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前言

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臧仲伦

《地下室手记》(1864)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里程碑，是他步入创作巅峰时期的定鼎之作，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宣言式的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他以后享誉世界的五部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总序。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称，这部小说构思于1862年末，成书于1864年。其实，作者早在鄂木斯克监狱（1850年1月—1854年1月）就已开始构思这部原名《忏悔录》的小说了。作者在他1859年10月9日写给他哥哥的信中就曾提到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思：“我是在狱中的铺板上，在忧伤和自我瓦解的痛苦时刻思考它的。”“在这部小说中，我将放进我的整个带血的心。”并说，这部小说“将最终确立我的名声”。

这样一部作品，这样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其哲理之深刻，思想之深邃，剖析之深入精准，结构之奇特，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分。可是这部作品，长期以来，却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诟病。

其因盖出于1934年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尔基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一人物是“带着一种为了个人的不幸与苦难，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迷恋而不知餍足地实行复仇的人的心情”。接着他又说：“人们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理的探求者。如果他真的探求了的话——那么他是在人的野兽的、动物的本能里找到了真理，而且不是为着驳斥，而是为着辩护才找到了它。”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地下室人”是文学形象，“地下室人”的观点并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将自己的一些经历（如上学时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加诸他所塑造的这一人物身上，但他毕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把人物放在主体位置上与之对话，使小说具有许多独立的声音；作者在讲主人公的故事，使用的却完全是主人公自己的语言和概念。把“地下室人”的思想感情看成是作者的自况，并非自高尔基始，在他以前的“陀学”研究中也屡见不鲜。

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不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而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的草稿中写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描绘了地下室的悲剧，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又无法达到它，而主要是这些不幸的人深信，大家都这样，因此也就不值得改弦易辙了！”最后，他又说：“造成蛰居地下室的原因”在于“自暴自弃，不相信共同的准则。‘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地下室人”的恶，“地下室人”的卑劣，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因为那个万恶的社会。他的过错是同流合污，无法自拔。请看，“地下室人”最后痛心疾首地说：“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哀号啊！

鲁迅说得好：“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原本是个失意的穷官吏，历经坎坷，受尽屈辱，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发达，洞察一切，愤世嫉俗。可是他又生性软弱，既无力改变世界，又无力改变自己。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想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只是随心所欲（“自由意愿”）和为所欲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却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却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狂人。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他之所以被人目为“怪人”，“狂人”，就是因为他爱发牢骚，爱说怪话。“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诚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地下室人”就是俄国的哈姆雷特。不过这哈姆雷特不是丹麦王子，不是俄国的地主或贵族，而是一名俄国的穷官吏或平民知识分子，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地下室耗子”，是“非英雄”（антигерой）。

但是，这种人并不是当时俄国的个别现象，而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是至今还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俄国“陀学”界则称他是俄国“多余人”的当代变种。

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都有一种精神美，思想进步，行为高尚（虽然不乏骄横恣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却道德败坏，行为卑劣。“多余人”言行脱节，无所事事，“地下室人”则秽行不断，眠花宿柳，宿妓嫖娼。他满口“美与崇高”，可是却反其道而行之。《地下室手记》实际上就是新时代的《多余人自白》。“地下室人”曾这样说到他自己：“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我是一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思想发达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样。”这是一个敢于把自己叫作蛆的伟大的蛆。

有一位俄罗斯的权威学者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露角的作品之一，嗣后，他再也没有如此露骨、如此直言不讳地披露过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会主义，第一次公开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非道德的个人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这话未免有危言耸听之嫌。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说，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因此，某些人“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拟定的“幸福体系”，只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单凭教育就能改造好的，因为人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自己的“自由意愿”支配，有时还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对自己不利，却故意为之，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

最后，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地运用了音乐中的“对位法”，即表现人们复杂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或“复调小说”：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人物，有时运用内心独白，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彼此既一致而又不一致。妓女丽莎的痛苦心理与小说主人公因横遭人们凌辱而产生的愤世嫉俗是一致的，但他的自尊心又使他由怨生恨，变得凶狠起来，又与丽莎的觉醒不一致。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奔腾澎湃而又深不可测。

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无奈与悲剧，人人都有切身体会，但又难以言说。

2012年3月19日

于北大承泽园

  “地下室”隐喻着每个人内心隐秘的角落，读者可以从中找出自己的影子。

    北京大学已故著名翻译家臧仲伦先生的经典译本，漓江一家版权。

    2019新版从设计形式上努力体现这部经典小说的当代性：它没有过时，它很酷，因为它很深刻，历久弥新。

《地下室手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全部艺术特色，内容深刻，形式诡异，既像小说，又像忏悔录，又像哲学论文。作品主人公既像坏人，又像好人；既像小人，又像一个饱经沧桑、逆来顺受的人；既像英雄，又是“非英雄”，又什么都不像。……“地下室人”被认为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但是又有人认为，“地下室人”是俄国的哈姆雷特，是“多余人”的当代变形。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那个时代的“真理的探求者”。《地下室手记》成为一本越来越受到世人追捧的书，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五部长篇小说的总序，是其创作涯的里程碑。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无奈与悲剧，人人都有切身体会但又难以言说的，尽在此书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齐名。他所走过的是一条极为艰辛与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复杂、矛盾的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地下室手记》等。

臧仲伦，当代著名翻译家，江苏武进人。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多，如《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地下室手记》等，其他译作有《驿站长》《钦差大臣》《塔拉斯·布尔巴》及《往事与随想》（与巴金合译），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短篇杰作、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屠格涅夫的《文论》等，影响广远。

一 地下室

二 雨雪霏霏