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有两千名女战士参加了长征，但是她们在这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中的经历却鲜为人知。杨海伦女士的《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一书通过22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所口述的历史，讲述了在彻底打败国民党之前红军所进行六千英里的从撤退走向胜利的传奇故事。《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除了讲述女战们的长征经历之外，还着重揭示在二十世纪前半叶贫穷落后的中国的女性的社会地位。

　　杨·海伦（Hefen Praeger Young），现居美国加州，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代妇女史和跨文化研究。曾于1979年到1992年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1995年到北京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并在美国加州帮助建联合国妇女组织。2002年在柏林参加第一届中国妇女问题欧洲论坛，论文《从民国时期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妇女》2005年以中文和英文发表。

导言
第一章  长征路上的新生儿
一、蹇先任和贺龙的婚礼
二、长征开始了，孩子何去何从
三、孩子突然生病了
四、草地、团聚、临产
第二章  革命者，母亲
一、陈琮英和任弼时的爱情故事
二、血雨腥风中的孩子
三、挺着大肚子爬雪山
四、远征、远方、远远
第三章  红小鬼
一、童年印象
二、红军来了
三、被清除出红军队伍
四、小鬼，快跟上
五、战友啊，战友……
六、红军不相信眼泪
第四章  从士兵到医生
一、出走的大家闺秀
二、长征中的医护学校
第五章  我们为什么要参军
一、“党就是我的家”
二、“我怎么能解放自己”
第六章  女战士们的工作
一、谁说女子不如男
二、女人的天性
第七章  红一方面军的女战士
一、通往瑞金的道路
二、长征开始了
三、不爱男人只爱枪
四、最困难的时候
第八章  未走完长征路的女红军
一、“你这个小鬼还活着”
二、战士、囚犯、保姆、老师
三、“宁愿死也不愿意当你的老婆”
结论
采访注释
后记

　　本书除了运用女战士们自身的语言讲述了她们在长征中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冒险外，敏锐的读者还可以从书中发现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比如退伍女战士们各自不同的军旅生涯，已经消逝的农村日常生活的场景，关于是否缠足在家庭中所引发的斗争，以及在中国集体文化氛围中集体与个人、男女之间巨大的差异与鸿沟。
　　——美国《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杂志

　　杨女士的大作记述了那些参加过长征——这一至今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史诗——的女战士的经历与回忆，既丰富又改变了我们关于长征的许多看法。通过了解这些女战士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对长征有了更为丰富的、更为人性的、更加可信的理解。本人强烈推荐此书。
　　——著名汉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范力沛（Lyman Van Slyke）

