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岁春间，陈俱奉其先德叔常先生篆刻遗蜕来，请为序，余与叔常先生相知深，不容辞。
叔常先生为闽县螺洲陈宝琛侄孙，澂秋馆藏古铜币、古封泥，历经研摩，成印癖。余识叔常先生于福州，屋数间，有园可涉，未为隘。平居治印抄书，至老不倦，品高行端方，有古之正人风。
其治印也，尚秦汉，又非十分矩   于秦汉者，喜作小印，愈小愈佳，印篆则取资籀文、鉥文及缪篆，无一字无所本，尤不屑以偏旁凑为一字，其审慎有若此；章法茂密不局促，均匀有风致，俱见雍容冲和，其严谨有若此；奏刀重平实，柔而不弱，锋芒全敛，其质朴有若此。叔常正人也，“印如其人”有是哉。册中姓名印，多为学者、词人、书画家刻者，有仿元人风格暨八分字入印一二，是偶作非所长也。
叔常尝手抄历代印谱序跋，积数百篇，辄谓如斯文章，间虽出自非篆刻家手笔，但其说理论艺，不无中肯处，有或篆刻家所不能道出刀笔真谛者，藉用参究，备述作，未可谓无补。致力之勤，委非他人所及，是以交亲知之者，多赞赏焉。
夫名家篆刻，大都胎息秦汉印，然复各有新意，绝不作欹斜颠倒，甚或丑怪体态，缘知其工力所在，非徒守成，盖更善于用拙。于今作者，多好时趋，便欲破秦汉藩篱，胆识固可嘉，奈不解学养何。妄揣其处心积虑，似从赵宧光之草篆正者偏、藏者露、静者躁、庄者佻、舒者促、敛者肆诸如此类获启迪，以为可以自立门户，创古今未有之奇，俾览者茫然不知所谓，亦从而竞相仿效，几成时尚，殊不知宧光草篆未百年而迹熄，未闻有谁称道。余举斯例，比诸篆刻新创，容或未当，惜乎不能起亡友而商讨之。序成，诵刘长卿“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诗句，不禁感喟系之矣。

一九九一年辛未小雪潘主兰序

陈叔常、陈俱父子出自螺江陈氏，系出名门，家学深厚，在篆刻方面颇有所得。此次在对旧版《陈叔常印存》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将《陈叔常印存》《陈俱印存》二者合编，读者得以一览陈氏父子在篆刻艺术方面的成就。同时，从陈叔常、陈俱印章中也可遇见许多熟悉的名字，这些印章可以成为研治福建地方文史、中国近代人物等领域的线索和资料，有“文史互证”之效。

本书所录系陈叔常、陈俱父子所创作之印章600余枚。陈氏父子为福州螺江陈氏后裔，诗礼传家，累世簪缨，底蕴深厚，于印学一道多有所得，并与吴适、陈子奋、何振岱、林仲易、沈祖牟、潘主兰等文艺界名家多有交往。陈叔常于周秦小鉥用力尤深，能吸取其神髓，治印端庄清丽，雅淡有致，其事迹曾入林乾良《福建印人传》（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陈俱得家学熏冶，业余篆刻治印，多年累积，已有一家气韵。此次将陈氏父子二人印章结集为《陈叔常印存（外一种）》出版，于螺江陈氏家族可谓一大盛事，亦有助于促进新时期以来印章艺术的繁荣局面。

陈叔常（1910—1976），原名经，以字行。福州市郊螺洲镇人。陈宝琛侄孙。专攻篆刻，治印端庄清丽，雅淡有致。陈俱，1927年生，陈叔常之子，其母为晚清名臣沈葆桢孙女沈师箴。翻译家。曾任福建省科协副主任。翻译并出版美国学者庞百腾《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19世纪美国汉学家卫三畏所著《中国总论》。

序  潘主兰

陈叔常其人

谈印章艺术  陈叔常

陈叔常治印润格  何振岱代订

陈叔常印存

陈俱印存                                                                                                                                                                                                                                                                
 陈俱学篆刻

