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

（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1、国学泰斗饶宗颐主编。饶宗颐先生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者，史贯通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他垂暮之年领衔香港、台湾、大陆、海外7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5年编写、导读、注释，倾力打造“中信国学大典”这套值得信赖的经典国学读本，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绝唱”。

2、丛书编写阵容强大。除饶宗颐主编，还包括陈万雄、陈耀南、陈鼓应、单周尧、李焯芬、郑培凯等组成强大的学术主创团队，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海外70余位专家学者。编写队伍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具国际视野及现代眼光，保证了整套书的编写质量，深化和提升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学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3、完整性强。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55种，分50册出版，是一套囊括国学完整主题的国学读本，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

4、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有影响、具代表性、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每一部作品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精选较有阅读价值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读者可以买得起、读得起。

5、注重导读功能。每一部经典都有一篇总体导读，同时还有对所选分篇（节）的导读。除了介绍相关作品、内容等基本情况，注重将中国经典放置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和思想的普世价值，以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人的距离。

6、通俗易懂。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帮助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思想，并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和生活启示。

7、帮助青少年培养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及语文学习能力，积极应对高考语文改革。2018年教育部发布新课标，提出凝练学科核心素养，并加强中华传统教育；古诗文背诵篇目数量增加，“课内外读物建议” 古典文化经典著作阅读要求增加，覆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中信国学大典”这套书所选书目包含“读物建议”涉及的所有内容，且编写质量高、导读注释知识含量大、通俗易懂，适合青少年阅读使用。

8、馈赠佳品、传世国学典藏。双色印刷，装帧典雅，用纸考究，附全彩阅读指南，具收藏价值。是一套可以赠送亲朋好友，也可传世收藏的国学典藏；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家庭，都需要有这样的一套藏书。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内容则力求通俗易懂，结合现实生活，挖掘古代经典的当代意义，拉近经典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汉书》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商君书》所谈及的治国原则、策略与方法，与现代管理亦有相通之处。虽然主要着墨于国家事务，面向的读者对象却不限于帝王。书中涉及的政府立法、行政等，对于执法官员也是适用的，可厘清管治的内涵，以实现有效管理。阅读《商君书》既可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管理思维和整个管理体系在国家政治中的落实。

导读及译注  梁万如

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副总监、人文及语言学部主管、高级讲师，任教现代中文传意、现当代文学作品欣赏、创意中文写作等科程。研究与兴趣涉及中国思想、佛教思想、文学与佛教等课程。

《商君书》导读

更法第一 030

垦令第二 042

农战第三 068

去强第四 085

说民第五 104

算地第六 118

开塞第七 134

壹言第八 147

错法第九 154

战法第十 161

立本第十一 168

兵守第十二 171

靳令第十三 177

修权第十四 187

徕民第十五 194

刑约第十六 206

赏刑第十七 207

画策第十八 219

境内第十九 234

弱民第二十 246

御盗第二十一 258

外内第二十二 259

君臣第二十三 264

禁使第二十四 270

慎法第二十五 276

定分第二十六 283

名句索引 293

《商君书》导读

以法治国的原则、推行与实践

——《商君书》的现代意义

梁万如

《商君书》，又叫《商君》、《商子》、《商君子》，作者是谁仍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书是由商鞅及其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将《商君书》归入法家，称“《商君》二十九篇”，实际上存二十六篇，其中两篇只存目没有内容，也就是说，具有完整文字记录的只有二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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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其人

商鞅（约前三九五—前三三八）属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卫国人，所以又叫卫鞅。他曾助秦孝公伐魏有功，秦孝公把商地十五个城邑赐予他，并赐号商君，是以后世又称其为商鞅。

在战国初年，国与国之间争雄略地，为了自保和拓展国土，变法图强是各国的主要任务。当时魏、楚等国为了安邦定国，变法不断。商鞅熟谙儒家、墨家和兵家等思想，受到当时变法风潮的影响，对法家思想尤有好感。卫国是个弱小的国家，要实践治国之能，对于商鞅来说，没有太大的发挥余地。后来商鞅到了重用李悝、实行变法的魏国，投靠魏国相国公叔痤。公叔痤很赏识商鞅的才华，想将他举荐给惠王，可惜遭到拒绝。这时，秦国招纳人才，想实行改革，商鞅转而投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

《史记》之《秦本纪》及《商君列传》，都记载了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的事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订定明确的法令，赏善罚恶，强化管治。商鞅曾助秦孝公两次推行改革，建立了完整的法治制度。商鞅重视农战，即将农业和战争结合，实行全民皆兵。如此一来，耕作既可自给，也保证了军事补给，从而令秦国的对外扩张，节节胜利，在当时颇令人瞩目。

