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先秦诗文史》能够重印，先要感谢中华书局的雅爱，还有经常给予我各种帮助的马燕同志。《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载》、《先秦诗文史》，是我五年徜徉于先秦的学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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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诗文史》所论范围从广义来说，也是这片人类文明初开、万事万物尚还活泼可喜、车未同轨书未同文的非大一统天地，与两部《诗经》著述一样，都是“《诗》意”地展示了这一时期的人文气象--扬之水论罢《诗经》又来写《先秦诗文史》，并非偶然，乃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属于先秦社会、文学的研究课题，共同组成她有意识地构筑的一个带个人化色彩的精神世界；她近年选择这个研究课题、构筑这个精神世界，是一种情结，更是一番心意：体现着对文明源头的眷恋、爱惜，并由此关注到我们曾经有过而终于消逝了的美好。

    第一章 朴素之文
    《尚书》
    《尚书》名义，孔颖达依汉儒旧义，以为是上古之书的意思，即所谓“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尚书正义》）。不过“尚书”之名始见于伏生的《尚书大传》，先秦典籍凡引《尚书》，只称《书》，而不云“尚书”，则它至少是到了西汉方始通行。
    《书》原有百篇，经历始皇焚书之祸，曾一度湮灭，汉初解除禁令，搜集得二十九篇，遂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定，称作《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孔子故宅的坏壁中发现了用古文字写录的《尚书》，与今文者相比照，不同在于多出十六篇，因把它称作《古文尚书》。这十六篇后来亡佚，晋人乃伪作《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复从《今文尚书》中析出五篇，得五十八篇之数。此五十八篇本自是流传千余年，至宋人方始怀疑，明代郝敬和梅鷟即已认为是伪书，经清人阎若璩悉心考订，揭明其中作伪之迹，遂成定谳。如此，《尚书》中确实可信为上古文献者，实为汉初搜集到的二十九篇。当然晋人之作伪，并非全无根据，就史的意义而论，其中也保存了若干真实的材料；但就文的一面说来，这一部分文字风格显然与《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大不相同，那么讨论上古文章，自当以二十九篇中的文字为限。
    《汉书，艺文志》叙“春秋”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若然，则《尚书》可以算作记言之文。不过《书》中的篇章并不全是记言，如《禹贡》，通篇记述九州岛山川贡献，全没有记言的文字。又如《尧典》、《金滕》、《顾命》等，虽记言，却兼记事，乃至以记事为主，因此所谓“言为《尚书》”，当是相对于《春秋》之记事的一个大略的划分。
    《书》中所记之言，其文体则略有《誓》与《诰》与《命》的分别。约束于军中者，曰《誓》，如《甘誓》、《汤誓》、《牧誓》。又申儆于国人及臣下者亦为誓，如《秦誓》。《誓》，便是当时的讲辞。告于臣下及国人者曰《诰》，如《康诰》、《洛诰》。即不以“诰”名篇的，如《梓材》、《多方》，依其内容，亦当为《诰》之属。《命》则是任命之令辞，如《文侯之命》。《书》之记言，与记事之文相同，使用的也是通行于当时的书面语。而当时的口语与文语是分开的，《汉书，艺文志》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所谓“立具”，即叱嗟立办，发之为言，当为口语，至用文字记录下来，则为文言，即用文雅之辞来替代口语之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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