附录一  陈叔常自制印章展板

附录二  陈子奋与陈叔常篆刻交往钤印留存

跋  陈绛

谈印章艺术
陈叔常
印章为中国独特的民族形式的传统艺术，它除了实用的价值以外，还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远在上古时期就有印章。古书《周礼》记载：“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之座。”至于苏秦佩六国相印，秦始皇制传国玺，这些史实是我们所熟悉的。可见印章相传应用到现在，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随着历史的推移，印章的用途，由帝王的国玺，官吏的官印，推广应用到私人的私章。它起先是“执而取信，或以为佩”，又用以“封检”。清末出土的古代封泥，与我们所有的火漆印，是相类似的。以后用蜡代替青泥、紫泥。元明拓印有朱记、墨记的分别。至于油硃印泥制造尤妙，上好的能够久不变色。
印文的内容，除了姓名以外，有表字印、卑称印、启事印、吉语印、肖形图案印等，这些都是汉魏六朝以前所创造的。到了唐代，李泌的端居室印，为斋堂馆阁印的开端。别号印、收藏印、鉴赏印相继产生。宋贾似道模仿古代吉语印，把成语入印，明清之间，这种风气很盛。至于花押印，也是宋代所创，元代大为风行，又因蒙人多不认得汉篆，并有参以蒙文，又好像把蒙文来代替花押字。元代的官印多用蒙文，清代以汉满二种文字并用。
古代印章，既然有了那样优美的风格，到底是什么人所刻？是良工，还是文人？罗振玉认为是出于工匠之手，他说：“古拙自然，意趣不失，有非后世士夫所能模拟，乃时世使然，晋嵇叔夜自为锻工，戴安道手镌郑主碑，士夫始兼擅良工之业。”张治如的见解更为确当，他说：“醇古朴茂，近乎自然。……古之良工，即古之文人，不必强为区别。”黄宾虹也说：“刀笔之用，其在三代，多属文臣，故能尺寸之间圆转自如，治勒攻坚，以成绝艺。”这是汉以前的情况。魏晋以还，印风衰退。诚如沙孟海所说，当时官印的制作，“如江河日下”，“毫无艺术意致，还侥幸民间的私印不与它同化。”
元代吾邱衍、赵子昂、钱舜举等，擅长文艺，提倡自刻印章。吾邱衍所著《学古篇》，更是专为刻印而作。此后刻印艺术日趋盛行，在我国艺林中可以与书画相辉映。许多文艺工作者也都懂得篆刻的理论，懂得如何欣尝印章艺术，有的还直接从事篆刻创作，鲁迅先生说过：“篆刻虽华夏所独，而其理极通于绘事。”又说：“如印人刻印一样，可以成为创作。”正是因为能够在那方寸之中，用各种的笔法和刀法，来表现各种不同的体裁和格调，而成为我国独特的艺术创作。在使用汉字的日本等国也同样受到重视。
随着时代的推移，篆刻艺术各有不同的面目和风格。近代*突出的，就是皖、浙两大派。浙阳刚而皖阴柔。好像书法和绘画之有南北二宗。派别虽然不同，而每个印章都要讲求篆法、章法和刀法。有了好的篆法和章法，没有配合好的刀法，固然不可；同样的，有了好的刀法，如没有好的篆法和章法，也是不行的。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可偏废。与绘画书法一样，要注意气韵，才能给人们以生活的美感，才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近代印人赵次闲，为西泠八家之一，他的作品过于着重刀法，所以觉华老人何元锡评它：“所刻合作甚少。盖印之所贵者文，文之不贯，印于何有！不究心于篆而徒事刀法，惑也。”赵之谦也说：“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以赵次闲的成就，还有这些毛病，我们更当引以为戒。仁和徐竹堂说得好：“铁笔虽雕虫小技，然必须先识篆法，笔法、章法，而后纵之以刀。”沈野在他所著的《笔谈》中也说：“每作一印，先以章法字法，往复踌躇至眉睫间……然后下刀。”
印章艺术，同其他艺术一样，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前代遗留下来有关刻印的资料，以及许多不同流派的作品，各家有各家的精神面貌，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风气格调，这些丰富的遗产可以启示途径，引导我们如何去探讨、学习。清朝乾嘉时期的杰出印人邓石如，运用写字的方法来刻印，浑穆自然，赵?叔说他“书从印入，印从书出”，是很有道理的。道咸以后，出土的古器物鉥印很多，使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赵之谦、黄牧甫，近师邓石如，出入浙皖，把刀法笔法揉合在一起，远又取材古代金石文字，融汇贯通，所以他们的作品能够如此丰富多彩。吴昌硕所刻更为苍劲奇肆，魄力宏大，力矫各派轻佻纤巧的毛病，其中神味直接来自秦汉鉥印，而又有独特的创造。齐白石刻印，师承赵之谦、吴昌硕，又能戛戛独造，它的章法妙处尤在于“疎处可走马，密处不通风”。这位人民艺术家自称“诸艺以刻印为*”，确实造诣过人。
古人对印章的研究功力虽深，然而他们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不特缺乏实物资料如钟鼎古鉥等，就是谱录也难以找到（*早的印谱是宋代《宣和印谱》，可惜早就不传了。明代宝鼎斋所出的也名为《宣和印史》）。所以他们的学习过程是相当艰难的，以致有的拘拘于门户之见，有的少所见多所怪，知其一不知其二，比如，古鉥印大半作朱文，而甘旸在《印章集说》里却说：“朱文印上古原无，始于六朝。”可见当时所见有限。文字原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三代古鉥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周代钟鼎文多能相合，秦统一文字，摹印为秦书八体之一，汉以缪篆摹印，屈曲缜密，变化万方。有的刻印家墨守于《说文》，就是由于不懂文字源流变迁的缘故。叶持伯一首绝句说得好：“西京缪篆*矜奇，增损那移总合宜。墨守偏旁拘点画，可怜未睹汉官仪。”有些固执的人们好像道学先生，一看到新奇的创作便以为万万不可，对于赵凡夫创草篆，宋比玉以隶体入印，就大惊小怪地喊了起来，说什么“寒山（指赵凡夫）草篆终堪议，休论莆田（指宋比玉）杂八分”，“爱奇竞道翻新样，古法终嫌尽扫除”。其实，赵凡夫极力发掘两汉遗制，而且有所创造，对印章艺术起着推动的作用。有人公允地指出，赵的草篆“别立门户，自成一家”，“豪迈过人之气不可磨灭”。至于隶书入印，谱录中早已有之，并非自宋比玉始。把以宋为代表的莆田派（也称闽派）说成是“野狐禅”是毫无道理的。闽派如江皜臣、吴平子、练元素、蓝公漪、陶石公、魏伯建、林晋白等，承继徽派之后，在大江南北是有相当声誉的，他们的作品为人们所珍重。勇于创新，开拓新路，是艺术进步所不可少的；为此奉献出自己心血的艺术家，值得我们的学习和纪念。各立门户，互相排挤，文人相轻的旧习是会阻碍进步和发展的。我们应当虚心学习，取长补短，才符合新社会的新风气。

作于一九五八年

原载《福建乡土》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