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余汇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之最后一册。初，余在民国二十年秋始赴北京大学任教，即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讲论有清一代之学术。越二年，全部讲义成稿，付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出版；距今已四十余年。稿既成，又获戴东原《孟子私淑录》一种，乃戴氏未刊之稿，又章实斋未刊稿二十余篇。时日军已占北平，余藏其稿于衣箱之底，辗转自天津抵香港，携赴衡山南岳，又转自昆明携赴成都；始刊布于四川省立图书馆之《图书集刊》。有关章氏各稿，嗣经大陆再版，又分散入章氏之《文史通义》中；而戴氏一稿，则抗战胜利后，迄未为人注意，今以附刊此集中。
　　又余在成都，受政府之命撰《清儒学案》一书。时政府拟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其前三朝分嘱他人删约黄、全两《学案》为之；清代以诿余，定时限，定字数。余在成都郊外赖家园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穷日夜之力依约草成。时适有友成都新识彭云生教授亦治理学家言，赴西安，余恳其代搜有关清代关学各家成书。云生觅得近二十种左右携返，有清一代关学材料几备，其中极多外面未流传者。余撰《学案》此一部分，最自惬意。又余为李二曲撰新年谱，凡二曲一生思想著作，分年编人，所化精力为尤多。又余从四川省立图书馆及赖家园某氏藏书中得遍读“宁都七子”之各书，自谓此一编亦甚得意。其次则为苏州汪大绅以下，彭尺木、罗台山各家集，亦提要钩玄，颇费苦心。窃意《学案》一书，此三编或稍有价值。惟其时生活，备极穷窘，中午吃面汤，晚餐进稀粥，终未得白米饭入口。稿成不及另钞副本，即邮寄重庆国立编译馆。不意其他宋、元、明三朝《学案》之节本皆迟未交稿；而编译馆拟俟全稿交齐始付印。而日军忽投降，胜利还都。余之《学案》一稿，乃由编译馆雇船载返南京；有数箱书中途沉没长江中，余稿亦在内。仅有《序目》一篇，余寄稿前录存，曾刊于四川省立图书馆之《图书集刊》内，一鳞片爪，姑供想像者惟此已。
　　及余既撰《朱子新学案》，又草写《研朱余沈》一书。其前诸家均已散入本编之第六、第七两册。此编所收，如顾亭林、吕晚村诸人，于《学术史》为重见，但写法微有不同；如陆桴亭、王白田诸人以下，则于《学术史》后又重写；又有旧稿如顾景范、崔东壁诸篇，乃在北平旧作；本编最后章太炎一篇，则应中央研究院五十周年纪念所写。汇收于此，先后亦逾四十年矣。回念前尘，不胜惘然。
　　余患双目不能见字，及今已近两年。此编各稿皆由及门何君泽恒代为搜集，又代校字；积年陈稿，已不能亲读一过，一仍其旧，未能续有所改定，幸读者谅之。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三编八册，汇集了作者六十年来讨论中国历代学术思想而未收入各专著的单篇散论，为作者1976-1979年时自编。上编（1-2册）自上古至先秦，中编（3-4册）自两汉至隋唐五代，下编（5-8册）自两宋迄晚清民国。全书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
　　本册专论有清一代。作者为治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名家，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影响很大。本册各篇虽写作时间跨度很大，但多为《学术史》后之作，因此某种程度上是对该书的补充增订。作者四十年代还写过一部专著《清儒学案》，惜在抗战中沉埋江底。《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收录了1942年发表的《（清儒学案）序》，由此可略窥作者当年的写作理路，殊为难得。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序
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
读《朱舜水集》
陆桴亭学述
顾亭林学述
王船山孟子性善义阐释
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舆纪要》
跋嘉庆乙丑刻九卷本《读史方舆纪要》
陆稼书学述
吕晚村学述
读张穆著《阎潜邱年谱》再论《尚书古文疏证》
记姚立方《礼记通论》
续记姚立方《诗经通论》
王白田学述
记钞本戴东原《孟子私淑录》
附《孟子私淑录》
读姜白岩《尊行日记》
钱竹汀学述
读段懋堂《经韵楼集》
记《钞本章氏遗书》
《崔东壁遗书》序
读《古微堂集》
罗罗山学述
朱九江学述
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
余杭章氏学别记
太炎论学述
《清儒学案》序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
　　大较而言，清代理学，当分四阶段论之：一日晚明诸遗老。当明之末叶，王学发展已臻顶点，东林继起，骎骎有由王返朱之势。晚明诸老，无南无朔，莫不有闻于东林之传响而起者。故其为学，或向朱，或向王，或调和折衷于斯二者，要皆先之以兼听而并观，博学而明辨。故其运思广而取精宏，固已胜夫南宋以来之仅知有朱，与晚明以来之仅知有王矣。抑且孤臣孽子，操心危而虑患深，其所躬修之践履，有异夫宋、明平世之践履；其所想望之治平，亦非宋、明平世之治平。故其所讲所学，有辨之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作最后之论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于理学旧习套而别辟一崭新之蹊径者。不治晚明诸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观水而未观其澜，终无以尽水势之变也。
　　其次日顺、康、雍。遗民不世袭，中国士大夫既不能长守晚明诸遗老之志节，而建州诸酋乃亦唱导正学以牢笼当世之人心。于是理学道统，遂与朝廷之刀锯鼎镬更施迭使，以为压束社会之利器。于斯时而自负为正学道统者，在野如陆陇其，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如是而止；在朝如李光地，则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往者杨园、语水诸人谨守程、朱矩者，宁有此乎？充其极，尚不足追步许衡、吴澄，而谓程、朱复生，将许之为护法之门徒，其谁信之！其转而崇陆、王者，感激乎意气，磨荡乎俗伪，亦异于昔之为陆、王矣。
　　又其次日乾、嘉。理学道统之说，既不足餍真儒而服豪杰，于是聪明才智旁迸横轶，群凑于经籍考订之途。而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自不可掩，一时学人终亦不忍舍置而不道。故当乾、嘉考据极盛之际，而理学旧公案之讨究亦复起。徽、歙之间，以朱子故里，又承明末东林传绪，学者守先待后，尚宋尊朱之风，数世不辍。通经而笃古，博学而知服，其素所蕴蓄则然也。及戴东原起而此风始变。东原排击宋儒，刻深有过于颜、李，章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洵为确论。然实斋思想议论，亦从东原转手而来。虫生于木，还食其木，此亦事态之常，无足多怪。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今徽、歙间学者，久寝馈于经籍之训诂考据间，还以视夫宋、明而有所献替，亦岂遽得自逃于宋、明哉？故以乾、嘉上拟晚明诸遗老，则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荡，乾、嘉之所得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
　　又其次则日道、咸、同、光。此际也，建州治权已腐败不可收拾，而西力东渐，海氛日恶，学者怵于内忧外患，经籍考据不足安定其心神，而经世致用之志复切，乃相率竞及于理学家言，几几乎若将为有清一代理学之复兴。而考其所得，则较之明遗与乾、嘉皆见逊色。何者？其心意迫促，涵养浮露，既不能如晚明诸遗老之潜精抑彩，敛之有以极其深；又不能如乾、嘉诸儒之优游浸渍，涉之有以穷其广。徒欲悬短绠而汲深井，倚弱篙而渡急湍，则宜乎其无济也。量斯时之所至，其意气发舒，若稍稍愈乎顺、康、雍之惨沮郁纡则已耳。要之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则昭昭无可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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