区选票特别提出了复苏传统制造业的“再工业化”主张，但在入驻白宫后庞大的《经济复兴计划》及其他的经济政策中，却再没有使用“再工业化”一词，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国这一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再工业化”政策，而众多文献证实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再工业化”政策，这是一个兼有危机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聚合体，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减税、放松监管和削减政府支出以及促进科技发展举措对美国产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是否产生了预期效果。从统计数据来看，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出现了制造业短暂恢复的现象，之后加速了“去工业化”进程，即制造业就业和产值占比双双下降。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去工业化”加剧现象主要源于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所引发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或工序分工加快了美国企业的离岸化经营和外包，将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工序外包给劳动力成本（或其他要素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使不具备传统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单个要素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美国国内则专注于研发创新和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形成了全球价值链模式。这一模式对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看似是双赢的，但从美国经济社会整体考虑，却带来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下降和制造业根基的损毁，甚至使一些优势产业走向消亡，这又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再工业化”政策的主要原因。简单总结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工业化”政策不能见效的原因是具“地利”、缺“人和”及“天不时”。客观地说，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具备实施“再工业化”政策的现实环境，而由于各界对“再工业化”政策没能达成任何共识，缺少“人和”，同时跨国公司以降低成本为主旨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为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堤内损失，堤外补”，就是所谓的“天不时”。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引起了国内对于“再工业化”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实际上，在国际范围内这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再工业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联邦德国鲁尔地区、法国洛林地区、美国五大湖地区和日本九州地区等重工业基地曾出现过以复苏老工业基地为特征的“再工业化”提案或主张。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推出并引起很大争议的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再工业化”热潮，这一阶段不仅激发了学术界对“再工业化”问题的极大兴趣，还引起了产业界的激烈争论，并推动智库的深入研究，成为1980年总统大选时候选人精心组织和设计的热词。虽然竞选获胜后的罗纳德·里根政府并没有将执政政策明确为“再工业化”政策，但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20世纪80年代就是美国的“再工业化”阶段。因此，本书从美国两次“再工业化”比较视角展开研究，探讨美国两次“再工业化”的政策背景、学术思潮、政策措施和政策效果，试图厘清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路径之间的规律性。本书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展开研究，认为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又到“再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技术范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看似对立的发展历程却是发达国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能力，执掌全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主动权的过程。

裴桂芬：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经济学院教授，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获得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三等奖2项，在《求是》、《世界经济》、《日本学刊》、《世界经济与政治》、《日本证券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专著5部，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和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理事。

第一章 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变迁
第一节 工业化变迁及其相关理论
第二节 “去工业化”进程及理论基础
第三节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其理论分析

第二章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及其效果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工业化”政策背景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工业化”思潮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及与“再工业化”政策的关系
第四节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效果

第三章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三大工业区“再工业化”实践
第一节 美国三大工业区经济发展历程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三大工业区的经济政策措施
第三节 美国三大工业区“再工业化”政策效果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及其效果
第一节 美国金融危机后“再工业化”政策背景
第二节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思潮
第三节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的政策措施
第四节 美国金融危机后“再工业化”政策效果

第五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实践及其成效
第一节 美国企业回流及其局限性
第二节 “选择美国”计划与美国吸引外资
第三节 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及其运用

第六章 美国金融危机后“再工业化”对中国经济和制造业的影响
第一节 美国“再工业化”后的中美贸易投资格局
第二节 基于增加值的中美制造业贸易格局
第三节 美国“再工业化”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变化

第七章 美国“再工业化”政策下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
第一节 创新引领中国制造业发展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及战略选择
第三节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