　　一、陈琮英和任弼时的爱情故事
　　陈琮英出生于湖南，是位于华南的内陆省份。湖南因为它独特的战略位置，通过水路北连古老的首都、南连广州，在中国政治和军事历史上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湖南自近代以来声名远扬，它是毛泽东的故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湖南的省会长沙以其重视教育而闻名全国，在20世纪初期，长沙成了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诞生的摇篮。中国人说湖南人的脾气和他们爱吃的辣椒一样热烈，意志坚定得有些顽固，同时他们思想开明，愿意接受外来的思想。正因如此，为何许多早期中共的领导人，包括陈琮英的丈夫都来自湖南，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1903年1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出生十年之后，陈琮英出生在湖南新桥一个贫苦的家庭里。在她还不到一岁时，妈妈就去世了。她的父亲远在800英里外的北京当私塾老师。尽管她父亲的家庭也很穷，但显然她的祖父还是有充足的财力，可以不用靠她父亲的收入来养活她们母女。
　　陈琮英的家庭想让她从小就缠足，有一双“三寸金莲”。中国女人之所以缠足，因为又小又弯的脚被认为是性感的，而且因缠足而摇摇晃晃的走路姿势也被认为是很诱人的。但是近代学者发现了缠足这一在中国流传数世纪之久的古老习俗更为实际的作用。缠过足的女儿意味着受人尊重，能嫁到有钱的好人家。同时也让她们的丈夫相信自己的妻子不会走远。大概在陈琮英六岁的时候，家里的女人把她的脚趾掰到脚底，并用布紧紧地缠起来。可她为了走路舒服，在脚还没有太弯时，就自己剪断了缠脚布。80年后她告诉我们：“但是，我的脚已经有些变形弯曲了。”剪掉缠脚布后，陈琮英就成了新式的现代主义者了——是“脚的解放者”，她笑着说到。
　　湖南素以盛产读书人而闻名，而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读书人”通常是指“受过教育的男子”。和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女孩一样，陈琮英没上过学。“我的兄弟们都上了高中，他们能读书，我却不能。我待在家里擦地、洗衣服、看小孩。”
　　母亲去世后，父亲又常年不在家，琮英和当时许多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从一家搬到另一家。她一直由婶婶照顾到八九岁，后来又由她的嫂子照看，她说自己常受虐待。尽管她不愿详细讲，我们仍能推测出她成了家里的替罪羊：遭打骂、挨饥受饿，没日没夜地干活。她在另外的地方讲到，后来嫂子离开了陈家，回到了自己父母那里。一个女人回到娘家生活在当时的社会是遭人耻笑的、很少见的事情。
　　当陈琮英12岁时，又被送到了姓任的家里。她还是婴儿时便许给任家了。当时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家里因为养活不了所有的孩子，就经常把女孩卖掉或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有时女孩子还是婴儿时便被送人，有时要等长大些后再送。最糟糕的是，这些小姑娘实际上是别人家的奴仆。最幸运的也不过是家里地位最低的一个成员。陈琮英的父亲和任家的主人商定，把她许配给任家的一个儿子。她到任家和到亲戚家差不多，因为原先的姻亲关系使两家关系非常密切，真诚相待。所以，据她说，任家并不叫她童养媳。
　　当琮英还住在嫂子家时，任弼时就常来串门。任弼时比她小一两岁，他有时藏到房顶，希望在她出门晾衣服时看到她，或者陪她聊聊天。两人从这时起培养起来的相互同情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一直相伴终身。陈琮英当时并不知道任弼时就是她要嫁的任家的儿子。父母不需要向孩子解释他们所包办的婚姻，他们只希望子女服从。因为子女的婚姻是整个家庭的事情，关系到整个家庭的福祉。
　　任家是读书人家，世代以教书为职业，满清被推翻后因连年的军阀混战，给任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除了政治原因外，中国家庭的财产会由于以下几个因素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发生急剧的变化。自然灾害、经济形势的变化，加上由于家中子孙众多，又没有长子继承制的传统，这些因素都会削弱整个家庭的财富。传统上所有的儿子都和父母住在一起，并分享土地和财产。除非每个孩子都能增加他所占的份额，否则不断扩展的家庭就会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轻而易举地变得贫穷。
　　陈琮英在任家住了大概一年，直到她父亲去世。这时她已经知道任家实在太穷了，她不愿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觉得自己必须离开。她不能再回自己的娘家了，因为嫂子已经不在了。她决定到长沙去打工。她形容自己当时非常强烈的独立愿望时称：“我只是想给自己找碗饭吃”。她特意强调称，当时没有别人影响她的决定，完全是她自己做主的，那时她才14岁。
　　在长沙，她和一家做袜子的老板处得不错，她说服那家人让她留下来打工，并答应将薪水的一部分代付学徒的费用。她在这家规模很小的制袜厂缝制袜子前面的脚趾。