可是，《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的评价，似乎并不正面：“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太史公认为商君刻薄少恩，最终声名狼藉。这个评价与商鞅破魏时使用诡计及言而无信有关，也与商鞅的刻薄性格不无关系：商鞅得罪了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为太子时犯法，商鞅秉公执法，曾对太子的老师施刑），被秋后算账，最后身死族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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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其书

西汉之前，并未有《商君书》一名。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开塞》与《耕战》被视为单篇的文字流传甚久，但是书仍未编，至少《耕战》一名后来不获采用；而《商君》作为定本，正式被编入经籍之中，可以说是由刘向编《汉书》开始。后来，裴松之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注释之中，曾经引述《诸葛亮集》，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可见，《商君书》辑录成书是汉以后的事情。

《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已把《商君》改称《商君书》。唐代目录书《旧唐志》则称之为《商子》，并指出：“商鞅撰。”而《新唐志》称之为《商君书》，下注：“商鞅，或作《商子》。”《群书治要》则称之为《商君子》。

到了宋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又称其为《商君书》；而北宋的官修目录书《崇文总目》、私人藏书家晁公武所写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称之为《商子》。

清《四库全书》指《商子》这个名称是来自《隋志》，不过翻阅《隋志》只见《商君书》一名。清人严万里著有《商君书校注》，踵事增华，他在总目中说：“隋、唐志及唐代注释家征引，并作《商君书》，不曰《商子》，今复其旧称。”及后，学者高亨也以《商君书》为通行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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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的思想特点

商鞅是个原创性很强的思想家。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他认为效法古代不一定能成功。在《更法》、《开塞》等篇章之中，他指出尧、舜、禹治国之法都不一样，可见治国无定法，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必要效法古人，只要找对自己所走的路，国家一样可以治理好。《更法》中阐明了这个意思：“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又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国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正如夏、商、周三代及春秋五霸各以不同的方式成就王道霸业一样。《开塞》中更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为什么不要效法古人呢？因为效法古人会令国家追不上社会的实际发展要求，以致拘泥于现状而困窘于形势。夏、商、周三代不互相效法都可以成就王道，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必相同。

这个理论，成为商鞅治国的理论根据，他继而摒弃儒家思想，开创了一个治国的思维格局，那就是以法治国。

以法治国的理念

以法治国，即制定不同的规章制度，管治民众，驾驭人心，由此整顿国家，达致国富兵强的目的。《去强》中说：“以法治者，强。”《慎法》中说：“法任而国治矣。”肯定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开塞》更认为法制与君主两者同样重要：“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能够把散乱的民众管治好，是天下人所乐见的。但是国家有君主而没有法制，等同于没有君主，就算有法制，若制法或执法不妥当，也等同于国家没有法制。这就把法制提高到一个颇为重要的层次，法制体系不健全等同于没有法制，也等同于国家没有君主。

商鞅为确立法制的重要地位，批评维系纲纪伦常的儒家思想，从而为立法铺路。《画策》提出：“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靳令》更大力反对儒家：“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认为儒家经典和纲常礼教是令国家积弱的主要原因。既然儒家思想不能有效管治国家，那只有确立良好的法制才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如何立法？可以因应时机和观察风俗来确立法规，《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立法也要明白易知，务必令人人都能理解。《定分》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什么人人都要懂得法制？人人皆懂，法制便容易推广，更容易为人所共守，知法犯法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以刑去刑的赏罚原则

商鞅重视赏罚，在赏善罚恶两者之中，更重视用重刑，认为重刑能有效阻止民众犯法。民众因怕严刑而不敢犯法，反过来就不需要刑罚了，这就是以刑去刑的意思。《赏刑》说：“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定立重刑的原意并非要伤害民众，而是要禁止人民干犯任何奸邪过失。所谓重刑，其实就是酷刑，《境内》说：“不能死之，千人环规，黥劓于城下。”如果怕死不上战场，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在脸上刺字和割下鼻子的刑罚。重刑之下，甚至会株连那些与犯罪者有关系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犯错，但一样会受牵连。《垦令》中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讼，很刚之民不斗，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就是说，在重刑之下，急躁的人不敢争吵，凶残霸道的人不再打斗，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挥霍的人也不再浪费，谄媚、令人厌恶及变诈的人不敢行骗。

相对于施行重刑，也要论功行赏，但是要重刑少赏。为什么呢？《靳令》有这样的解释：“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刑罚重而赏赐少，这是君主爱护人民，人民会为了得到赏赐而拼死效力。赏赐重而刑罚轻，这是君主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会为了赏赐而拼死效命。

商鞅不是不重视赏赐，而是主张赏赐得其法，避免滥赏；对于那些投身农战的人，赏赐就多了。《境内》更说明了爵位制度和论功行赏的具体落实方法，主要以在战争中杀人的数量作为标准，多杀多赏，受赏赐的人可以获得田宅土地，也可以任官或者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