　　这个时候，任弼时正在长沙第一师范的附属高小学习，也是毛泽东曾经就读的学校。当时任弼时就是因为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开始关注政治，参加革命的。也许是她住在任家的时候，已经对与任弼时订婚的事情有所了解，她从自己微薄的收人中出钱帮助任弼时交学费。她对这件事解释说：“我对他有某种感情。”尽管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忙着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很少见面。偶尔，他们会到陈琮英一个堂弟开的纸铺见个面，后来他们成为地下党后，这里成了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地点。
　　当任弼时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俄语的时候，琮英还继续资助她未婚夫。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弼时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时，琮英还给他寄钱。
　　“任弼时从来不和我谈论革命，即便是他到苏联给我写信时也这样。”陈琮英说，“我现在还留着一些当时的信件。”
　　陈琮英21岁时，离开了那家制袜厂去学习。“我不能读书、写字很不好”，她解释说。她报名上了一所长沙的私人职业学校，这所学校也是五六年前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进步学校中的一所。
　　琮英和她的同学早晨学习，下午就在一家服装厂勤工俭学养活自己。她们挤在上下铺的宿舍，自己做衣服，在工厂干活儿挣些零用钱。她说，生活对她来说并不是非常艰难，她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高兴。
　　1924年，任弼时在莫斯科完成学业后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当俄语教师。他刚从苏联回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下属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和在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如周恩来等并肩工作。在1926年，当时陈琮英23岁，任弼时比她小一两岁，任弼时准备和她结婚，把她接到上海。但是，就在她准备离开长沙时，任弼时突然接到通知要到北京开一个特殊的会议。
　　任弼时已经让一位朋友把琮英带到上海。结婚的计划突然被上级通知要去另一个城市开会的命令所打断，这似乎预示着这对革命伴侣以后的生活方式。这对年轻夫妇听从革命工作的安排，没有举行复杂的婚礼仪式。就在前一年，当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时，他们就在朋友和同志中树立了婚礼从简的榜样，没有按照传统的婚礼举行繁琐的仪式和宴请。邓颖超是这样描述她的婚礼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婚礼仪式，只是邀请了我们的朋友前来庆祝。我们承诺互爱、互敬、互助，彼此鼓励、互相安慰、体谅对方，相互信任和理解”。
　　当陈琮英和任弼时结婚时，“我们只是举起酒杯，相互祝福而已。”琮英说。因为任弼时在大学里有一份固定的薪水，他们邀请了一些同志来聚餐，还照了一张结婚照。他们虽然举行了革命的婚礼，但在感情方面很传统：任弼时不像其他早年就参加共产党的年轻革命者，他很高兴与父母为他包办的妻子结婚。他们自幼青梅竹马所养成的互爱互敬的感情基础非常牢固，终身未变。任弼时没有像别人那样把她送回家，与其家人一起生活，而是将她留在身边，带着她一起从事革命工作。
　　虽然陈琮英用自己在制袜厂微薄的收入资助任弼时读书，但是她当时并没有倾向革命，直到在职业学校上学以后，她才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她说：“我只知道听从他的领导，因为我觉得无论他干什么都是正确的”。她在职业学校学习时才明白：“革命就意味着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自从她开始为党做地下工作后，她的理解就更加深刻了。她说在上海对她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不是任弼时，而是和她一起工作的受过教育的女同事。
　　陈琮英和任弼时结婚一年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共两党不稳定合作的大革命终于走到了尽头，所有的年轻党员都遭受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北伐军挥师北上，要从政治和军事上统一全国。当军队到达上海时，城里的共产党已经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帮助国民党夺取了政权。国民党军队进入了上海后，却开始镇压昔日的盟友，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这一事件标志着大革命的结束和白色恐怖的开始，共产党成了非法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活动。陈琮英成为一名情报交通员，负责把秘密文件和消息传给党员同志们。尽管她在职业学校时没有学会写字，但她还是能看明白地址，确保准确送到。她不断地变换装束和公开的身份，以避免引起国民党及其隋报人员的怀疑。在一些场合她穿着西式服装，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她要穿传统的高领旗袍。她有时手上挎着一个小提包，看上去像个家庭妇女；有时拿着放杂物的竹篮，好像是个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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